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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太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孔子说： “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 “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同。鲁穆公问子思（孔子的孙子）： “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思回答： “经常指出国君缺点的人，可以称为忠臣。”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所以唐朝的魏征说，希望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后来，“忠”的涵义逐渐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逆耳，而是悦耳了。清朝人钱大昕说： “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现在我们理解的忠，意义就很狭隘，这种狭隘的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的上下级人际关系中。许多人都把它归罪于孔子，从而痛恨中国文化。其实这是孔子的思想已被后人歪曲，现代的批评者又不去做探本溯源的工作，而只是站在门外批评的缘故。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在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连比较弱小的燕国君主燕昭王也筑黄金台求贤臣。郭隗先生以四类君臣关系供他选择：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在前两种情况下，君臣是合作的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在中国历史上，这四种君臣关系始终是并存的，并没有一种单纯的形式。康雍乾时期也是如此，本书将从这四个角度分析这个时期的君臣关系：
第一，“帝者与师处”，辅政王与君主的关系。这种臣与君的关系比朋友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是臣重君轻的关系，是原始儒家所提倡的古代社会最理想的政治体制。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就是最典型的虚君摄政。顺治朝前期为摄政体制，多尔衮的摄政，形式上类似于周公摄政，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小皇帝拱手而坐。鳌拜飞扬跋扈，四人辅政因而变成了一人摄政。“满洲家法”——摄政、辅政王大臣，乃至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分配形式只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康熙帝夺回权力以后，摈弃“满洲家法”，实行“清承明制”，大权一揽。在君臣关系上使“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成为最基本的形式。人臣只是皇帝的工具，满臣口称“奴才”，汉臣欲享此“殊荣”而不可得。
“清承明制”并非就是承袭原始儒家的政治理想。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就是虚君摄（辅）政，“屈君以申臣”，这与“满洲家法”倒是如出一辙。孔子极端推崇周公，周公摄政的方式是孔子梦寐以求的，他在实现理想的无望之际说： “我不再于梦中见到周公了”。也就是说不再梦想把周公辅政的模式付诸现实了。既然在孔子生前他的理想已经落空，怎么可能在他死后又大行其道，延续两千年之久呢？所以把孔子以后的君主专制都归罪于孔子是不合逻辑的。原始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宰相辅政，君主拱手而治，这是儒家的“无为而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把这种原则用在官民关系上，并且更加广泛深入了。
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君民关系）。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是要君臣各尽其责，并没有臣以君为纲的意思，而是被后人（尤其是被现代人）加入了这个意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所谓“三纲”，虽然是董仲舒明确提出，但却是引进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发明专利，将法家思想融入儒家的结果。古代学术界把宋明理学称之为新儒家，其实，董仲舒已经不是旧儒家了。旧儒家是不赞成人臣以奴才的身份受“役”于君的，他们与帝王是师、友、臣的关系，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是如此。尤其是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关系，而不是绝对服从关系。虽然实际上行不通，但是他的思想直至今天也不能被否定。看今日总统与部长的关系就是如此。
大凡创业的君主，身边都有一两位出谋划策的“军师”。守成的皇帝，则从小就从帝师学习文化道德，一直到成年以后，都在接受帝师的教育。康熙帝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帝师。有些人起初并没有在内阁任职，后来却成为朝廷重臣。康熙帝为人宽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
第二，“王者与友处”，君臣是朋友关系。康雍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君臣关系中都有朋友的内涵，只是并不纯粹，也不能长久，不能贯彻始终罢了。比如，康熙帝与索额图的关系，在康熙帝尚未真正亲政，即没有把实权从鳌拜手中夺过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中就有朋友关系的成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后来索额图才敢为非作歹，而康熙帝所以对他容忍再三，也是因为在康熙帝的思想中还保留了一丝朋友之间的温情。雍正帝则不然，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在夺得皇位之初，他与年羹尧的关系中也有朋友温情的成分，甚至表现得太过分了。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后来年羹尧就犯下了“胸怀不轨，几欲叛逆”之罪。清朝的臣子一般是捞不上这种罪名的，即使是权臣也无非是“结党营私”或“贪赃枉法”之类的罪名。只有把皇帝看得稍微平常，君臣有点平等，敢于与皇上讲私交情面的人，才够得上“叛逆”。而雍正帝一旦处在最高位置上，就不再允许君臣关系中有一丝一毫的朋友关系的遗痕，他与康熙帝在君臣关系观念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雍正帝杀年羹尧，人们一般都称之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固然很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这时君臣之间不可以有类似于朋友的私情，否则就是目无君上了，所以索额图、年羹尧等功臣都必然要被处死。因为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太长久的朋友情分了。
第三，“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结合，关系就很冷漠了，失去了人情味，一般的君臣关系都是如此。这是法家提倡的君臣关系。仅就工作关系说，现代政体也是如此。实际上，中国历史的君臣关系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只在较低的程度上有这种关系，主要都是“亡国与役处”之主奴君臣关系。当然，国并不都亡。但如果是按照顾炎武的意思，虽不亡国，也是亡天下。那么，“亡国与役处”就讲得通了。
雍正帝曾经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把它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这句话出自于唐太宗的《大宝箴》。宋太祖赵匡胤也很赞同这句话。明末思想家朱舜水则修改为“以一人劳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原始儒家也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说： “天下并非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正如“君君臣臣”并不等于君为臣纲一样，这副对联也可以做正面的解释。问题不出在“一人”的称谓上，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总有主奴的内涵，并非改了称谓就能解决问题。“君君臣臣”可以改称为“总统部长”，主奴关系依然如故，或者更甚。人类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不可能否认国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今日之总统与部长的关系也不能没有“一人”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现代政体中的总统这个“一人”要受制于其他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时，诸事也要与群臣商议。区别在于总统不能独断乾纲，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康乾盛世“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充分的，既没有宦官、外戚的欺君篡政，也没有君权旁落于宰相之手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君主专制形态，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盛世。那么其他时期为什么不出盛世呢？大概是没有充分的“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而是过多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的缘故吧。
第四，“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君主役使臣子如奴才，君臣之间是主奴关系。“役”只是以奴才的身份受驱使，与“臣”是有区别的。不过，“臣”与“奴”的定义往往是混淆的。在清朝，满臣都自称“奴才”，尤其可笑的是，这竟是满臣的特权，汉人只能自称“臣”。如此一来，“臣”与“奴才”画了等号就是殊荣，是自家人。不能称“奴才”的汉臣，成了外人，低于奴才一等。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康熙帝时期的君臣关系“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重于“亡国与役处”；雍正帝时期的君臣关系是“亡国与役处”等于“霸者与臣处”；乾隆帝时期“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重于其他形式的君臣关系。康熙帝对待人臣比较有人情味，甚至官员犯了法，康熙帝对他们的惩治都比较轻，这样就使得一些贪官无所顾忌。雍正帝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则采取严厉手段整治贪官，朝野官员都感觉透不过气来。乾隆帝又来纠偏，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意压抑清官，而纵容贪官，盛世就走向下坡路了。
两千多年来，君臣关系越来越坏，从下面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发生了负面的变化。在周公孔子时代，君臣可以相对而坐，“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之际，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谈心也是常事。在秦汉时期，君臣也是如此。一直到唐朝，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从宋朝开始就改革了，赵匡胤改革为君坐，臣站。元朝又改革，改为君坐，臣跪，一直延续到明清。“亡国与役处”成为理所当然。乾隆朝以后奴化程度就更深了，连官僚之间下级遇到上级的作揖之礼，都被改革为半跪之礼。年羹尧在忘乎所以的时候，竟敢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日后，这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中国儒家君臣之道最完善的时期是在汉初。相权崇高，所谓“屈君以申臣”，如丞相进殿，皇帝要站起来迎接，皇帝路遇丞相，要下车，等丞相走过以后再上车。遇国家大事，皇帝一定要去朝廷与丞相商量，然后才能决定。丞相对皇帝的命令可以拒绝。唐代，三省分权与政事堂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作用也很大。这些都是儒家君臣之道的表现。如果把明清体现法家思想的君臣关系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显然就是一笔糊涂账。戏说历史绝不仅仅限于文艺作品，许多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国人“国民性”的时髦书也都是一笔糊涂账。读这些书就好像是乘坐时空穿梭机，上下几千年，忽来忽去，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没有逻辑性可言。
古人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说法。“不臣”又如何呢？以“汤武革命”的形式替天行道是儒家提倡的，叫做“宪章文武”。但是“君不君，则臣不臣”更普遍的表现形式却是法家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贪官与昏君的关系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与役处”是常态，然而也并不都会亡国，如果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或人民没有力量推翻朝廷，亡国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隐患而已。如果按照顾炎武的“亡天下”概念的定义来衡量中国社会的“亡”，则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没有“亡国”，也是处在“亡天下”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是“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使然。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单纯的“亡国与役处”的关系。在“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几种君臣关系中，主奴君臣关系造成的亡国趋势，在康乾盛世被其他三种君臣关系形成的力量抵消了，并不能直接导致亡国。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后期，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亡国问题才突显出来。盛世期的“亡国与役处”只能说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一般来说，在君臣关系中，前三种君臣关系的成分都很不足，而第四种君臣关系的成分则太充分。原始儒家没有找出什么好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以德抗爵（权），或以戚贵之卿易昏君之位，但实行起来有很大困难。儒家的臣道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也会因帝王的压制，而被人们所忽视。古人的臣道观念至今也没有多少人了解，而戏说的东西却泛滥成灾。
儒家的观念，为臣者有“责难于君”的责任。孟子说： “责难于君主的行为，称之为恭，向君主陈述善言防避邪念称之为敬。以为君主不能为善的人臣，就称之为贼臣。”虽然在臣道方面加强对君主的道义责难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