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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会伯据实回报： “李卫虽赋性急躁，貌似狂纵，却并非乖张悖谬，操守依旧如初。”
李卫任云南布政使时，与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互相攻讦。二人并不曾共事，一在云南，一在贵州，石礼哈折奏李卫，只为事机不密，被李卫得知，从此誓不两立。雍正帝又把他们二人的奏折发给云贵总督高其倬评判。高其倬认为，两人各有其优缺点。贵州大定总兵丁世杰，折奏李、石的人品官箴，认为他们二人气量狭窄，有负皇恩，而总督高其倬、巡抚毛文铨有徇情之弊。雍正帝将李卫调离云南，升为浙江巡抚。
后来雍正帝又将李卫与石礼哈互参的奏折发给鄂尔泰，令其评判。鄂尔泰回奏： “臣查石礼哈多躁进之心，无坚定之识，然努力办公，殊可以济事。李卫曾面告臣，此去云南，须防备石礼哈。臣云： ‘人但自防，何用防人？’（雍正帝批道： ‘此朕生平之夙志，从来之居心。但知畏天，从不畏人。此朕时常训谕廷臣者’）李卫也首肯臣所言，只说： ‘你到那里去就知道了。’臣赴云贵，石礼哈与臣始终相安无事。李卫、石礼哈皆与臣和好，极相敬重。然论心地，李卫颇正，石礼哈近于狡黠；论人品，李卫高尚，石礼哈卑劣。”雍正帝可能是受了鄂尔泰的影响，对李卫的缺点不予严厉追究，对石礼哈则屡加责备。
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雍正帝又命李卫查访新任黄岩镇总兵董一隆，在他的奏折上批道： “待其莅位后，细加察访，密奏以闻。”
大理寺卿性桂赴浙江清理仓储钱粮之时，雍正帝命他“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奏闻”。性桂折奏称： 杭州将军鄂弥达与李卫不睦。
河东总督田文镜奏称： “李卫操守廉洁，臣所素闻，听说其官俸偶有缺乏，则取之于家，绝不以权谋私，真乃当世之贤员，所谓难能可贵者也。但好戏游，图游冶之欢于一日，则千百行为受玷污矣。其驭吏绳尺，未免稍微宽疏，振肃规模，未免少于稽查，则于高官大僚之体有不合宜之处，于皇上任使之意亦有所辜负。”田文镜与李卫并不在一省共事，也可以监督和批评。来自多人奏折的评价，使皇帝对李卫的认识就比较接近于真实了。
又如，雍正帝命重庆总兵任国荣，留心查访四川文武官员的声名。任国荣回奏： “四川学政宋在诗，公正廉明，声名甚好；川东道陆赐书，办事细心；永宁道刘嵩龄，人明白；永宁协副将张英，声名平常；漳腊营游击张朝良，操守廉洁，谙练营武，但不识字”，等等。
李绂与朱纲当时深受雍正帝信任，但也须加以考察。雍正帝派李绂为广西巡抚的同时，又命原广西署抚、提督韩良辅“细访其吏治，密奏朕知”。
朱纲任湖南布政使，雍正帝在湖南巡抚王朝恩的奏折上批示： “朱纲行为举止，舆论褒贬不一，依朕观之，他似欲尽快有所成就，然否？据实奏来。密之！”反过来，雍正帝又命朱纲访查他的顶头上司王朝恩： “朕观其为人，于地方吏治颇为谙练，但才具微觉狭小，你可事事留意，看其居心行事，倘少有不妥处，即可密奏以闻。如稍加隐匿，不以实告，欺蔽之过，你难辞其咎也。”
王绍绪由鄂尔泰举荐而授广东提督，雍正帝以为王绍绪“明敏稳妥”但“偏于善柔”，未免有行小惠而沽名钓誉的毛病。他命广东将军石礼哈考察王绍绪，“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密奏说： “王绍绪居官行事稍涉琐细，然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帝又询问两广总督孔毓珣： “王绍绪何如？克胜此任否？”另一方面又命广东巡抚傅泰进行调查。傅泰密折答复说： “王绍绪操守极好，为人稍觉柔懦。”傅泰受命监视奏报了提督王绍绪的情况，又受命监视奏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按察使楼俨的情况。他密折奏报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但观其举动言论间，似有自得自矜之意”。他密折奏报楼俨的情况： “于刑名非所谙”，“年已六旬以外，疾病缠绵，精力渐衰，诸事不能周到”。
傅泰同样也处在自己的监视对象王士俊的监视之下。雍正帝命王士俊反过来访察傅泰。他在王士俊的密折上朱批道： “傅泰识见甚不妥协，汝意以为何如？其操守若何？居心立志若何？办事才干若何？统率属员公私明暗若何？秉公抒诚据实奏闻。”王士俊就自己的观察印象密折回复说： “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访闻粤海关新充书办陈炳文、范九锡、潘栋、高维新、柳大本五名，傅泰每名各得银三百两，方准入册。傅泰之操守，臣未敢信其廉洁也”。雍正帝认为王士俊所评“甚属公道”，严责傅泰，最后将其降调回京。雍正帝在傅泰的折子上批示：“用人且莫生疑，如有人欺我，听其欺之，无有不败露者。败露时不得轻易放过，如此则人人畏服矣。”（《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7册，51~57页）。
雍正帝通过两广总督郝玉麟对布政使王士俊又有所了解，郝玉麟描述王士俊说： “察其言论，推其居心，委属明达有本之人。”反过来，雍正帝也暗中指示王士俊监视郝玉麟： “观郝玉麟自到任以来，惟以清楚钱粮为要务，朕已批谕训诫矣。如有太过处，汝可尽力规谏之，不妨将朕此谕作汝意，微露令知之。”王士俊具折密报云： “广东督臣郝玉麟语言便捷，人似精明。到任后未能深悉土俗民情，将按察使楼俨起出私藏军器积恶窝盗之黄元捷提至肇庆，竟行保释……其近日施为，似非因地制宜除暴恤商之善政。”
雍正帝让臣工们相互监督显然是对他们不信任，或虽信任也必须进一步考察。确实，没有人是可以不疑而信的。不疑而信，根据何在？就做学问而言，古人也有“大疑大进，小疑小进，不疑不进”的说法。经过疑而达到信，才是正信和智信，而不是妄信和迷信。不疑而信，就是偏信。
雍正帝说： “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一事见信，不可即信其将来百事皆实，一事见疑，亦不可即疑其将来百事皆诈。”又说： “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所以可信者，乃是你自己取信；所以可疑者，乃是你自己取疑，赏罚也是如此，总与朕无关系。朕此一用人法，凡有统率之则者，都应该效法。”所以对人要既不疑，也不信，是因为“过于相信人，则不防其可能改变操守，而过于怀疑人，则可能不容其改正过失，均非时中之理”。
何谓“时中”？时中就是合乎时宜，无过犹不及之弊，《中庸》云： “君子而时中”。人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偏于一种倾向就是偏激。中庸的本意是平衡两端，恰到好处。可是现在人们误以为中庸即是不讲原则，似乎中国古人提倡不讲原则。中庸之道的智慧，人们确实不易掌握，而往往流于无原则的和平。在用人的问题上，雍正帝所遵循的中庸之道是不信不疑。他强调“必须时时加以访察，而后可以深悉”。
雍正帝通常的访察方式是，让某人的上下级官吏们暗中查访汇报，并加以评论，同时也要亲自当面考察，察言观色。他考察贵州布政使毛文铨时，先让当地官员上密折评论，得到的评价不好。他又亲自召见，面试之后大为欣赏，擢升毛为福建巡抚。可见他并不是专信汇报的皇帝。
雍正帝也依靠特务监视调查臣工。据传说，雍正帝在夺嫡时，于雍王府内招纳了一批三教九流，有的精通武艺，有的长于侦探，飞檐走壁，无所不能。他当了皇帝，就利用他们作爪牙。在内务府有一个所谓的“粘杆处”，粘杆处头目称“粘杆侍卫”，其余职员称“粘杆拜唐”，名义上是从事钓鱼、捕蝉、捉蜻蜓等闲散琐事，实际上是特务密探，办事的总机构设在雍和宫内。皇帝可以随时传旨到雍和宫，总机关得旨即拣派适当人员执行任务。分机关则设在皇宫御花园堆秀山前，山上的“御景亭”就是每夜值班瞭望的哨所，他们受雍正帝直接指挥。比如官员王某，身边有一仆人，在他离任返京前忽然辞职，并说，这些年你表现很好，没有违法的地方，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先回京去汇报。王某吓得出了一身凉汗。
这样，雍正帝就有了密折、面试和特务，三种考察方式，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雍正帝对自己信任的大臣也要怀疑，暗中察访，就避免了受骗。乾隆帝信任和挥杩疾欤蟪济嵌啻尾污篮瞳｜，乾隆帝也派人调查，就是查不出问题，以乾隆帝之精明怎么会被和善咳绻〉垡惭в赫郯抵胁旆茫换岵椴怀龊瞳｜的问题。
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曾说，常人只知道皇上操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可畏，而不知皇上禀至圣至神之聪明而不可欺。雍正帝却认为，做君主甚难： 若对弊政不予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若竭力整顿，又会被人目为苛刻；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则是不能受谏；若以其言谬妄而加处分，则是堵塞言路。怎样做都难以令人满意，他因此制一玉玺曰： “为君难”。他从小就性情急躁，康熙帝曾以“戒急用忍”四字训诫之，他一直以此语警诫自己，并书写悬挂于居室之中。
最后，再把雍正帝与明太祖朱元璋作一番比较。表面上两人为政有相似之处，两人的作风都是严刻冷峻，雷厉风行。实际上朱元璋治国无方，雍正帝有章有法。朱元璋精力充沛，一天批阅一百多件奏章，裁决几百种案件。他决不相信大臣，只相信特务，依靠锦衣卫，搞恐怖统治，将特务政治制度化，使得明代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政治。
雍正帝也是精力充沛，常常熬夜，一天批阅几百件奏折不在话下。虽然有时也依靠某些微官末弁监视臣下的行动，直接密奏，但绝不给予他们以特权。他所利用的监督手段，主要还是广泛的密折制度，虽不是下层舆论监督，但可称为上层舆论监督。当时有些官吏弹劾了别人，事后又解释说，我不参他，别人也要参他，皇上还要怪罪我。可见密折制度对官员们有很大的威慑作用。雍正帝是不许臣工们做老好人的，臣工有什么过失，很快就暴露出来。
明代中期，嘉靖皇帝信赖大奸臣严嵩，而严嵩劣迹斑斑，一再受到御史和其他官员们的弹劾，就是因为奏章不能直接上达，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早被严嵩的耳目探知，提前作了准备，从容化解，而上疏者则遭受打击报复。严嵩独擅内阁二十余年，特务和言路系统都失灵，直到皇帝对他厌倦了，其罪行才“暴露”出来。
密折制度的好处是可使臣僚互相监督。但密奏往往不太可靠，隐恶扬善或诬陷他人或借密奏巧取功名者大有人在。康熙帝说： “密奏亦非易事，稍有忽略，即为所欺。”关键是对其认真鉴别和正确掌握。康熙帝要求臣下“若不可用露章者，应当密奏”（《康熙实录》卷二七五）。
雍正帝实行的密折制度与武则天的告密制度也不可相比，是比较理性化的。武则天对付臣子的手段可与朱元璋相媲美，朱元璋和武则天搞的特务机构，泛滥成灾。雍正帝搞特务监视也以“时中”为原则，适可而止，不使特务的权力膨胀过度。人们总是指责雍正帝严刻狠毒，其实，他为政往往很重视中庸之道。人们认为，以冷酷无情著称的雍正帝与中庸之道一点都不沾边，原因在于误解了中庸之道。单纯静态的中庸之道是不存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有所偏重，向哪一边偏，须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治国如治病，关键在于达到阴阳平衡，阴盛则补阳，阳盛则补阴，在纠正废弛的吏治和普遍的腐败时，以猛治贪恰恰就是中庸之道。过了这一特定的时期，就有失中庸之道了。因此，密折制度不可避免会出现弊端。到了乾隆朝就有人要求废除密折制度了。事情总是反复无常，此一时彼一时，要寻出无弊端的言路，即使在民主社会也不可得。
给事中并入御史台
国家的机体与人的机体一样，都是会生病的。所以也需要医治。国家的监察机构，就相当于医疗机构。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说： “中书省是朕的左手，枢密院是朕的右手，御史台是用来医朕两只手的。”（叶士奇《草木子》）中央立中书省以总管庶务；立枢密院以掌兵要，一文一武，同时立御史台以纠百官。任何一种存在物，都有异化的趋势。正如人，只要有这个身体存在，必然要生病，“朕”的左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