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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他于一九一五年在蒙特里尔和萨拉·伊万杰琳·卡特勒小姐结过婚了，而她至今还住在那里。”
“雷克斯，这是真的？”
雷克斯站在那里，正用鉴定的眼光打量着手里拿着的一个飞龙玉雕；他小心翼翼地把玉龙放回到那只乌檀木底座上，接着就冲着所有的人坦然而天真地微笑着。
“这倒是真的，”他说，“那又怎么啦？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大惊小怪的？她现在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她不是我要的人。她根本没有怀着什么好意。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孩子哩。像这类错误谁都可能犯的。我早在一九一九年就离婚了。在布赖德告诉我以前，我连她现在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呢。这有什么可吵闹的呢？”
“你早该告诉我的，”朱莉娅说。
“你从来也没有问过呀。老实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想起她来了。”
一望而知他是真诚的，他们也只好坐下来冷静地谈论这件事情。
“你这个可怜的小傻瓜，难道你不明白，”朱莉娅说，“当你的另一个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是不能再结婚的？”
“可是我没有哇。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我们已经在六年前离婚了。”
“可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是不能离婚的。”
“我当时可并不是天主教徒，而且我离婚了。离婚的文件我在什么地方放着呢。”
“难道莫布雷神父没有跟你讲解过结婚的问题吗？”
“他倒是说过我不能和你离婚的。喏，我也不想离呵。我记不住他跟我讲的一切——什么神猴啦，天主教的大赦啦，临终四件大事啦——反正如果把他的话都记住的话，我就没时间干别的事了。不管怎么说，你们的那位意大利表妹弗朗西斯卡又怎么样？她就结过两次婚嘛。”
“她获准取消婚姻。”
“那也行，我也取消婚姻。需要花多少钱？从谁那儿可以取得呢？莫布雷神父受理过吗？我只想做正正当当的事。没有人告诉我呀。”
费了好长时间才算使雷克斯认识到他的婚姻上存在着严重的障碍。他们一直讨论到吃晚饭的时候，仆人们在场的时候就沉默不讲了，到只剩下他们的时候，讨论又重新开始，一直延续到午夜以后很久。争论几起几落，兜着圈子，就像一只海鸥忽而盘旋环绕，忽而急转直下，此时飞临大海，无影无踪，随后又钻入层层阴霾，在枝节琐碎的循环反复中迂回穿行，忽而又正好落在泛起沉渣的地方。
“你们想让我怎么办呢？我该去见谁呢？”雷克斯不住嘴地问，“别说没有人能够决定这件事吧。”
“没有办法啦，雷克斯，”布赖兹赫德说，“这只意味着你们的婚事不能办了，我很抱歉，从任何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都是太突如其来了。你自己应该告诉我们这件事的。”
“喂，”雷克斯说，“你说的也许并不错；严格按照法律，也许我不该在你们的大教堂里结婚。可是大教堂已经预订好了，教堂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而红衣主教对这件事又不知道；莫布雷神父对这件事也是一无所知。除了我们，谁也不知道。那又何必这么添很多麻烦呢？只要一直不声张，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好像没这么回事一样。这样，不是对谁都没有损失吗？也许我担了将来下地狱的风险。得了，我准备担这个风险吧。这和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没有？”朱莉娅说，“我不相信教士们无所不知。我不相信为了这种事情就要下地狱。我知道我决不相信什么地狱，尽管如此，这却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事。我们也并不要求你的灵魂冒什么风险。只是请走开吧。”
“朱莉娅，我恨你。”科迪莉娅说着就走出了房间。
“我们大家都累了，”马奇梅因夫人说，“如果还有什么话要说，我提议到早晨再说。”
“可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布赖兹赫德说，“倒是还要讨论用什么最稳妥的方式来结束这件事。这个由我和妈妈商定。我们必须在《泰晤士报》和《晨邮报》上登一个启事；这些礼品都得退回去。我不知道女傧相的礼服通常该怎么办。”
“请等会儿，”雷克斯说，“请等会儿。也许你是能够不让我们在你们的大教堂结婚。好吧，见鬼去吧，那我们就在一个新教教堂里结婚。”
“这个我也不许可。”马奇梅因夫人说。
“可是我认为你办不到，妈妈。”朱莉娅说，“你知道，我做雷克斯的情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还要继续做下去，不管和他有没有结婚。”
“雷克斯，这是真的吗？”
“不是的，该死，不是的，”雷克斯说，“我倒希望是真的呢。”
“我看我们只好等到早晨再讨论这件事，”马奇梅因夫人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再谈下去我受不了啦。”
现在，她连上楼都得靠儿子搀扶。
“你到底为什么要跟你妈妈说那种话？”过了许多年我问朱莉娅，当时她正跟我讲那场争吵的情形。
“这也正是雷克斯想知道的。我大概是因为我以为真是如此吧。并不是照字面上的意义说——虽然你一定记得我当时只有二十岁，光是听别人讲，谁也不会真正懂得‘实际的生活’是什么——不过，当然啦，我当时的话并不是说确实是真的。当时我不知道另外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和雷克斯的关系已经很深，不能说什么‘预定的结婚不能够举行’这类的话，然后就这样算了。我想要做一个诚实的妇女。从那时起我一直想望着——现在我才开始明白这一点了。”
“后来呢？”
“后来又是讨论来讨论去。可怜的妈妈呀。而神父们也掺合进来了，姑妈姨妈们也来插一手。五花八门的建议什么都有——什么雷克斯去加拿大啦，什么莫布雷神父去一趟罗马，看看是否有可能办理取消婚姻啦；什么我到国外先待上一年啦。正讨论到半截，雷克斯就给爸爸拍了一封电报：‘我与朱莉娅愿意按新教仪式举行婚礼。是否反对？’他复电：‘很高兴。’于是就把妈妈按法律禁止我们举行的事情解决了。接着许多人的呼吁和要求接踵而来。我奉命跟神父们、修女们和姑婶姨妈们谈话。雷克斯却不动声色地——或者说相当不动声色地——按照计划进行。
“啊，查尔斯，那是一次多么寒酸的婚礼啊！索沃伊小教堂在当时是离过婚的人结婚的地方——又简陋，又狭小，完全不是雷克斯原来打算的那个派头。我只要求在一天早晨溜进婚姻登记处，请两个打杂女工做证婚人，把这件事了结了就算了，雷克斯也无非是找来了女傧相，戴戴香橙花，奏奏婚礼进行曲而已。情形是令人厌恶的。
“可怜的妈妈的举动好像是个殉难者，她坚决要我披上她的花边网纱——喏，她多少也该这样做——那件衣服原本就是围绕着花边设计的。我的朋友都来了，当然，还有雷克斯称之为他的朋友的那群稀奇古怪的家伙。其他参加婚礼的人可就五花八门了。妈妈那边的亲戚当然谁也没有来；爸爸那边的亲戚来了一两个。那些老顽固们都躲得远远的了——你知道，其中有安克雷奇夫妇，查斯姆夫妇，范布勒夫妇——当时我就想：‘幸亏他们不在，反正他们总是对我鄙夷不屑的。’可是雷克斯大光其火，因为显然他希望正是这些人来。
“我还一度希望不要搞什么聚会了。妈妈也说我们不能使用马奇公馆，雷克斯就想给爸爸拍封电报，企图让家庭律师打头，率领筹办宴会的人抢占公馆。到最后才商定头天晚上在家里举办一个聚会，看看结婚礼品——很明显，按照莫布雷神父的看法，这样做是对的。再说，谁能忍得住，不去看看自己送的礼品呢，因此，这次聚会举办得还相当成功，可是第二天雷克斯在索沃伊小教堂为那些参加婚礼的来宾们举办的招待会可就太寒酸了。
“对待那里的承租人可是尴尬极了。最后还是布赖德赶来招待他们吃了一顿晚饭，并且在那儿举办了一个营火晚会，可是吃的根本不是他们原来指望的作为答谢的山珍海味。
“可怜的科迪莉娅真是有苦说不出。她原来特别盼望着做我的女傧相——这件事在我初次进入社交界时早就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了——当然，她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孩子。最初她不跟我说话。后来就是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当时我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搬到舅妈范妮·罗斯康芒家里去住了；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比较合适——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她就一头闯进来，她是径直从法姆大街来的，眼泪直往下流，求我不要结婚了，又紧紧地把我搂住，把她买的一个可爱的小胸针送给了我，然后说她祝我永远幸福。永远幸福啊，查尔斯！
“这是一次极其不得人心的婚礼，你知道。所有的人都站在妈妈一边，她们向来都是这样——并不是因为她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妈妈这一辈子得到过所有人的同情，唯独没有得到过她所爱的那些人的同情。大家都说，我对她表现得可恶极了。实际上，雷克斯发现他娶了一个弃儿，这结果与他原来的希望正好相反。
“你也看出了吧，一切事情看来进行的都不顺利。从一开始厄运就落到了我们头上。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雷克斯的。
“想起来怪可笑的，是不是？
“你知道，莫布雷神父一眼就识破了雷克斯的本来面目，而我结婚后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看出来。他简直不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只是一个人身上的一个细小的部分，发育得很不正常。像是装在一个瓶子里的什么东西，或者是在实验室里才存活的器官。我本以为他是一种原始的野蛮人。可是他却又完全现代化，又时髦，只有这个可怕的时代才能产生得出来。有一点人味，却装得像一个完整的人。
“好啦，这一切都过去啦。”
她跟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在十年以后，在大西洋上的暴风雨中
第三章
我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由于当时的总罢工回到了伦敦。
这次总罢工是巴黎的一个话题。法国人对旧日朋友的窘困处境总是眉飞色舞，而且把海峡对面我们那些相当含糊不清的概念都变成了他们自己十分精确的术语，预言将在英国发生革命和内战。每天傍晚报摊上都要宣扬这场厄运的消息，老相识们在咖啡馆里半带嘲讽地打着招呼：“哈，我的朋友，你在这儿总比在国内强多了，是吧？”直到我和几个与我处境相同的朋友真的相信我们的祖国处在危急中，而且我们的责任就在祖国那边为止。我们这伙人中还加进了一位比利时未来主义派，平时他是用一个我认为是假的名字：吉恩·德·布里萨克·拉·莫特，他宣称在任何地方任何战争中有权拿起武器对下层阶级作战。
我们这些人走到一起来了，都是精神抖擞的男子汉，大家盼望着到了多佛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近些年来在欧洲各地反复出现而且没有什么变化的历史情景，这种情景在我脑海里勾画出一幅清晰然而是拼凑出来的“革命”的画面——邮政局上红旗飘扬，有轨电车被推翻在地，到处是醉醺醺的兵士们，监狱被打开，被释放的犯人成群结伙在街头游荡，从首都开出的火车到不了目的地。这种情形人们在报纸上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并且在咖啡馆的桌子旁边反复听了六七年，这种情形现在成为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前都是间接听来的，例如所谓佛兰德的泥淖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苍蝇这一类的东西。
后来我们靠岸下船，遇到的却是旧时海关那套例行手续，正点到达的邮船联运列车，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月台上排成一行的、聚集在头等车厢旁的搬运工人，以及排成长队等待客人的出租汽车。
“我们要分手啦，”大家说道，“看看在发生什么事啦。晚饭的时候再碰碰头，那时再交换情况。”不过我们心里已经明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发生需要我们参加的事情。
“噢，亲爱的，”我父亲说道，他碰巧在楼梯碰见我，“这么快又见到你，多叫人高兴。”（我去国外已经有十五个月了。）“你回来正赶上困难的时候，知道吧。两天以后他们还要举行一次总罢工——全都是胡闹——所以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离开这里。”
我想起我放弃了的本来要在塞纳河畔路灯亮时举行的一个晚会和那里的同伴们——当时我正惦念着两位解放了的美国姑娘，她们合住在奥特伊尔区的单身宿舍里——这么一想，我真希望我没回来就好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皇家咖啡馆吃的饭。那天气氛倒多少有些战争的味道，咖啡馆里挤满了到伦敦来服国民义务兵役的没有毕业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