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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至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把中国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树立了一块辉煌的纪念碑。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他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上下下林林总总全部浓缩进大观园内，构成中国文化之大观。他描写的刻骨铭心的宝黛生死之恋，更是可歌可泣，千古流芳。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影响之大遍及海内外，曹雪芹堪称世界级的大作家。《红楼梦》研究已成为专门性的研究学科，“红学”已成为显学。
在清代，除《红楼梦》外，还有两部独具特色的书，即《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满怀“孤愤”的蒲松龄天才地创造了一系列花妖狐魅各具人情的艺术形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耸立起了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儒林外史》则是一部专门讽刺中国文人的奇书，首开了解剖文人灵魂的先河。鲁迅十分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可以说鲁迅战斗的文风和讽刺艺术得益于《儒林外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还有一部大书《文心雕龙》，它总结前人启示来者，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多方位精到地阐释文学之要义，它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中国近代虽然没有出现文学巨著，但作家作品众多，风格流派各异。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政治国家学说的启蒙思想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萌芽的东西。经过近代文学阶段的准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了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发出了人的觉醒的第一声《呐喊》，如沉沉大地上的巨雷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文化巨子郭沫若以自由的《女神》放声狂歌“凤凰涅槃”，如漫漫长夜里的火光，照亮了再生的未来。现代大作家巴金犀利的刀笔解剖着封建的大“家”，导引着无数青年冲出牢笼，奔赴光明。
默诵33部煌煌巨著，眼前浮荡着浩浩千年风云，耳畔响彻滚滚万里雷声。华夏子孙历经漫长的文化苦旅，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血印，走进了社会主义的今天：开放，呼唤八面来风；改革，鼓荡四海翻腾。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个孕育文化巨著、诞生文化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特，我们呼唤，我们努力！
1995年10月于山东大学
1 上古祖先的足音——《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档案文件和政治论文的汇编。由于它被儒家崇奉为“五经”中地位最尊的一经——《书经》，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围绕《尚书》的文字、真伪等问题还引出了我国学术史上纠纷最多、争端最大、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桩公案，因而《尚书》在历史上的影响远非一般史书所能比拟。
扑朔迷离的公案
《尚书》通常只被称作《书》，它为什么又叫《尚书》呢？
后代学者解释时都认为“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书》也就是《上书》。
但是，对于这个“上”字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有的说“上”是“尊崇”之意，即“人们尊崇的书”；有的说“上”就是“君上”，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
《尚书》在先秦时代大约就有定本了，但它究竟成书于何时，为何人所编定，由于资料缺乏已很难确知。春秋时，其中的一些篇章已成为贵族们熟悉的读物，孔子聚徒讲学时，把它作为最主要的教材之一。所以，汉代人大都认为它是孔子编纂。但是，这个说法自宋代以来就受到怀疑，现在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末期。
秦始皇一声令下，焚书坑儒，除了朝廷博士所掌管的，其他民间私藏的《尚书》统统化为灰烬。此后不久，农民起义推翻秦朝，接着又发生刘邦、项羽的楚汉战争，一连打了七八年仗。山东济南有个学者姓伏，名胜，人们称他伏生，曾在秦朝担任过博士，手头保留下一部《尚书》。为了躲避战乱，他把《尚书》藏在家中的墙缝里。等到战争结束，伏生返回故乡，从墙缝中找出来，已丢失不少，只剩下28篇。伏生便捡起这28篇，在本乡传授门徒。
汉文帝即位后，注意搜集整理文化典籍。这时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文帝派晁错到伏生家里，伏生口授讲解，晁错记录下来，带回朝廷，又加上另外发现的一篇《泰誓》，共29篇，成了官方承认的定本。由于这部分《尚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殿时，拆毁孔子故居，突然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先秦古书，其中就有《尚书》。后来，各地又接二连三出现了古《尚书》，由于都是用先秦小篆字写成，统称为“古文《尚书》”；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整理编成34篇。
从此，汉代的儒学便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研究“今文尚书”等经典的称今文经学派，研究“古文尚书”等经典的称古文经学派。
两派互相攻讦，各立山头，闹得不亦乐乎。两派的区别，不仅仅是书写文字和读法的问题，而是随着师承源流的不同，对经义的解释不同，政治地位也不同。
今文经派把经文与谶纬迷信联系起来，使经学神学化，对经文的解说随意发挥，牵强附会，空虚繁琐。例如，有个叫秦恭的人，为解释《尧典》这两个字的篇名就写了一百多万言。这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几万字考证天国的猪进上帝花园是哪只脚先进去，以及一只针尖上能站几名天使，简直如出一辙。古文经派比较注重文字训诂，不凭空臆造，从实际出发阐明儒家的道理，显然比较进步。但由于官府把今文《尚书》定为正宗，立为官学，研究它成了一般知识分子跻身仕途、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像东汉专治今文《尚书》的桓荣家族，三代连任五位皇帝的老师，煊赫无比。他家各代传授的弟子都数以千计，不少人做到卿相等大官。所以今文《尚书》风靡一时，人们趋之若鹜，古文《尚书》虽只是民间私学，却因为具有简要明了、思想犀利的特点，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渐成为私学的主流。东汉时，大师辈出，贾逵、马融、郑玄等便是代表。在他们的倡导下，古文《尚书》在学术界日盛一日。三国时，今文《尚书》反倒无人问津了。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突然向朝廷献上一部据说是西汉经师孔安国注解的“真本”古文《尚书》，共58篇，其中除把伏生所传的28篇分成33篇外，又多出了25篇。这部来路不明的奇书传到唐初，唐太宗命令著名学者孔颖达修订，由政府颁印发行，成了唯一正统的读本，不但帝王臣僚学习它，科举考试也以它作为标准经典，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从北宋开始，直到南宋朱熹，宋人就已怀疑这部《尚书》中有赝品伪作。
清初，经过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等人考证，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梅赜献的这部古文《尚书》除伏生所传的33篇（实为28篇）是真货外，其余25篇竟全是伪造的假古董！一千多年间高高尊奉的煌煌圣典被痛快地推翻，这是清代学者继北宋以来历代学者探索完成的一项杰出的学术成就。从此，学术史上的这桩大疑案铁证如山，判词铸定，人们再也不会以假当真了。只是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仍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阅读时需慎重甄别。
佶屈聱牙的文献
《尚书》今文28篇，上起传说的尧舜，下迄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600 多年。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既反映了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情况，还有自然科学方面如天文、地理、土壤、物产、农业等内容。由于《尚书》是商周时代形成的历史文献的孑遗，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又长期作为政治哲学经典被尊奉着，整个封建时代的重要历史活动往往为它的思想所左右。因而，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以及政治思想、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神话、社会生活、自然科学等等，它都是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
从文章的体裁来讲，《尚书》属于散文，但其风格不仅和秦汉以后的散文差别很大，就是和秦汉以前的散文如《左传》、《国语》等相比也很不相同，自古便以古奥难懂著称。唐代著名学者韩愈在评论《尚书》时指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准确地概括了《尚书》在语言上结结巴巴、晦涩拗口的特点。人们往往一提《尚书》，就想起韩愈的这句话。
《尚书》篇章是按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排的。将全部内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归纳成三组。第一组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给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等；第二组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尤其重点地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等；第三组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
《尚书》各篇的文体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篇章是“记言”，但也有些属于“记事”或“记言兼记事”。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典”，即经典之意。
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尊重，所以奉为经典。实际上“典”并非当时的实况记录，而系后代人追叙。
第二类是“谟”。“谟”读音和字义都与“谋”相通，“谟”就是“谋议”的意思。如《皋陶谟》说的是舜、禹、皋陶等人彼此问答、谋议政治的谈话。
第三类是“训”，即教训、告诫。如原有的《伊训》据说就是商朝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但此篇已佚，我们能看到的《伊训》是伪书。另有《高宗肜日》一篇是记载大臣祖己教训商王的话，也属于“训”。
第四类是“诰”，意思是诰谕。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做“诰”。
《尚书》中的“诰”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群众的讲话，占全书的半数左右，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
如《盘庚》记载盘庚告谕臣民服从迁都于殷的行动，《康诰》记载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