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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苏中停火线上，时而有些小规模的军事摩擦。
空中的你来我往证明，苏联最新式的米格－19不能完全制服中国人那个轻灵、廉价的喷气式“契丹风”；至于它身后那种制空战斗机——双引擎、鸭式布局、高空远程的所谓“腾雾”，更是像个迷一样还没有破解。
如果这个号称“腾云驾雾”的东西，用来给中国人现在拥有的“鸵鸟”（B－29改型）远程轰炸机护航，那么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无疑就在它的作战半径内。
而中国若同德国勾结，一起敌视苏联、采取配合行动的“穿梭轰炸”阴谋的话，那么从包头或玉门起飞的四发动机的“鸵鸟”甚至可以把中国的原子弹扔到莫斯科。
更重要的是，眼下在双边关系上不即不离的那个美国，面对可能再次爆发的苏中战争时，多半还会站在对手那一边。而十年前被击败的德国，也在慢慢恢复元气，并仍对东普鲁士的被占领土耿耿于怀。
这个敌意重重的世界，迫使苏联拿出大笔国民经济预算，打造防身的盾牌。
总书记想，或许还是象赫鲁晓夫同志主张的那样，不要去理睬和挑衅外界，专心致志地进行独家共产主义试验？……
唉，他那个滑稽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啊。
民间有了这类政治笑话：
有人问道：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
被问者想想，肯定地回答：是艺术。
问：为什么？
答：如果是科学的话，他们应该先用大白鼠作试验。
（968）
1953年在文化上是个“国际电影年”。
上一年，好莱坞推出的彩色战争史巨片《工合·浴血熊猫》获得了奥斯卡的七个奖项，担任主演的罗纳德·里根，也获得了他渴望的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他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本年度，好莱坞再次推出场面和规模更大、气势恢弘的全景战争影片《巴顿将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风靡全球票房。
但出乎意料，《巴顿将军》竟以微弱差距败给了一部小成本的黑白影片——日本人黑泽明导演的一部新样式的、悬念推理的电影：《奈良·罗生门》。
1950年，黑泽明就以手法独特的《罗生门》，探索客观真理和主观真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蜚声国际，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是第一部闯入欧洲影展的亚洲作品。
这次，黑泽明以令人叹为观止的严谨，和悬念丛生的噱头，用一流的蒙太奇语言演绎了6年前发生在日本奈良的那个世纪之迷——天皇酒会，并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想像力。
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低成本的简朴电影，终于击败强劲、豪华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电影史的经典之作。
急待捕捉时机的日本商界，围绕着本国在电影业方面的突破，逐步构成了一条民族自救的经济产业链。若干年里，形成了日本独特风格的文化产业——电影、动漫、道具、模型、幻想作品以及70年代以后风靡世界的电子游戏。
战败后，没有了军备负担，也就没有安全威胁，没有了扩张野心，也就没有亡国危险的日本人，为了忘却痛苦的过去，反而彻底放松了。
日本，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快乐民族。
（969）
华夏合众国新任女总统宋庆龄，被认为具有广泛代表性，而获得普遍认同。
她给世界带来一个“和平中国”的象征。
她的当选，同时宣示着继承辛亥革命光荣传统、弘扬民族博爱慈善精神、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关心民间疾苦和妇女解放等等，一系列进步概念；
并且延续了她与中共——祖国进步党人的长期合作、兼顾了她的美国教育背景所带来的天然盟邦友好关系。
甚至，还抚平了她的传奇家族中令人同情的内部哀伤——豪杰妹妹宋美龄和重病的妹夫蒋公介石的不幸、哥哥宋子文的委屈、以及自身作为国父孙文先生28年遗孀的缺憾。
1954年修订的《合众国宪法》规定，总统为名义国家元首、三军总司令，任期6年，可以竞选连任。
宋庆龄总统以一轮“访问外交”开始自己的任期。一年里访问了26个国家，足迹遍及五大洲。
那些在全国各地广泛放映的出访记录影片，使亿万普通中国人睁开了看世界的眼睛，感受到和平建设的渴望，尤其是大大鼓舞了众多的饱受封建习俗压迫的中国妇女。
她们纷纷走出了家门，走进识字夜校，走进城市，走向开垦中的远方。
妇女解放，给长期受到人口发展压力的中国，带来不同凡响的意义。后来连续数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生育率持续下降，每个家庭两个孩子成为一种普遍模式。婴儿健康水平成倍提高，受教育的概率大大增长。
50年代的中国，生气勃勃。
一首《歌唱祖国》家喻户晓。最终因为歌词和旋律的通俗明确、嘹亮优美而被选定为国歌：
“五色星旗，迎风飘扬，
自由的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970）
1953年也是中国建设开始走上正规化的一年。
新首都初步落成了。
国家政府和首脑机关，迁址到北平以西20公里的石景山市。
这是一个规划为25万人口的小城市。据主持总体设计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介绍：新首都是在向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师征集了近百个方案，通过国际招标方式优选的，强调了单一的国家行政管理功能，具有未来城市的诸多特点。
新首都的设计理念是：
不追求成为什么文化中心、商业中心、经济中心，更不考虑安排生产性行业。
他说，祖国进步党的毛泽东名誉主席曾有一个憧憬——从北平城楼上放眼望去，如果一片烟囱林立，那么中国就是工业强国了。但梁思成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他说：国家的首都，就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兼具游览功能就行了。
……经过五年的基本建设，石景山新都，特色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依山傍势的建筑、悦目赏心的绿地、丘陵环抱中，韵味独到、呈辐射状伸向远方的宽阔道路……
下沉式的环形中心广场中央，有一片高地，汉白玉砌成的雕栏里，矗立着高大壮丽的国家纪念碑。
背后衬托一排12棵巨大的银杏树。各式各样的纪念性雕塑，恰到好处地分布在城中十个大小广场。
一座座造型简洁、肃穆而又典雅的公共建筑物——议会大厦、国家博物馆、总统府、总理官邸、最高法院、中央银行……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几条主要的林荫道旁和燕山山麓。
使馆区也在规划中留出适当位置。那些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世界各国建筑，在一片山光水色中，争奇斗艳……
新都以东，从香山坡地上，可以远眺北平故宫。红墙黄瓦，画栋飞檐的皇家古城，恰与石景山这座青山绿水中的乳白色新都交相辉映。
这一切，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时代、历史、见解和观念的变迁。
（971）
联合政府轮流执政的6年过渡期满，华夏合众国政府，正式定名为国务院。
1953年举行的国家政府选举，祖国进步党获胜。由55岁的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他是全民公认的最具有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精神的政治家。尤其是从不滥用权力、把自己凌驾于组织和国家之上——在这方面的得分，远远超出各党派的任何一位领袖人物。
这次选举真正体现了民众的选择。
这位进步党总理的组阁名单，仍具有“联合政府”时代的特色。国民党以及第三党中一些治国专才，也被延揽入阁，有的还安排到重要岗位。
突出的角色有第二副总理兼外长、51岁的吴国祯。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和哲学博士，曾担任过蒋介石机要秘书、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在政坛上独树一帜，政声斐然。而四十年前在天津南开中学，吴国桢却是周恩来的学弟。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两人，曾一起梦想过中华崛起。
现在，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来参与新中国的繁杂、富于挑战而又令人兴奋的施政建设，吴国祯有某种获得英雄用武之地般的畅快和满足。
在蒋公手下虽然也获重用，但那种压抑、被监视和不开心的感觉始终如影随形。而在周内阁里，他体会了什么是配合默契、水乳交融。虽然工作繁重，但这个班子的团队精神、沟通状况、坦率程度等等，是他20年从政经历中最舒心的一段。
至于对那位少年相从、始终对自己有一份兄长般关怀的合众国总理，他只用一句话评价：心悦诚服。
而同僚们也喜欢和尊重吴国祯这位才华、学历、经验、年龄都不可多得的、栋梁式的行政、外交人材。大家也用一句话评价他：敬业乐群。
国民党人、与周恩来同龄的陈诚上将，应邀担任了国防部长。
一向擅长营建、严于律己的他，与擅长谋划、眼光长远的同龄人、参谋总长叶剑英上将一起，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军事合作平台。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作出了贡献。军队间固有的怀疑与隔阂，也逐渐在他们任内，得到彻底消弭。
张治中、张群、翁文灏等国民党人，章伯均、梁漱溟、罗隆基等第三党人，也在新内阁中安排了适合的岗位。其中有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水利电力部、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海关总署等等职务。年仅43岁的蒋经国出任卫生及环境部长，是最年轻的政府官员之一。
此外，囹圄委屈多年的张学良先生复出后，也担任了一届众议院的副议长。
周内阁的主体，当然还是祖国进步党人。
兼任合众国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一副总理陈云，被称为财政大管家；产业规划部长李富春、文化部长陈毅、教育部长邓小平、公安部长陈赓、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李先念等，都已在不少管理岗位上经过历练。
李富春
新一届政府任期6年，从1953年6月开始施政！
（972）
象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一样，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内阁，也有一个杀气腾腾的开场。锋芒所向，是盘踞在大大小小岗位上的贪官污吏——这正是上届执政期间所积累的弊政所在。
国家检察院长黄克诚，和最高法院梅贻琦大法官直接操刀，主持了这项大快人心的正义审判。
按照部署，整肃贪官先从祖国进步党内开始。
新首都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青山，和进步党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相互勾结，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水灾救济款、治河款，以及克扣、剥削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建设贷款等，总数相当于170万华元。两人被处以极刑。
随后，反腐败工作在全国展开。
一年里，清理整顿各类贪污腐败分子1000余人，其中300余人处以重刑。
腐败苗头得到有效遏制，给周恩来政府的12年施政打下了良好基础。
（973）
周恩来上任时翻阅的第一份文件，是国家统计署长马寅初送来的《1952统计年度——国力报告》。
为了避开春节等假期的低效率，在马署长任内，统计、会计和财政年度都科学地调整为从每年3月1日开始。
所以该报告在6月初完成，正好赶上政府换届。
周恩来的目光在《国力报告·人口部分》停住了。尽管篇幅很长，他还是逐字逐句阅读。字里行间，他感觉，这段文字是由马寅初署长亲自撰写：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到1952年底，全国共有人口5万万1千万。这是个静态纪录。如果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字，就成为动态的人口纪录。可惜这些数字，没有。
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值得注意的是，前段人口增殖率急剧上升，全国达到千分之二十。
这么快的增长是有原因的。乡村中，产婆接生已被正规接生诊所代替，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而寿命呢——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
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真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国内秩序空前安定，盗匪绝迹，人民死于非命减少；尼姑和尚大半还俗结婚……
经济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人做的事，现在50人就可做，其余950人怎么办？今日农民生活正向城市居民看齐，但生产率短期内却不能提高。
长此以往，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