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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次综合了我的关于必须加速建造潜艇的要求之后，我说：“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一场对英战争，应把需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惜一切地使其他要求服从于这个大目标，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要贯彻决定性的措施必须具备一个组织上的前提，即设立一个拥有广泛的全面的权力并直接对总司令负责的中央机构，处理与建议中所提出的建立潜艇舰队的任务有关的一切事宜。”
1939年8 月底，我和海军总司令一起从基尔飞往斯维内明德时，我把这份报告亲手交给了他。他立刻看了这份报告，而且很明显地留下了印象。
我把8 月28日的这份备忘录副本送呈我的顶头上司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他完全支持我的建议。他在给海军总司令的报告结尾，对于我的要求表示这样的态度：“必须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来用在这个唯一的关键问题上，并把无助于上述目标的所有其他建造计划统统推后。”
可是，现在已为时太晚了。希特勒在1939年9 月1 日竟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他盲目地认为，英法不会积极参与保
护波兰。可是，英法在1939年9 月3 日就宣战了。就这样，希特勒由于错误地判断了英国的态度而“滑”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本来应该在政治上避免这场战争的，即使我们与波兰的冲突会扩大到英国的这个可能性极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希特勒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与波兰发生军事冲突。
随着战争的爆发，海军总司令部在此以前所制订的整个计划全垮了。建设大型军舰的2 计划成了泡影。在总司令部里，正如我在1939年8 月28日的报告中所建议的那样，立即设立了一个潜艇局。潜艇司令，也就是我，可以决定总司令部应加速建造何种类型的潜艇。我和总司令部的关系一下子完全改变了。就这样，一直等到战争开始，才使总司令部认识到，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长期计划是错误的。
今天我们还知道，早在1937年12月2 日英国政府就已经作出决定，尽管有1936年的潜艇协定，一旦战争爆发，将立即恢复英国商船航行的护航体制。
战争爆发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9 月4 日晚英国海军部第一次会议作出决定：
“1 ．战争第一阶段，日本保持缄默，意大利态度未决，保持中立，主要的攻击目标似将针对大不列颠的大西洋通道。
“2 ．建立护航体制。此护航体制系专指反潜艇护航而言。
有关对付巡洋舰或重型船舰的进攻问题，本计划中未加讨论。”
由此可见，德国潜艇司令从他1935年发展了结群战术以来，就正确地估计了形势。
但是，德国海军在战争爆发时，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躯体。它不得不以仅有的能在大西洋作战的二十二艘潜艇与最大的海上强国进行潜艇战。
十一、战争爆发后，您的态度怎样？您有哪些战略计划？
关于英国宣战的消息，我是在9 月3 日得知的，当时我正在我的作战室里。虽然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与英国发生一场战争而担忧，但是战争成为当前的事实毕竟使我万分震动。
后来，我的海军参谋本部首席参谋厄尔恩海军少校把当时的情景向一位历史学家作了如下描述：“对您这位历史学家来说，从一个熟悉当时内情的目击者的回忆中，了解一些有关海军元帅邓尼茨在对英战争刚开始时的态度，也许是感兴趣的。
“战争一爆发，我就奉命从海军学院来到潜艇司令部并在那里担任了首席参谋的职务。除了有几次间断外，直到战争结束（最后一个职务是海军作战参谋部作战处首席参谋），我始终没有离开过海军元帅的身边，我和他之间从当年以至今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在战争初期，还是在被丘吉尔看作是对英国最大危险的潜艇战的最激烈时刻，海军元帅从未低估过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艰巨性。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有这样的印象：海军元帅认识到与英国这场海战的危险性和持久性，他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在各方面作了许多努力，期望我们年轻的海军军官一方面对要求于我们的长期和巨大的牺牲作好思想准备，另一方面要我们树立起必要的自信，完成他和我们一起承担的任务，把这场艰巨的战争引向胜利。他反复地向我们指出这场战争的规模和艰巨性，但同时却很少让我们看出他的忧虑。他把忧虑藏于内心深处，只有他身边极少的几个最亲近的人才偶尔可以隐约地觉察到他这种思念。我想，我也能算是其中之一。
“宣战的当天有一段小小的见闻也许能对您说明我的观察：‘潜艇司令的司令部设在威廉港的一个指挥部里。英国的对德最后通牒期限是当天中午。我们获悉，英国表示公开的敌意所用的两个密码字是：“全德’和‘德国意大利’。
“海上的潜艇必须在最后通牒的期限终止前尚可支配的短短数小时内及时获得对方的密码字和命令。邓尼茨在海军作战部曾经多次叫人打电话。同时他自己也跟海耶、施尼温德和雷德尔通过话（这一点我记不大清楚了）。我们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希特勒曾打算并将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与英国发生战争。这时，无线电讯队军官、现任海军上校梅克尔走进作战室递交了一份从船舰发报电波中截获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着‘全德’的字样。战争就此开始了。海军元帅把电报拿在手里，在作战室的营房里踱来踱去，看上去完全陷入了沉思。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但更多的是对他自己说：‘我的上帝！这么说，又要和英国打仗了！’“接着，他意识到，聚集在他司令部里的人都把目光注视着他。我觉得他好象从沉思中突然醒悟过来，快步走出作战室，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约莫过了半小时，他重又走了进来。当他重新踏进作战室的时候，他的神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异常冷静地对我们讲了下面一些话：“我们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一个敌人。但是我们有着有利之处，那就是我们从历时四年的战争中已经充分地认识了这个敌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拥有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我们本来是可以用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这个敌人的。依据这些经验，我们能够用新型的潜艇部队有效地攻击敌人，迫使敌人下跪。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武器。战争将是长期而十分艰巨的，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还时常回想起这一时刻，我总是从这位海军元帅身上发现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使我们增强战斗意志、自信和精神力量。他从不流露出自己的犹豫。
‘我不能想象，当一个指挥官要想完成他应承担的任务时，他还能有什么另一种做法。”
正如厄尔恩所叙述的那样，战争开始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再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做好在我职务之内所能做的一切，使战争在军事上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也许现在，作为海军上校，作为德国海军中许多这一级军官中的一个，以及作为德国陆军、空军中许许多多上校中的一个同级军官，可以声明：这场战争我看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不参与——这样一种行动是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局面的，战争状态仍将继续存在。那末，我只好离开我所指挥的地区和潜艇部队，离开忠实于我的部下。这只会对我们的作战带来害处。不言而喻，我这种行为会受到德国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这种情况即使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军官身上，也会理所当然地遭到同样的惩罚。
政治是高于军人之上的。如果有谁——即使是一个下等兵——在宣布战争的时候，稍有不符合军人守则的行为，甚至允许并要求每一个士兵可以自己决定行动，那末，他就动摇了武装部队的生存权以及这个武装部队所要保护的国家安全。
我在战争开始时就已清楚地看出的关于我们处境的严重性，在9 月4 日我对我的军官们的讲话中已经指出：“你们要十分认真地对待这场战争！你们要清醒地看到，战争将是长期的，可能要持续七年，如果战争以打成平局告终，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因此，我作为一个海军军官，正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要用数量很不足的武器去同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作战。如上所述，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么一点德国潜艇是根本不够用的。于是，在战争发生后，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我决定请求海军总司令，把当前最重要的也是今后迫切需要的潜艇建造任务交付给我，而把只能“刺”敌人几下的少量潜艇的前线作战任务移交给我的最亲近的部下冯·弗里德堡海军上校。这个决定是合乎逻辑的、正确的，因为要同英国打一场有把握的海战，先决条件就是尽快地补充数量不足的潜艇部队。
但是，海军总司令却拒绝了我提出的由我来主持潜艇建造的请求。他认为，前线少了我是不行的。受我指挥的潜艇人员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战争刚刚开始，正需要把现有的潜艇及时地投入战斗并发挥潜艇人员的作用，如果现在调走他们的司令，就会给自己带来军事上的严重损失。
总司令的这一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就明白，从战争开始之日起，希特勒根本没有把潜艇建造放在优先于其他装备任务的地位，因此，在战争的头几年，没有动用国家和工业部门的全部力量来建立德国潜艇部队，从整个战略上看，这样做似乎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清楚了，在战争最初的三年半时间里，由于潜艇数量过少，我们未能在大西洋战役中取得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权。
此外，即使雷德尔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接受了我的请求，然而我能否在1939—1943年间从德国的国家领导方面成功地优先获得建造潜艇所必需的装备，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关于潜艇建造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我还会提到。
战争开始时，我担任前线潜艇部队的司令。我的战略计划是很清楚的。这个计划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潜艇部队军官们都参与的一次演习中得到了彻底的检验。我们的海军战略任务是以与敌人方面的条件相适应为前提的。英国是一个岛国，它的生存和国民的给养依赖于从海上输入的粮食。
工业原料也同样必须进口。此外，在战争期间，一些军火工厂由于战争而扩大了规模，因而原料的进口也要相应增加，但是，各国的任何一种援助，不论是来自世界各地有关工厂的武器，还是来自盟国的增援部队，英国都只能从海上获得。
其次，英国要在欧洲大陆上扩展力量，须取决于能否把部队及其装备从海上运往欧洲。
因此，英国人民的生存，英国的经济和工业，以及英国同大陆的敌人进行战争，全都依赖于这种数量巨大的海上输入。所以，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海战任务就是必须保护用于这种输入的载货商船。相应地来说，我们必须把对载货商船的进攻放在优先于其他一切战事的战略地位，因为我们在大陆上的胜败最终也得取决于能否消灭这些运输船只。
我们击沉这些载货商船要愈快愈好，因为敌人无疑将试图添造商船以弥补损失。但是，这种添造也是需要时间的。
鉴于英国建立和发展防御潜艇力量同样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尽量加快速度击沉英国的商船。于是就形成了以发挥潜艇战的作用为一方、以取得防御潜艇力量的成效和添造商船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一场竞赛。
由于这一切原因，在战争开始时候起尽快地建造潜艇是必要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 卷第392 页上就战争的开端写道：“显然，德国人将建造数以百计的潜艇，毫无疑问，为数可观的舰队正在船台上进入各种完成阶段。我们必须作这样的估计：在十二个月至多十八个月以内，一场真正的潜艇战必将发生。”由此可见，在迅速建造德国潜艇的必要性的看法上，丘吉尔具有同样的观点。
为了尽可能快地击沉尽可能多的商船，我规定了潜艇“经济使用的原则”，这就是：力求将潜艇派到最易击沉敌方商船的地方去，以及使每艘潜艇和每个出航日能达到最高击沉率。
当然，来回航程的长度和距离在此是起着作用的。
在潜艇司令的作战室里，这个击沉率连续地用图表显示出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