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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他会来这一着。他这一着很灵，战士们虽然没吱声，但眼神和表情明显地倾向于他。人都是势利动物、自私动物。当处在旁观状态时，他不偏不倚；当被裹挟到事件中后，他就会放弃客观立场，维护偏狭的自尊和容誉。
而由于对赵春来的卑鄙伎俩格外生气，由于争胜的心理越来越强，我的说话也就没了把门：
“毛主席没说工农兵也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原话，但他说，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谈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时，他还说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他这句话并没专指哪种人，但应包括一切改造客观世界的人。还有在谈合作化运动时，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你把自己同工农兵摆在一个位置上，太不自量力了。你不要忘了，你接受的正是工农兵的再教育。”他指着周围的战士说：“这里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你别指导员不服，战士不服，总以为自己高明。”有的战士露出了微笑。
李雪华看出形势发展下去会对我不利，所以出来劝解：
“老施，别说了。说多了不好，伤和气。”
我欲罢不能。赵春来既已不仁，还煽动战士对我的敌意，我就不能束手待毙。一个致强敌以死命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必须狠狠揭露他，让他当众出丑。
“赵干事，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假，但接受的是他们整体的教育，并非每个人的教育。工农兵中有许多人值得我学习，但不是每个人都是我的楷模，你就不是。如果单个地比，你根本就不配。翻翻你的老底，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比我多多了。我至少还没装积极混到党内，提了干部就开始泡病号。也没像你那样整天鼓动老婆算卦挣钱。你一个唱二人转出身的下流货，老蹦蹦搭搭地跟我挑什么衅、卖什么关子？我又不抢你的饭碗，你少他妈的跟我纠缠！”
赵春来原先还很得意，听到我的揭露，暴跳如雷。他一边喊：“你这个臭知识分子太狂了，我找你们指导员去。”说完转身夺门而出，奔向连部。
我自己虽有一时的满足，但心里马上被气恼和担忧所充塞。赵春来向连里团里告状肯定对我不利。在部队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我是个没有任何级别的“臭老九”呢？对我的评价和舆论必定向恶的方面发展。万一他们以不合格为理由无限期地延长我的锻炼怎么办？我后悔自己的冲动，熬了半年却熬不了一时，弄得前功尽弃。而且和一个小丑争气有什么用？整个时代都如此荒谬、都无法改变，怎么能把一个装满大粪的脑袋扭过来？自己何必为知识分子的名誉去充当无名的勇士？假如自己的呼喊确实能震醒一个时代的人们，那么掉了脑袋也还值得。在荒无人烟的角落里愤愤不平，无异于蚊虫的嗡嗡。想到此，我心里万分灰颓，重又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十八、 暗算
同赵春来争吵的第二天晚上，我照例去找卫生员针灸膝关节。
我原想放弃这次针灸。因为卫生员住在连部的隔壁，我怕在这里遇见赵春来或指导员、出现尴尬的局面。但我的膝关节疼得要命，昨天晚上几乎一宿未眠。说来奇怪，人的身体有时和他的性格形成一种天然的默契和感应。我总觉得我天生是一个别扭的人，我的性格与现实不相吻合，我的几种病也得不到现世医学的确诊和治疗。我整宿整宿地做梦，一分钟也不会停歇。这些梦离奇古怪，就是弗洛伊德活过来，他也未必能够解析明白。梦里的画面与现实场景毫不沾边不说，可疑之点还在于：第二天我头不疼、眼不花、精神头儿不减，照样看书学习。因此每次就诊，医生都表示摇头。神经衰弱？不是。神经官能症？也不是。我的膝关节和关节炎症状相去甚远，和大骨节病也不沾边。但一走长路、一干重活，便疼痛难熬。晚上躺在床上有增无减，难忍之时你恨不能把它们锯掉。多少年后当我读到章永粼遭到体罚睡不着觉的感觉，我以为那简直就是写我。因为吃药不济事、贴风湿膏不管用，卫生员建议我针灸。我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和他进行试验，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
卫生员是六九年入伍的小兵，今年刚刚十八虚岁。他满脸稚气，做事还像个孩子。我进屋时他正生家里的气，嘟嘟囔囔埋怨家里一个月不给他写信。可我问他想家不想时，他又说不想，家里不来信才好呢，那样他还可以省八分邮票钱呢！
卫生员给我扎上针，说半个小时后拔针。交待完后，他便出去找北京老乡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豆大的烛光一闪一闪地在南面临窗的桌子上跳跃着，忽而左忽而右地往两面墙壁涂抹着暖壶、卫生箱等各种不规则的图形，把屋子显得格外幽暗。我好像重又回到童年时没有电灯的房子里，各种黑影的晃动唤起人的恐怖感。烧炕冒出来的烟还没飘散出去，在屋顶上盘旋游动，顺着门楣丝丝缕缕地往外流。我无聊地坐在铺边上看着这些室内风景，心里想着卫生员刚才说的话。他多单纯，说不想家就不想家，只要用一个自欺欺人的方法就能把自己安慰住。假如我能像他该多好。可是我试过多少回，想制止对父母、对瑞珊的思念，然而无济于事，制止从没融进我的血液。或许弗洛伊德老先生说的对，潜意识是一种巨大的内驱力，生命的血源本能总把我从现实环境中拉向父母、拉向瑞珊。置身于烟薰火燎的室内风景，我异常想念家乡的住屋。它虽然和此处一样都是劣质房屋，但室内空气新鲜，电灯明亮。更重要的是那里有老父老母的慈祥和温暖。临来前在家休息的半个多月里，他们每天晚上都端详我的脸，讨论我胖了还是瘦了。每天都多弄几个我爱吃的好菜，一边瞅着我吃，一边督促我多吃。他们瞅得我心慌，瞅得我悔愧。因为我年近三十，却无力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哪管是万分之一。我心里最感沉重的是，父亲一直把我看成他生存的希望，但我却无法敞开他希望的亮光。记得五九年冬天饥饿把我拖到了死亡的边缘，我整日处在昏迷状态。一次苏醒过来，我聚集所有的力量，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安慰几句父亲。他脸贴脸地听着我的话，我分明感到他那流水般的眼泪烫着我的两腮。父亲嚎啕大哭，对着我的耳朵喊：“孩子啊，你不能走啊。你是爹的一杆大旗，你倒了爹也不能活了。”后来听姐姐说，他不顾当时禁止封建迷信活动，在东墙立下一个神龛，天天给祖宗烧香磕头，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要求保住我这棵施家的苗。他还把自己压了四十年箱底的狐狸皮大皮袄卖给了一个干部，专门用来补养我的身体。我心负重荷，焦躁地盼望大学毕业，以便卸下父亲肩上的担子。在农场锻炼期间，我把月月节省下来的钱都邮给了父亲。可他们分文不动，全都给我攒了起来。都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可是是谁叫我们天天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呢？是谁不让我们扶侍爹娘、赡养爹娘的呢？我那老态龙钟的父母何时才能享受一点儿子的孝敬呢？
忽然隔壁传来激烈的谈话声。
“这人太骄傲，太不自量力了！他自吹能当好指导员，还说自己改造好了，我们的战士不配对他进行再教育。简直狂妄已极。”不用说，是赵春来的声音。
我的心跳加快了，脑袋嗡嗡作响。他们干什么，为什么背后议论人，还暗中篡改我的原意，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听说，他还当着战士的面对你摆出批判斗争的架势？”是指导员的声音。
“是这样。就在我说他当不了指导员之后。他不光瞧不起我，还瞧不起师长。开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时，师长在台上讲话，他在底下撇嘴，说师长讲话没水平，半天吐不出一个字，这样的师长谁都能当。他甚至怀疑师长是当年林副主席手下的三只虎。”
“真有这样的事？”指导员问。
“真有。他跟我坐在一起，附着我的耳朵说的。”
赵春来完全是一派胡言！师长讲话那天，赵春来背着军用包缩头缩脑地找地方。他看到我坐在最后一排，于是凑到我身边坐了下来。在师长讲话中途，他趴在我耳边说：“堂堂一个师长，说不出一句完整话，一个句子得叫他劈成八瓣念。这也叫师长。要是老百姓，谁听他唠叨。你信不信，施大学，人有威信没威信不在能力，而在有没有官衔。”他一边说着一边摇晃着脑袋。
师长讲话能力确实很低。但我的身份决定我不能对此说长道短，万一传出去，就会带来难以想像的后果。而为了敷衍赵春来，我说：“不是说，师长是林彪打锦州的一只虎吗？有些首长是八路出身，叫他们打仗可能神勇无比，叫他们讲话，则有些难为他们了。”赵春来鼻子一紧，“哼”了一声，说：“什么猛虎？无非是尖刀连里的一个小排长。林副主席要是真的看中了他，早把他调到身边去了。”我惊讶于他的敢说，在假正经把人们变得非常古板、相互戒备的时候，他的心腹话还真有点空谷足音。我尤为感动的是他竟能对我掏出肺腹之言。当然我是不会把我的心里话全都告诉给他的。赵春来还远远没有走进我信赖的世界。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说的话转嫁到我的身上？难道说是怕有一天我会揭发他，因而来个先下手为强，对我倒打一耙？这真是一个无耻的小人、一个地地道到的流氓！我气得直要喊出来，直想跑过去和他当面对质。然而我不能喊、不能辩诬——他们在开会。这样和他们理论不但洗清不了自己，还会给他们送上新的问题——偷听组织的会议。现在我只能听凭他们的诬陷，待将来找到我时再进行辩白。何况我的腿上扎着十来根银针，根本无法动弹。我索性听起他们的表演——反正不是有意当一个小人。
薄薄的纸壁传来指导员的声音：
“大家想想，根据自己平时和他的接触，看看他还有什么问题。他来到咱们连队，咱们有帮助他的任务。团组织股股长王义明特意瞩咐我，要注意对他的考察。行，咱们留下；不行，咱们就踢出去，不能让他成为部队的包袱。”
他说完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声音。
“施大学平时很能干，跟大家处得很随便的。没想到还有这么些坏思想。嘿，嘿，我们怎么没注意到？”这是指挥排司机班班长张锁的声音。张锁是河南人，因为家乡贫穷，回去安排不了工作，所以已经超期服役三年了。张锁向来与人为善，与人无争。在老班长中他是惟一不辱骂新兵又事事干到前头的人。他开车技术好，曾多次救险。一次走山道时一台炮车后面的一个轮胎滑到坡下又卡住了，情况万分危险。车上有炮弹，也有人。人不能下，一下必失重。重新启动则需又快又稳，必须一下子冲上坡，不能打一点误。我从另一台抵达山顶的炮车上跳下来，眼看着这辆车就要掉到深渊下。在千钧一发之际，张锁叫年青司机出来，自己爬进驾驶楼，还没等我反过神来，张锁已把炮车开到了山道正中。但张锁不善于表达，说话语无伦次。连队干部常常批评他只顾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遇到此时，张锁总是嘿嘿一笑，像是自嘲。这回发言更不能令干部们满意，因为他的发言里明显还有为我评功摆好的嫌疑。
“我早就提醒你，不要只顾埋头拉车而不注意抬头看路。你连放在眼皮底下的事都没知觉。前一段时间，他在饭前念的那些稿子篇篇是丑化战士的，和《逆风千里》写我军打了败仗、松松垮垮的样子不是一样的吗？”
“嘿嘿。”张锁憨笑着，“我那时还以为挺对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嘿嘿。”张锁的“嘿嘿”既是对自我低能的谦虚认可，又是对批评的全盘接受，它兼具防御和瓦解攻击的作用。人们总是在他的嘿嘿声中达成谅解。指导员也被他的“嘿嘿”软化了，他降低了声调：
“说你缺乏路线觉悟就在这儿。要学会分析，凡事都要看什么人做的，什么人说的。是不是！”指导员的宽厚中透露出出严肃。
“指导员说的对。毛主席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
故的恨。人总是从一定的阶级立场说话。同样的事，不同身份的人说出来做出来，往往目的不一样。咱们战士说话可要分清是非、不能帮倒忙。”是赵春来在启发。
“是，是。”张锁大概没想到自己一句疑惑的话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而要在部队多留一点时间，必须看人脸色行事。所以他连忙答应。
指导员和赵春来的“下马威”引导果然生效，紧接着就有一个发言顺着他们递出的杆子爬上来：
“我说。”他的公鸭嗓一听就知道是谁：我所在班的班长王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