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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以“智、仁、勇”为修身大义。太子胤礽的胆略才智颇高，可谓智勇双全，惟独缺乏仁义，这是最令康熙帝痛心之处。胤禛看出了这一点，故意表现得仁孝一些，多少赢得了康熙帝一定程度的信任，至少是比较好的印象。
康熙五十年，康熙帝又制造了太子党狱，把都统鄂善、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和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以“结党会饮”的罪名予以整治。这明明是无中生有的事，实在是因为看到太子无可救药，非废黜不可了。胤礽长期处于太子的地位，等得不耐烦了。他急不可待地要当皇帝，他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抢班即位的阴谋活动。太子的倒行逆施再次激怒了康熙帝，他说： “太子狂癔之疾，仍然未除，乖张益增，迷惑转甚，暴戾僭越，断难姑息。”结果是太子再度被废，太子党数人被诛。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既为太子，何必又争？其实，这也是康熙帝纵容的恶果，世界上哪有被纵容娇惯之人而能“徐徐迁善”的道理？由此可见，私心必然误国，既使是英明如康熙大帝，也逃不脱这一规律。就这一点而言，他又与唐太宗李世民很相同。
太子复废，东宫虚位，皇子们又蠢蠢而动了。他们各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有一次，胤禩向康熙帝请安时顺便问： “外间有人仍要推举我为太子，我该如何自处，要不就装病吧？免得再发生保荐我的事情。”他明明是在试探老皇帝的态度，他的太子梦仍然未醒。康熙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图，训斥说： “你这是越分的不法之言！”胤禩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不死心，加紧内外活动。九阿哥胤禟甚至公然对洋人传教士穆景说： “外面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康熙帝听了这些传言，气愤地说： “这些阿哥行同狗彘，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搞逼宫的。”
八阿哥被压下去以后，十四阿哥胤禵又活跃起来了。他特别笼络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以取得李光地的好感，进而影响皇帝。当时李光地多次与皇帝单独密谈，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告老还乡，临行前到热河陛辞，康熙帝又与他进行笔谈，因为他耳聋，讲话声音大了怕太监偷听，李光地阅后当即撕毁。当时的形势除了建储问题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如此神秘？李光地可能会以《周易》“事不秘则不成”的法则，规劝康熙帝秘密建储。虽然秘密建储是在雍正朝最后确立的，但是康熙帝晚年明明已经实行了这一方法，李光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又召他进京商议建储大事。福建知府戴铎（雍王府属人），知道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康熙帝专与李光地一人私下商议，因此征取李光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天，戴铎忽然来访问李光地。戴铎问道： “李大人以为皇子中谁可以为太子？”
李光地回答： “目下诸王，八王最贤。”
戴铎说： “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享。”
李光地不置可否。康熙帝已经私下里向他表了态，要复立太子。何况他本人赞成八阿哥胤禩。 八阿哥有才华，更主要是胤禩的性情比较温和宽容，做大臣的谁不愿意与温和宽容的皇帝相处呢？所以多数大臣都拥戴他。李光地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谁能料到事情最终发展到哪一步？还是不说为妙。
康熙帝并不欣赏“柔懦无为”即仁义的皇子，而喜欢刚毅果断的皇子。太子之所以得以复立，就是因为具有这一特点。
李光地不久病逝。康熙帝很深情地说： “只有我最了解他，也只有他最了解我，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考虑千秋万世之人，惟独此一老臣。”
二次废太子之后，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康熙帝发谕旨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第8页）这说明，康熙帝已经痛下决心，不再搞公开立储了。太子年长以后不可避免要与皇帝发生权力分配的矛盾。胤礽曾说： “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尤其是清朝的八旗制度更容易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子成人之后，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就是小王，各自的属员都各庇护其主。太子地位待遇又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必然对皇权产生威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诸王子以及满汉大臣入宫，发布口谕： “朕自从第一次废太子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他历数历史上逼宫的事件，然后说： “人之死生乃是常理，不必忌讳，只是天下大权，当统一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立储大事，朕岂能忘记？”康熙帝暗示他已定计立储，只是现在不必讲明。又有一次，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 “朕百年以后，必会选择一位坚固可托之人，与你们做主，必令你们倾心悦服，断不至于令你们受赔累。”康熙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在立储问题上，只是因为私意过重，以至于弄得心神憔悴，身体虚惫，害人害己。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个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了一道奏折，疏请复立废太子，说是： “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尽罢佞倖，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帝正在遵化汤泉，便将朱天保召至行宫门前，问他： “二阿哥仁孝，尔怎么得知？”朱天保先还支支吾吾，后不得已说出受他父亲、兵部侍郎朱都讷及岳父戴保支持。康熙帝冷笑道： “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朕料定必有同谋。”遂传谕返京，立逮朱都讷、戴保。又过一月，便颁旨，说是“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妄奏。又首将其父供出，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康熙帝认为，朱天保疏请复立太子，是为了将来太子登基，可以借此邀功。这是官场赌博的惯技，押宝不准，就要掉脑袋。朱天保这回是把自己和父亲、岳父都输掉了。
偏偏还有那不怕死的，仍复上疏不止。文渊阁大学士王掞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受到皇帝的申斥。王掞决心效法祖父王锡爵在明朝万历年做首辅时，连续上疏奏请求册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成功的先例，也是为了报答皇帝曾赐与他的祖父王锡爵“懋襄贻范”的匾额的特殊恩眷。王掞在康熙六十年，朝廷将举行康熙在位一甲子大庆之际，再次上疏“争国本”。他先找到著名理学家户部侍郎张伯行，邀他一同上疏，遭到拒绝。同时又有陶彝等12位御史联合上疏，恳求早定储位，康熙帝认定他们是在搞朋党。康熙帝传下谕旨，说：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不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实。朕无可悔之处……朕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王掞等人说是皇帝老了，请立太子以分理政务。康熙帝反驳说： “伊等奏请分理，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当初他要大臣们推举太子时曾说过“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至于此”。那时需要太子来分理政务，现在又决不允许立太子分理政务，不是出尔反尔吗？
皇帝决不能与任何人分理政务，大臣只是会思考会说话的工具，即使是太子也绝不能与皇帝分权。在如此极端集权体制之下，要想限制皇权显然是妄想，所以古人只能以促进皇帝和太子的道德修养来减轻专制主义毒素对社会的危害，可谓用心良苦。但就是这一点点人性的微光却也遭到后人的抹煞。
廷议将王掞等人处死。恰巧康熙帝接得胤禵的奏报，说是西北战事吃紧，请增派军旅。康熙帝转念一想，便谕道： “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云‘为国为君’。见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伊等暂停议罪，着于此番军前照满洲文官例委署额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闻。”王掞、陶彝等人得以不死。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西北战事发生。康熙帝特将胤禵由贝子超级授予王爵（满洲爵位，贝子之上是贝勒，郡王之上为亲王，胤禵的王没有号，颇耐人寻味），并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出发之前康熙帝亲自前往祭堂行祭告礼，登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将军敕印。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康熙帝允许胤禵“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胤禵的称呼——“大将军王”，也颇耐人寻味，在军中以及所上奏章和皇帝的谕旨都这样称呼他。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胤禵是有可能被立为储君的。一是让他在西北建功立业，并且手握重兵，有实力可以依靠。二是远离京城是非之地，要知道，自古以来有多少人都是仿照“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条古例行事，最终避祸得福登上王位的。不过，毕竟远在万里之外是无法继承皇位的，当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在外，不能即位反而被杀，也是历史的教训。康熙帝对他似乎是有所期望的，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人选。从后来没有把他调回京城这一点看，康熙帝又放弃了他。或者康熙帝认为胤禵是胤禩一党，把他派往西北，可以拆散他们。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康熙帝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当时能与胤禵争夺储君位置的人，正是他的一母同胞，四阿哥胤禛。胤禛的生母乌雅氏，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出身并非显贵。她生有二子，四子胤禛和十四子胤禵。胤禵原名胤祯，后改为允禵。
胤禛将谋夺储位的想法付诸实践，大概是在太子第二次被废黜以后。这之前，戴铎曾劝他“戒急用忍”，说，“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面前毫无瑕疵，与诸阿哥相处，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遭猜忌，无才者可以为依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太子再度被废之后，戴铎又写给雍正一封信，建议他应该如何营求储位。首先，戴铎劝他加入争夺储位的角逐：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我主子知遇于万一也。”看来，在戴铎写此封信之前，他还没有夺嫡的具体计划，不然戴铎的信中也不至于说“一言而死”云云。戴铎为之分析形势，陈述数条建言：
“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显露己长，恐其弃置而不用，过分显露己长，恐其见疑而不用，此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彼此爱好各异，必有所争，争则必有胜负，此其所以为难。我主子天性仁孝，在皇上面前毫无瑕疵，诸王阿哥之中，要大度包容，不可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就是说，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帝的好感，同时又不要得罪了兄弟们。
“至于皇帝左右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待也。他们一言之誉，虽不能立时得福报，但他们一言之谗，却可能成为伏祸之根。主子一向敬老尊贤，名声很好，以后更应刻意留心，逢人小心应付，素为皇上之亲信者，自不必论，即使是汉官太监之流，主子也应于见面之时，温语褒奖数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他们已感激无地。主子贤明之声誉，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众舆论自然拥戴主子。”就是说，要刻意笼络人心，与百官搞好关系，让他们替你造舆论。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就是说，不要去招惹是非，蹚浑水，以免误了谋权篡位的大事。
“本门之人，寻事出力者甚多。殊不知，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承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恨。古人云： 不贪女子玉帛，天下可以反掌而定。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谋些须小利乎？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