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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盘庚》记载盘庚告谕臣民服从迁都于殷的行动，《康诰》记载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
第五类是“誓”，一般是指出兵征伐时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半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
第六类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
《尚书》中所有的文献大体上都包括在上述六种文体之内，我们通常便用“典谟训诰之文”来代表整个《尚书》。
《尚书》各篇中名气最大的是《禹贡》、《洪范》。
《禹贡》全文1194字，说的是大禹完成治水大业后全国的地理极作用。
它使全民族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心理素质，感到全中国本来就是大一统的，我国的疆域一向就是始自九州疆域的。例如唐代安史之乱时，诗人杜甫就曾在《诸将》的诗句中叹息道：“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抒发了对领土分裂的扼腕痛心。人们——包括日本的文献都常常把“禹域”作为华夏大地的代称。
《洪范》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它是商朝贵族箕子答复周武王问天道的言论。关于《洪范》产生的时代，有多种说法，较多的人认为产生于战国。“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就是统治大法。它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即九种大法）。主要思想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来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政治等级制度。如文章开头，武王问箕子：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大明白。箕子回答：我听说从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世界的正常秩序破坏了，鲧也被杀死。禹继承鲧的事业，上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世界的秩序。从这段问答可以看出，《洪范》认为世界万物和社会秩序都是上帝所安排的，明显地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但在这一宗教外衣之下，也透露了人们对于事物客观属性和规律的认识。例如，九畴中的第一项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行”原义是街衢道路，引申为构成世界不可缺乏的元素。《洪范》对五种物质形态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概括的说明，认为水有润下的性质，产生咸味；火有炎上之性，产生苦味；木有曲直之性，产生酸味；金有被熔铸之性，产生辛味；土能用来耕种，产生甘味。这些论点中已有原始的唯物主义的萌芽，因为它把客观存在的物质看成真实的东西，而且意识到人的味觉是从与外界的五种不同物质的接触中得来的。“五行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就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学说所牵强附会的许多历史资料，写了汉书中的《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哲学中支配人们思想二千多年的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从此历代正史几乎均有《五行志》，都是先引《洪范》的一段文字，然后记录灾异，论断史事，以致成为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看待宇宙、历史、人生的指导思想。
此外，《尚书》诸篇中，还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认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帝才不会断绝天子的大命，并使他永保大命，同时也只有行德政，才能获得民的拥护。文王由于有德才开创了周朝，纣王因为失德才招致商朝灭亡。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须明德慎罚，不要过分依赖暴力和屠刀。
这些观点后来成了“民本”思想和“德威兼施”、“宽猛相济”政治哲学的蓝本。
2 风雨沧桑春秋录——《左传》
《春秋》与《左传》经过十几年的奔波碰壁，孔子知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根据鲁国保存的档案材料，以鲁国历史为本位，将当时列国的大事，按年代先后编排罗列起来，整理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书——《春秋》。
为了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寄托在字里行间，孔子修《春秋》时对于用辞和史料的选择编排都是很讲究的，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分出不同的事态，一字一句寓有深刻的褒贬之意。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人、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的叫伐，潜师掠境的叫侵，两兵相接的叫战，环其城邑的叫围，陷其国都的叫入，毁其宗社叫灭……。同样是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的叫杀，杀有罪者叫诛，臣下杀君上叫弑。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然而，《春秋》的文字太简单了，每条一般只有十个字左右，最少的只有一个字，最多的也不过45个字。一部包括242 年历史的著作，总共只有18000 多字。
内容如此简略，而寓意又非常深奥隐晦，故难懂。
依照传统的说法，孔子的弟子们为了让人看懂，就按照老师授课时讲过的知识来阐明和解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由于《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解经的著作就被称为“传”。解说《春秋》的政治主张的，现存下来的有《公羊传》和《穀梁传》；解说《春秋》的历史事件的，便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现在我们见到的《左传》一般都是与《春秋》经文合在一起，一段经文附一部分传文。
但是《左传》究竟是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它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左丘明？左丘明又是何许人也？这些问题，自汉朝以来就争议不休，迄今尚未定论。
不管这些争论如何激烈，《左传》是一部详细记载春秋及其以前社会历史的信史，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发展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是从来无人怀疑的。
完整的春秋史《春秋》记载的历史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 ），历经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国君，共242 年。《左传》在形式上也是按鲁国的12公记事，但它的内容追记往事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 ）晋穆侯的伐条之役，早于《春秋》83年；编年截止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 ），比《春秋》晚13年；所记事最晚到了智伯的灭亡（发生在公元前453 年）。前后总计比《春秋》多出了一百多年。
《春秋》的记事，基本是有纲无目，如同流水帐，作为史书，它尚有较大的原始性。《左传》记事就相当详细了，对于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有言有行，有直述有概述，有追叙有附叙，并有评论和分析，标志着我国编年体的史书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左传》一书的内容各部分之间并不平衡。在时间方面，前期较略，后期较详。前期尤以庄公时期为简略，最少者一年中仅记二三事。后期以襄、昭之世最详，二公时间共63年，不过是春秋时期的四分之一，而内容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
再看空间方面，以晋、楚、鲁、郑之事最详，宋、卫、周、齐等国次之。如果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看，庄公以前，以郑、宋、周、卫之事最多，其后开始渐及于晋、楚等国，吴、越更在其后，已到了春秋中后期。
《左传》就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把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载，记事范围亦不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就主要内容而言，《左传》可以说是一部春秋时期霸主递嬗的纪实，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建立霸业的事迹描述得十分生动、详细。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的晋国公子重耳四处流亡19年的曲折经历，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左传》通过对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专权。
还有不少记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以及由此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如在齐国，统治者拚命剥削；官府贮藏的粮食多得霉烂生虫，百姓的生活却痛苦不堪，甚至连小吏三老也都挨饿受冻。百姓为了活下去，不断反抗，结果又遭到残酷镇压，以至于因犯罪被砍掉脚的人太多，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假脚昂贵、鞋子反倒无人购买的反常现象。
礼俗制度也是《左传》注重的内容之一。例如楚国逢伯叙述武王受降的礼节（僖公六年）等等，是其他古书中不能发现的材料。至于朝聘会盟中，升降揖让献酬授受，以及坛场乐舞服章玉帛等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文物的佐证。
《左传》的记事，不仅包括了春秋时期的重要史实，并且引述了一部分西周和以前的重大事件和古史传说。这些传说从春秋时的人物口中吐露出来，虽不一定是信史，但总有相当根据。如郯子谈论古代官名（昭公十七年），提供了上古图腾崇拜的材料。魏绛讲的后羿代夏的故事（襄公四年）等，既可以与其他古书相印证，也可补其他书所未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传》还为我们保存了非常宝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记录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上的一些成就。如全书中记录了37次日食；对恒星作了观测；观察到了彗星的出没；记录了陨石的降落；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水旱虫灾等等。这些记录，是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宝贵材料。
民本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王、诸侯、大夫、后妃们的祭祀鬼神、吊葬问礼、会盟朝聘、征伐兼并、饮宴畋猎占去了《左传》的绝大部分篇幅。春秋时期的复杂斗争，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统治阶级里面有政治远见的一些人物，深深地感到人心向背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左传》记载的一些政界人物的言论，就大量地反映了这种思想认识。
晋大夫师旷在回答晋侯提出的卫国人为什么赶跑其国君这个问题时，说：“天是多么爱护人民啊！岂能让一个人在人民的头上肆行无道、纵其淫欲，而弃绝天地之情呢？天必定不会这样的。”指出像卫君这种困苦其民的主子一定得赶走。在另一次与晋侯议论石头为什么会说话这件怪事时，师旷说，石头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出现这种怪事，原因在于听不到百姓的呼声。
现在大建宫室，穷侈极奢，民力凋弊，怨言四起，石头出来说话不是很应该吗？在逢滑与陈怀公的一段对话中，则更直接地指出了国家兴亡祸福，完全取决于对百姓的态度如何。逢滑说：“臣闻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对百姓如同照料病号，这就是国家之福。将要衰亡的时候，视百姓如土芥，这就是国家之祸。”这些都是根据人民的利害关系来发表政见的，表面上看似乎还没有摆脱天道的观念，其实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书中还两次引用《尚书》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话，来说明众怒难犯的道理。这种民本思想的出现，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左传》一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留恋惋惜之情。它记录的齐桓、晋文的霸业等，是全书的精彩篇章。然而书中并没有流露出像孔子那样鼓吹恢复西周宗法制度的观点或感情，更没有对礼崩乐坏的愤慨，对春秋初年开始没落的周王室也没有给予任何同情。它如实记录了周王室和郑国交换人质、晋侯像对待诸侯一样召见周王、王室向诸侯乞求金子、讨车辆等史实。这些事反映了当时的周王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已经潦倒得连个普通诸侯都不如了。《左传》对于社会剧烈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兼并小国和吞灭同姓国的事实也毫不掩饰，并且认为这种兼并是很自然的趋向，不是什么违背天道的事情。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奴隶制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是坚决地反对。书中不仅多次引用当时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