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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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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臣有和同以取说,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有干部“和同”,什么是“和同”?这两个字,本来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尘”,意思是说,一个修道的人,不要特别把自己标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样,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样。“尘”就是世俗人,社会一般人,尘市之间,大家都吃饭,而你一个人非要买包子吃,这又何必呢?将就吃一点就好了嘛。这本来是“和光同尘”的意思,可是道家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就变成“太极拳”——圆滑的观念了,人说白的是黑的,我也马马虎虎说是黑的,跟着乱滚,也被称作“和同”了。“取说”的“说”,通“悦”。“和同以取说”,指的是臣下为了讨好上司,便放弃作人的原则,作乡愿去了。这里是说,有些干部圆滑得很,“太极拳”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只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么都来,只要对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干,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将来就是一个祸害。到了利害关头,一点气节都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客,可不虑之以佞乎?
    有的干部只做上面老板喜欢的事,专说老板喜欢听的话,以求得他欢心,取得他的亲信。这种就是佞臣。
    上面是《长短经》作者,对桓范《世要论》的引述。一个领导人,在防恶上,应该注意考虑到的九种原则、九个顾虑,也是人物的分类。该注意到的。
    读书千万不要被书所困,一切的运用全在自己。像这一类的书读多了以后,等于医学的常识丰富了以后,连一杯水那个敢喝,深怕有传染病,法律学多了以后,连一步路都不敢走,动辄怕犯法。而对于“九虑”这些东西看多了,连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了大原则,相信少数人,不伤任何人,爱护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忠奸之辨
    下面是举很多实例了。
    这是一篇大文章,但是古人写文章的分类,不像现在的观念,现在写文章的层次,往往是宗旨、要点、原则、引伸,古人则大异其趣。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治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古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僻,其泄冶之谓乎?
    这里是子贡和孔子问答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四书五经里是看不到的,要在其他的书里去找,所以真要研究孔子思想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不要以为看了四书五经,就懂了孔子的思想,有一本清人编的《孔子集语》,将孔子所讲的话,如《庄子》等等引用孔子的话和有关的很多事,都收集在这里,所以现在也可以走取巧的路线,看这本书,勉强可以把孔子一生,多了解一点,免得到处找资料。)
    这段书我们暂且搁在这里。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在陈灵公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名夏姬,是当时的名女人,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身上。据说她好几十岁了都还不显得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她在陈国时,陈灵公和几个高级干部,就和夏姬宣淫于朝,于是陈国的另一位大臣泄冶,就向他们提出谏议,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陈灵公自己理亏,对泄冶没有办法,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刺死了。
    这段书,就提到了这段历史,有一天子贡问孔子说:泄冶的这个行为,同纣王时代的比干一样,泄冶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说合于仁道?孔子说,这两个人并不相同。因为比干之于纣王,在宗法社会,讲私的方面,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讲公的方面,比干的地位是少师,等于皇帝的顾问。在宗法社会的政治制度下,他是为了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准备牺牲自己,所谓“尸谏”,希望自己死了以后,使纣王海寤,所以比干当时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勉强比喻等于现代简任初级的官位,并没有私人血统上亲密的关系,而陈国这样一种政权,在孔子看来,是一个君子就应该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还在怀宠。以他这样的地位,用区区一个身体,想要影响上面的昏乱,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只是“怀”而已,他的胸怀里,爱国家的心情,还是有的,至于说到仁道,却并不相干,所以孔子引用诗经上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僻。”一般人当走到偏僻的狭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立刻挽回的,泄冶就是个懂这个道理,方法不对,白丢了一条命。
    这是引证一段历史的经验,说明部下与长官之间争执时处理的方法。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率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这是另一个历史故事。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最初是没有制度的,每天上朝开会,文官武将和他吵,乱七八糟,简直没有办法,而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他为了要保持文化道统,也曾跟过楚霸王,意见行不通,后来跟随汉高祖。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读书人就骂,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什么气都受。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叔孙道说不必心急,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时候,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见汉高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曾经斥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意谓:“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你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就是说:“天下你是打来了,但是将来治理天下,不能永远打下去呀!”汉高祖这种人,在历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个性固然强,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所以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问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说我替你拟订计划,建立制度。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办。几个月以后,把所订的制度礼仪“朝班”都演习好了,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汉高祖一上朝,那种仪式,那种威风,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汉皇帝的气派。这时他这一舒服,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这里是引证,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叔孙通有办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后,召集知识分子开会,向大家说,据说外面在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都说真话,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并劝二世改过,惟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是乱传话说造反的,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认为很对,非常高兴。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所以这里提到叔孙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谀,拍马屁,阿曲,歪曲事实,将就对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个知识分子,在写文章时,都不随便下笔,社会大家认为对,自己认为错了,就不应该随便跟大家的意见写,如果跟着大家人云亦云,就是“曲学阿世”,违反真理。拍社会、拍时代的马屁是不应该的,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的吗?《长短经》的作者,于是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我们后人,对历史的看法。
    刚才说过了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如“朝班”的制度,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几千年。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汉代以来,这几千年当中,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他是从大处着眼下笔,他说叔孙通“量主而进”,从这句“量主而进”,我们就看到,王充说《史记》是一部“谤书”,毁谤汉朝的大著作,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如用的字句,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进”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后世说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好的鸟如凤凰,绝不随便落在一般树上,一定落在梧桐树上,否则宁愿停留在半空盘旋,绝不下来。一个人则择主而事,古代君臣、主仆的关系分得很清楚。“量主而进”就是测量测量老板,跟随他有没有意义,前途有没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辈的哲人——代表贤人、圣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是应该的原则。这两句话八个字,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再为这个“生”字作申论说:叔孙生希世庶务——叔孙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叔孙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为了要继承文化,不致中断而留传下去,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执行正统的文化,等到好的时代来了,好做一番事业,制定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之间,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时代变,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所以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结果目的都达到了,他跟随汉高祖,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等于当个附员,闲的差事,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后来,他开创了汉朝的文物制度,成为汉代的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后,在这种时代也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特别了就会吃亏,还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着一贯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而结果达成他的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作法,结果他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间,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史也。来去延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朱云和张高两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极点,各处的报告,反应到朝廷的意见,都被张禹把它压下去,不提出来。所以朱云就当着皇帝的面,洁问张禹,说张禹对下面这么多意见,不提出来报告皇帝,像死人一样占住一个位置,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什么事都没做,使上下的意见都不沟通,应该杀了他。这是引述的一段历史故事。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班固是依照司马迁著《史记》的路子而著《汉书》的,他讨论历史,提出这个意见,认为作人处世很难,跟着社会时代走,就违背了传统的道,违背了自己文化的精神,可是硬不跟着时代走,违背一般世俗的观念,本身就危险,至少这一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饿死,这是事实。像电视节目,我们认为不好的,可是广告收人好,我们认为好的,可没有广告了,电视公司就要喝西北风,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的古人,想要请他出来做官,他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清高?他既然出来,就要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估计一下如果贡献不了,又何必出来?所以就不轻易接受爵位了。这是古人,若是现代的人可不管这许多了,有人给一个顾问名义,也就挂上,尽管不拿钱,还可出名哩!时代不同了!古人传统文化的观念,如果担任了名义,而无法有贡献,就宁可不接受。那么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和死之间的抉择,有时候连这条命也要交出去了,就是说生与死之间的哲学的意义,该怎样讲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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