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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
又陆生柟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术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
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
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
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柟自述其心也明矣。
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
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塞之弊；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
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
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人之学而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王）安石者”等语。
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优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但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首要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祭祀之事，则付之有司”等语。
雍正帝对这些观点逐一加以批驳、定罪。陆生柟主要的罪恶思想如下：
陆生柟美化封建制而非议郡县制的议论，是对雍正帝即位后以苛刻严厉的手段打击胤禩、胤禟诸王，穷治其党羽，为排除皇权的潜在威胁，最终杀戮诸王之事有所微词。
陆生柟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议论建储，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又以钩弋宫尧母门之事，认为应早立储君。这是对雍正帝秘密建储有所微词。
陆生柟讥刺康熙帝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贰，至使皇子互争，骨肉成为仇人。这是质疑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
陆生柟主张无为而治，是暗示雍正帝滥用君权。
这就是所谓“借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读书人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对现实的看法，有与当权者的主旋律不和谐或可疑之处都不能被容忍。雍正帝制造文字狱之荒诞不经，自此以后，不仅是时事不敢议论，即使古代历史，也不敢议论了。
谢济世之狱
谢济世系雍正时期的都察院浙江道御史，因弹劾田文镜蹂躏士人被发配到阿尔泰军前效力。到军前后又因注释《大学》而在雍正七年陷入文字之祸。雍正帝所制造的文字狱最终都离不开权力的自我保护。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都源于朋党之祸。兹摘录雍正帝上谕一节，以见当时朝廷“监谤之道至矣尽矣”之状况。
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
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
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任地方官员，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处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
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狠戾，听其指使，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赂，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着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
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豫存成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仰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在任之后，或朕旨曾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
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菑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谕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谄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谄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着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制造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锡保同时将陆生柟和谢济世参劾，说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讥刺时政。对他的文字加以附会，强加罪名。雍正帝也深明其事，免谢济世死罪，但仍命锡保将谢济世和陆生柟陪绑行刑，杀陆留谢。以这种方式来摧毁有叛逆思想的读书人的精神。谢济世被罚为苦差，受到更残酷的迫害，直到乾隆帝即位才被赦回。
曾静、吕留良之狱
吕留良岳钟琪接任年羹尧的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这个职务本是八旗官员的专缺，他破格得到这一职务，遭到一些人的嫉妒。有人密参他，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不可深信”。曾静派弟子张熙去策反他，被他骗供，奏报。这一下雍正帝对他就该放心了。曾静、吕留良之狱，是雍正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大案。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讲，曾静一案关于雍正帝篡位与屠杀诸王的说法是他最痛之处。雍正帝为此颇下了一番功夫。将其始末著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颁之学官，使天下读书人同读。《大义觉迷录》说：
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禵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逆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谣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
从《大义觉迷录》看来，曾静的主要罪状是“遣其徒张熙授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所谓“诬谤之词”即指诬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这种攻击，“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门下之凶徒太监等”。曾静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君臣的权力之争，曾静对雍正帝的嗣位、整治诸王、严惩年隆朋党表示不满。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分析了。
对于雍正帝搞的这场文字狱，有人公然表示反对。给事中唐继祖的幕客唐孙镐居然写出揭帖，对皇帝的不允许别人说话的霸道治术加以谴责。他说雍正帝治国不如唐虞之治，“说者动辄以唐虞拟之，则失其实矣。”“夫唐虞之世，上有尧舜之为君，复有舜禹夔稷契为之臣，参定可否，君臣交赞助佐，故治化臻于极隆，为千古之所莫尚（超乎其上）。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有忧勤之圣，而下无翼赞（辅助）之贤，此其所以逊于唐虞也。”他为吕留良辩护： “留良之过诚大，留良之功亦不小。当我朝定鼎之初，海氛未靖，东南诸部尚多洛邑顽民，留良自附前代仪宾之后，不觉误入顽民之列，此其过也。至其平生著作，若讲义，若语录，与夫评选两朝制艺，反复辩论，义理透彻，直能窥圣贤之堂奥，兼可启后世之愚蒙，此其功也。”对其焚书鞭尸，则天下“读书明理之士无不为之寒心，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最后唐孙镐说： “是檄也，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者十之九”，自己愿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几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他凛然的正气，使雍正帝不敢对之公然诛杀，只是将唐孙镐秘密处死。
此案虽杀人不少，对于曾静却遭“出奇料理”，因为“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雍正帝将曾静的口供与忏悔书《归仁录》与上谕编成《大义觉迷录》，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作为必修的学习资料。否则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给他们一个营生，就是以观风整俗使的身份去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化导愚顽”。
雍正帝预见到皇位继承人将来必要翻此案，特意下达了“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谕令。但是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并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显然是因为《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帝辩解的效果并不好。
雍正帝搞文字狱扩大化的标志是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浙江文化发达，官员散布朝内外，幕客布满各衙门。自从发生了浙江人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以及杭州士人反对摊丁入亩的事件以后，雍正帝不免迁怒于浙江士人。雍正帝认为“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缙绅“好尚议论”，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他派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右佥都御史兼浙江观风整俗使，查问浙江风俗，稽察奸伪，务使缙绅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雍正帝说，浙江士人“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因命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王国栋到任，遍巡浙江府县，到处召集缙绅于孔庙明伦堂训话，宣布圣谕，对浙江士人严厉整顿一番。使浙江士人“战战栗栗，叩头谢恩”。雍正帝对王国栋的成就很满意，他到任半年多，雍正帝就将他升为湖南巡抚，把他同鄂尔泰、田文镜相比。只要把有自由独立思想的士人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能臣。“朕又庆得一好抚臣矣。”
雍正帝对浙江士人的打压是他对儒家思想极端痛恨的表现。停科考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