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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天那样——这时栗树开花，钟声清晰地高高飘过山墙和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的青春的柔和气息。是这种寂静使我们朗朗的笑声发出回响，使回声静静地、欢乐地在喧闹声中飘扬。在划船比赛周，一群妇女闹哄哄地来到这里，人数多达几百，她们嘁嘁喳喳，花枝招展地走在卵石路上，登上许多级台阶，游览观光，寻欢作乐，喝一杯杯红葡萄酒，吃面包夹腌黄瓜；撑着方头平底船在河上到处转，成堆地拥上大学游艇；她们出现在牛津泰晤士河上和大学生俱乐部里，爆发出一阵阵十分滑稽，叫人难受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逗笑的对话，她们在大学教室里的合唱特别引人注意。闯进来的这批人的喧闹声响遍了每个角落，在我们学院里，这闹声不是一般的喧闹，而是引起最粗俗骚乱的源泉。我们当时正在开舞会。在我居住的四方院子的前排楼房下已经铺起地板，支起帐篷，在门房周围摆满了棕榈和杜鹃花；最糟的是，那个住在我上面的胆小如鼠的管理自然科学学生的学监，把住房借给了外来人作女衣帽间，一张印好、宣布这桩侮辱性行为的招贴就挂在离我的橡木大门不到六英寸的地方。
对这件事情反应最强烈的是我的校工。
“凡是没有女朋友的先生们，请最近几天尽可能在外面用餐，”他沮丧地宣布。“您在学校吃午饭吗？”
“不在，伦特。”
“据说，为的是给下人们一个跳舞的机会。多么难得的机会！我得给女衣帽间买一个针插儿。他们跳舞干什么？我看毫无道理。以前在划船周从来没有跳过舞。庆祝舞会，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假期中，不是在划船周举行的，仿佛喝茶还不够、泰晤士河还不够宽敞似的。先生，若是你问我原因的话，这全是因为战争。要不是战争，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在一九二三年，对伦特说来，就像对成千上万其他的人一样，世道再也不会和一九一四年一个样儿。“现在，晚上喝点酒，”他接下去说，照他的老习惯，半个身子在门里，半个身子在门外，“或者请一两位先生来吃午饭，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跳舞。跳舞都是打仗回来的人带来的。他们年龄大了，他们没有学问，有不愿学习。真是这样，甚至有些人去城里共济会那儿同市民跳舞——学监会抓住他们的，你知道……哦，塞巴斯蒂安少爷来了，我不能站着闲聊，还得去买针插儿。”
塞巴斯蒂安进来——他穿条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白绸上衣，打了一条时髦领带，上面印着邮票图案，恰巧像我那条。“查尔斯，你们学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来了马戏团吗？除了大象，我什么都看到了。我得说整个牛津一下子变得非常特别了。昨天晚上，女人的数目猛增起来。你得马上走，避开危险。我弄到了一辆摩托车，一筐草莓和一瓶法国佩拉基别墅的葡萄酒——这是你没有喝过的酒，别装蒜了。这种酒就草莓可美极了。”
“咱们上哪儿去？”
“去看一个朋友。”
“谁？”
“一个名叫霍金斯的。身上带点钱，万一看到什么东西好买。这辆摩托是一个名叫哈德尔斯卡的财产。如果我摔死了，替我把破车还给他；我摩托开得不太好。”
在大门外，在过去做过传达室的冬季花园外面，停了一辆敞篷双座摩托车。塞巴斯蒂安的玩具熊放在车辆上。我们把玩具熊放在我们两人中间——“当心别让他生病”——然后开车走了。圣玛丽教堂的大钟敲了九点；我们险些撞上一个牧师，那人戴着黑草帽，留着白胡须，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沿着逆行线自由自在前进。摩托车横过卡尔法克斯，开过车站，不久就到了波特莱路的田野上。在那时侯，很容易到达田野。
“天不是还早吗？”塞巴斯蒂安说，“女人们还在干她们下楼以前独自干的事情。懒散的习惯毁了她们。我们走了。上帝保佑车主人哈德卡斯尔。”
“哈德卡斯尔究竟是谁？”
“他本来打算和我们一道来。也是懒散的习惯毁了他。嗯，我跟他说过十点见。他在我们学院是个很阴郁的人。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至少，我认为他是这样。他不能够白天黑夜总是哈德卡斯尔，他能这样吗？——否则他就会腻味死了。他说他认识我父亲，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谁也不认识我爸爸。社会上人人都避开他。你没有听说过吗？”
“可惜咱们俩都不会唱歌。”我说。
在斯温敦我们离开大路，太阳高高升起时，我们已经到达不用灰泥砌的石墙和细方石砌的房屋中间了。大约十一点钟，塞巴斯蒂安没打招呼就把车开到一条大车道上停了下来。这时天气已经热得使我们得找个阴凉地方休息。我们在榆树下草尖被羊啃掉的小丘上吃草莓、喝酒——像塞巴斯蒂安许诺的那样，这两种东西一块吃味道很美——我们点上了土耳其大雪茄，仰卧在草地上，塞巴斯蒂安望着他上面的树叶，我望着他的侧影，灰蓝色的烟没有一丝风干扰，一直飘到深绿色树叶的阴影里，烟草的甜香和周围夏天的甜香混合在一起，再加上芬芳的金色葡萄酒，仿佛把我们托举起来，离草地一指高，使我们悬在空中。
“这正是埋一罐金子的好地方，”塞巴斯蒂安说，“我想在我幸福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埋一件宝贵的东西，等到我变得又老又丑和不幸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把它挖出来，回忆往事。”
这是我进牛津后的第三个学期，但是，我把我和塞巴斯蒂安的结识看成我的牛津生活的开始，我是在上个学期中偶然遇到他的。我们不在同一个学院，来自不同的中学，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晚上他在我的学院喝醉了，而我住的又是四方院子前排底层的房间，我很可能上三四年大学也遇不到他。
我的堂兄贾斯珀警告过我住底层的房间是危险的。我刚到学校，只有他认为我是适合他细心指导的对象。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任何指导。当时，像往常一样，我父亲避免和我谈任何严肃的问题。直到上学前差不多两周时，他才提起学校这个题目，他迟迟疑疑、躲躲闪闪地说：“我正谈到你呢。我在科学俱乐部遇到你将来的院长。我想谈谈伊特拉斯坎人对永生问题的看法；他要谈给工人阶级增设讲座的问题；所以，我们互相让步，就谈起你来了。我问他将来给你多少补助。他说：‘三百镑一年；决不会再多给。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数目。’我认为这是个可怜的数目。我上学时得的津贴比大多数人都多。我回想起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想方设法多几百镑数目的差别都没有一个人的重要性和名声影响那么大。我考虑给你六百镑，”我父亲一边说，一边抽抽鼻子，每逢他感到有趣时就抽一下鼻子，“可是我想，假如院长听到了这事，他可能认为我存心对他不客气，所以，我还是给你五百五十镑。”
我谢了他。
“嗯，这是我娇惯你，但是，你知道，这全都是由存款里提出的……我想，到了我该忠告你的时候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人家的指教，除了咱们的远房亲戚艾尔弗雷德特地骑着马到鲍通来指教我。你知道他忠告的内容吗？‘内德，’他说，‘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求你做到。在校期间，每逢星期天都要戴礼帽，判断一个人，不靠别的，就靠他的礼帽。’你知道吗？”我的父亲一边接下去说，一边深深地抽一下鼻子，“我总是戴着礼帽的。有些人戴，有些人不戴。我从没有看到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也没有听见有人议论过这一点。但我总是戴着礼帽。这样做，不过是表明，凡是切合时宜的、非常有见识的忠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我能给你提出些忠告，可是我没有。”
我的堂兄贾斯珀弥补了这种损失。他是我伯父的大儿子，我父亲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家长”。他读到四年级，估计这个学期结束以前就会获得穿上牛津大学划船队员蓝色衣着的荣誉；他是坎宁俱乐部的秘书和大学三年级公共休息室的总管；他是那个学院相当重要的人物。我上大学的第一周，他就来正式拜访我，留下来喝茶；他吃了很难消化的一顿：蜂蜜小圆面包，油浸鳀鱼烤面包片，富勒氏胡桃蛋糕，然后他点上烟斗，躺在柳条椅子上，定下我应当遵守的行动准则；他谈到很多题目，甚至今天我还能逐字逐句地背下他所说的许多话：“……你是学历史的吗？一门相当不错的学科。最坏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科。其次要数‘现代伟人传’。你或是争取第一名或是第四名。任何中间的名次都没有价值。为了获得一个名次好的第二名，你花在上面的时间等于白白丢掉了。你得去听最好的讲演——比如说，听阿克赖特论述德摩斯梯尼讲演——不管这些讲演是不是你的学院主办的——衣服嘛，就像你在乡间那样的穿着。千万不要穿花呢上衣配法兰绒裤——永远要穿成套的衣服。到伦敦裁缝店去做，那里剪裁好，赊欠的期限也长……俱乐部吗，现在参加卡尔顿俱乐部，二年级一开始，就参加格里德俱乐部。如果你要参加大学生俱乐部的竞选——这也不是件坏事情——首先在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把你的名声扬出去，然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要去野猎山酒店……”对面山墙的上空映出霞光，然后就昏黑了；我往火炉里添一些煤，开了灯，看到他那条伦敦做的肥肥大大的运动裤和利安德牌领带很有气派。“不要像对待中学教师那样对待大学教师，应当像在家里对待教区牧师那样对待他们……你会发现，到二年级时你得花上半年时间去甩掉你在一年级结识的那些不中意的朋友……当心英国天主教徒——他们都是些口音很难听、搞鸡奸的人。事实上，你得机灵地避开一切宗教团体，它们只会招来祸害……”
他临走时说：“最后一点。调换一下房间。”我住的房间很宽敞，有向里凹陷的窗户，油漆过的十八世纪的镶花地板；我真走运，作为大一的学生就搞到这种房间。“我见过许多人，由于住在四方院子前排底层而毁掉了。”我堂兄严肃认真地说，“人们开始顺道进来。他们把外衣丢在你的房里，然后在吃饭前来取；你开始给他们喝雪利酒，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学院一切不良分子开了一个免费酒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识地听从了他的忠告。我当然没有换房间；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我的房间充满了花香。
一个人回忆往事时，容易把伪造的早熟现象或装出来的天真神气赋予他的青春时代，就仿佛改变画在门边记录身高的日期一样。我很愿意想象——我有时的确那样想象——自己用莫里斯的作品和阿伦德尔的画片装饰这间房子，想象自己的书架上摆满十七世纪对开本的大书和用俄罗斯皮革和波纹绸做书皮的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小说。但是这并不是事实。在我住进去的第一天下午，我就骄傲地把一副凡·高的《向日葵》复制品挂在壁炉上面，竖起一扇屏风，上面画着罗杰·弗赖画的普罗旺斯风景画，这扇屏风我是在欧米加工艺厂为还债而举行拍卖时廉价买来的。我还贴起了一张从诗歌书店弄来的麦克奈特·考弗和赖姆·希茨画的招贴画，而且，回忆起来最令我伤心的是，摆在壁炉架上两支细长黑蜡烛之间的一个波莉·皮奇恩的瓷像。我的书数量少而且很平常——罗杰·弗赖的《梦幻与设计》、美第奇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施拉普郡的少年》、《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几本《乔治王朝诗选》、《罪恶的街》和《南风》——我早年的朋友在这个背景里显得很合适；这些朋友是科林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成员，他是未来牛津大学的教师，一个学识广博、孩子脾气的人；还有一小群大学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浮夸的“唯美主义”和在伊弗莱路和惠灵顿广场的公寓里拼命收集事实的无产阶级学者两方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路线的文化。在我第一学期，我发现自己被这种知识界接纳了；他们给我提供了我在中学六年级所喜欢的朋友，而中学六年级又培养了我的这种性格。即使在我初进牛津的时候，牛津生活的全部内容有自己的房子和支票簿，虽然它是使我兴奋的源泉，但是我还是感到这并不是牛津非得提供给我的一切。
和塞巴斯蒂安一接近，这些灰色人物似乎静静地在背景里消失了，并变得无影无踪，他们像高原上的羊群没入雾霭笼罩的灌木丛中。科林斯曾经向我揭示过现代美学的谬误：“有意义的形式存在与否的全部论据决定于体积，如果你允许塞尚在他的两度空间的画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