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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加以管理。所有运输及工业生产都被宣布国有化，并用作军事工业。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制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头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式的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同概念不相等。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危险消除了，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他们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恐怖与效能”政府于1794年热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成为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法国1795－1799年间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仑的军队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后勤委员有财富无荣耀。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Paris； 1904；Vol。I； P479 and passim。毫无疑问，1794年后是不可能遣散这些人数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这样做，将使法国国内一片混乱。向样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国内是供养不起这些军队的。开头是保卫法国、保卫革命的战争，现在变成了先是掠夺后是征服的战争。五人执政内阁的将军们留在国外，不怎么关心法国军队开到了何处。年轻的波拿巴特率领一支忍饥挨饿、军服褴褛的军队，仅凭着掠夺的许诺，于1796年进入意大利，事后创造出一个征服的理由。如问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会跟着他不仅进入意大利而且还进军埃及、德国、波兰，最终到了俄罗斯，并看到这支破破烂烂的年轻军队还不断得以扩充，其原因是他们别无选择，何况当兵总比在家里呆着要好。我们发现，其中还有一种答案是盼望掠夺战利品；另一种理由是希望促进大陆各国的交流（拿破仑的军队是推动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种理由是喜欢冒险。所有这些理由都可以概括进一个概念：光荣。旧时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了，再无限制个人凭他的勇猛与才智去获得大量财富。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说的：（拿破仑）是一国的君王，同时又是军队的军事首领。那个国家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所有的机构架设起来都是为着组织并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军队。所有的政府职位与奖赏都是首先为着军队保留着的。一名军官，甚至一名士兵，也会翘盼一个王国的王位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奖赏。Philip Henry； 5th Earl Stanhope； 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1831…1851； London；1888； P。81。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而在“伟大的军队”中同时存在着的是更直截了当的掠夺的热心。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数代法国人，无论属于何种阶层，都会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感，回想起它来。
拿破仑正是带着这些概念去掌握军队，用他的天才既把它作为军事工具也作为政治工具。也许，在他的先辈中，只有马尔伯勒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Marlborough；1650…1722），英国将军、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因战功被封为公爵。曾显示出可以与他相比的才能，把一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各种军事活动与相互配合都考虑在内，而不是一连串互不联系的攻防战斗。无论敌方是谁，如1796年与皮德蒙特（Piedmont）之战，孤立并争取了这名犹豫不决的对手；1806年打普鲁士，把一个强大的顽敌彻底摧垮、消灭。政治目的决定战略计划；战略计划又须导向辨明敌方决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奋力攻之。
这些都是拿破仑从杜·泰尔那里学来的，以及他本人作为炮兵军官候补生时学来的。他写道：“战略计划犹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点。一旦打开缺口，平衡被打破，其余的便不在话下”。引用于 Yorck von Wartenburg； Napoleon asWar Lord； London； 2 vols。；1902； Vol。I； P38。面对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人，要害在于分散兵力就会在具体环节上有失败的可能，1796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滑铁卢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形。敌方虽处劣势，而我方通讯联络极易受到攻击，在此情况下，指挥官要么下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要么像运气不好的奥地利将军麦克（Mack）1805年在乌尔姆那样可耻地投降。
具有决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础上的。拿破仑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广，使敌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1801—1805年，在这仅有的四年短暂的休战年月里，拿破仑重新组织了法国军队，其模式后来受到欧洲各国在下一个半世纪中普遍仿效。这种模式便是在一个单一的最高指挥下，军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军分成若干军团，每个军团由两个或三个师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个军团共有八千人。每个师包含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每个团两个营。l805年，这些军团驻扎在西欧地区——法国北部、荷兰、汉诺威——由于精确地安排好时间，一下子调过来围住了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军队。之后，他们又各自散去，后来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聚合，同奥地利与俄罗斯人作战。次年，法国军队向北开拔，像拍打器那样迅速散开，在耶拿（Jena）摧毁了普鲁士军队。这类行动涉及到复杂的计算。几十万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过起伏不平的乡村，后几代人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才能计算出来，而拿破仑用他的大脑袋就装下了这一切。
这些战略谋划的目的在于使法国军队获得最有利的地位去发动战斗——这种战斗不应只当作是无可回避的罪恶，而应成为整个战役的最高潮。为此，拿破仑采用并改进了革命军队的战术。在主力部队的前头，派出一大队小规模战斗兵与射击高手，去瓦解敌人的军心。用大炮轰击敌人的阵线；数千名列队的步兵反复冲锋同敌人挤刺刀，直到敌方出现了弱点，拿破仑便向它集中火力并调出他的预备队。如果这种谋略运用得很笨拙，并且面对的是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布置妥善、镇定自若的英国正规军队，那么，这种战术无疑于自杀。在耶拿的普鲁士军队在镇定与专业化方面一点也不比英国军队差，但经数小时的激战，不知从何方射来的狙击手的枪弹，使他们惊惶失措。普鲁士的阵线终于崩溃后，拿破仑派出轻骑兵进行追击，意欲全歼敌人，摧毁其国家。法军长驱直入，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摧毁了恢复生机的全部希望。
但是，战争继续下去，兵员的质量下降了，拿破仑的战术变得比直截了当的进军竞赛强不了许多。1806年后，军队的训练既不讲行军也不讲策略，只教如何开动武器。这种起码的技术，在行军过程向同伍的人一学就会。1809年在阿斯彭－艾斯林（Aspern…Essling），拿破仑准备太差，就贸然把步兵纵队投入战斗，活该被奥地利军打得大败。此后，他用成倍增加大炮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质量，即使这样，他取胜的代价也很昂贵。数日后，为雪阿斯彭之耻，拿破仑决定在沃加拉姆（Wagram）实行报复，但损失了三万名兵员（对比奥斯特里茨之役只损失八千人）。1812年在博罗迪诺对俄罗斯作战不用谋略只顾冲锋，最终损失了三万人（军队供应很差），摧毁库图佐夫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M。 Kususov；（1745…1813）；俄军统帅，著名的军事家。的计划彻底破产。滑铁卢一役，法军笨拙地强攻使两万五千人损失在威灵顿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A。 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因打败拿破仑受封公爵。的战线前，占法军总数七万两千人的三分之一还多。
要是拿破仑不曾打赢几次仗，他的全部战略便站不住脚了。虽然他并未忽略供应问题，也的确在每次战役开始前作了精心准备，但是，他进军的速度太快以致供应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前辈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农村就食。拿破仑期望军队能供养自己，军队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他们无法向当地居民说清楚法国进军的理由。当军队总人数达到六位数时，军队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自我解决供应问题。如战争时间拖长，他们必得在战役结束后立即夺取敌人的粮秣库，并强迫打败的一方供应食粮。1807年，拿破仑开始向欧洲较贫瘠的地区进军，在埃劳战役后进入波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供应成为一个使人烦恼、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取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冷酷无情地利用并加深了法国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使自己在这方面确保无虞。俄国人在1812年取胜也是依赖他们拒绝同拿破仑决战．让拿破仑深入俄国国土而供应无法跟上。余下的事就由冬天与饥饿来完成了。拿破仑只剩下三年时间来把自己约束在更传统的规模内作战，而他的敌手则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战略，显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主要的不是敌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使法国负担太重，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再加上十分重视供应线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能把18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最高峰。
普鲁士在1792一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拿破仑1796－1801年间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不是什么瞬刻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作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
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以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城地摹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军事改革。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佐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
这些可是危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属他们的贵族，可正是认为他们是在为反对法国压迫而战。用这一种火去反对另一种火，这样的前景可并不美妙。何况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们己发现他们面对着来自朝廷及军队本身的竭力反对。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像克劳塞维茨就去俄国军队供职去了。但1813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惨败之后，情况改变了。全德国爆发出爱国主义的热忱，包括各个阶层，许多旧的壁垒打破了。引进了征兵制度，并建立起全国性的预备役制度，凡是适龄而未征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参加预备役，可由预备役士兵自行选举军官。军队以及预备役中投入战场的共计六十万人之多。最初调度不灵，但随后便成为一支勇猛顽强的武装力量，1813年击败拿破仑的莱比锡一役，1814年打进法国迫使拿破仑退位，1815年最终推翻拿破仑，诸次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