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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幻异的夸张的形式揭露封建衙门和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蒲松龄穷困潦倒,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官吏欺压人民、鱼肉百姓的虎狼之行有较多的认识。
若以寻常的方式加以表现,往往思想性有余,艺术性不足。蒲松龄以幻异、夸张等非现实的手法加以表现,获得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又具有独特的艺术情趣。《促织》写因皇帝喜斗蟋蟀而引起的一系列悲喜剧,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罪恶。作为一国之君,而迷于斗蟋蟀,这给大小封建官吏以谄媚和科敛的机会。华阴令谄媚上官,进一蟋蟀,上官让华阴令常供,华阴令又让里正进供。做里正的成名,本因老实懦弱,一点家产快赔尽了,恰好上边征收促织,成名抱着一线希望自己去找,一时无结果,被打得两腿间流血;只好求巫占卜。按照巫的指示,找到一只蟋蟀,又被儿子抓死。成名妻大骂儿子;儿子投井而死,化为促织,轻捷善斗;成名以此进献,时来运转,县令免其赋税,让他进学校学习,“不数岁,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成名最终脱离了苦海。然而人的苦难和好运,却无不反映出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的腐败。《席方平》描写了席方平不畏强暴、为父伸冤的故事。席方平的父亲因仇人在冥间行贿,受到严刑拷打;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伸冤,上到冥王、郡司,下到城隍狱吏,皆贪赃枉法。将席方平施以重刑,用火床烤,锯开他的身体。但席方平毫不畏惧,转生后依然不忘告状。在《梦狼》中,作家直接了当地指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三百年前的蒲松龄把矛头指向封建制度,指向最高统治者。实际上,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蒲松龄只能寄希望于皇帝和清官。
在《促织》中,他为皇帝开脱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鸮鸟》写大小官吏借驮运粮草之机,大肆抢夺民间骡马。
作者同样为皇帝开脱道:“圣明天子爱惜民力,取一物必偿其值,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在《席方平》中,席方平的希望依然在殿下九王。在这类作品中,无情的暴露性与无意识的妥协性同时存在。
与此相关的,是对科举弊端的批判。明清科举制,虽为统治者选拔了不少人才,但也存在种种弊端,埋没了不少人才,蒲松龄是受害者之一。科举最重文章,以蒲松龄之文才,竟屡屡败北,不能不使蒲松龄产生一定的怀疑。
尽管蒲松龄一生都是科举迷,从未打算与科举决裂,但他毕竟从自己的痛苦经验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举的弊端。《叶生》虽然写了一个虚幻的故事,却可以看作蒲松龄的精神自传。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但“所遇不偶,困于名场”,抑郁而死。死后还魂,仍不忘借别人为自己文章吐气。
他帮助朋友的儿子高中,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达到目的,他的灵魂才返回家中,扑地而灭。贾奉雉起初遵奉“学者立言,贵乎不朽”,但总考不中。后来,他从丢掉的废卷中,选择那些格调卑下、文词枝蔓、乱七八糟的句子,集中起来,联缀成文,竟中经魁。在《司文郎》中,他讽刺考官不仅“无目”,而且“鼻盲”。在《考弊司》中司主把向考生索贿当作“成例”,无钱纳贿的,即割考生的髀肉。在蒲松龄笔下,科举考试弊端百出,才华横溢的人屡屡失败,庸俗浅薄之流却能青云直上。当然,作家对科举制的批判是有限的,他不会想到废除科举。
他只不过是希望改良科举制度,希望有识见的考官真正将有才能的考生选拔出来而已。
3。表现某种生活哲理的寓言性质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短小精悍,诙谐幽默,表现了蒲松龄乐观、机智的一面。著名的《劳山道士》、《武技》讽刺了那些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浅薄之徒,表现了学贵专一、学无止境的思想。王生慕道,并非真正理解道。他好逸恶劳,不苦心修持,只求学得一点法术,用以眩人耳目,结果碰得“额上坟起,如巨卵焉”。李超跟僧人学得一点武艺,便骄傲自满,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差点被人打断大腿。
《画皮》则告诉人们要善于透过假面,看到本质。男主人公被一化为美女的恶鬼迷惑,得到道士的警告还执迷不悟,终于被恶鬼挖去心肝。《狼》(三则)
揭露了狼的狡猾、奸诈,也指出了它们的可笑下场。这些作品,都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4。还有相当多的作品止于搜奇记异,可以说是魏晋志怪小说的延续,其优点是描绘栩栩如生,但今天看来,已无多大意义。如《咬鬼》、《荞中怪》、《蛇癖》等。
《聊斋志异》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还有不少作品,尽管数量不多,却具有独到的意义。目前,我们对这类作品还不太重视,没有给以足够的评价,对其中许多经验,没有加以总结,更没有给以创造性发展。《尸变》被许多人认为是纯迷信之作。但如果我们抛开成见,忠于艺术感受,便会发现,这篇作品具有惊人的艺术震撼力。作家用那么简洁有力的文笔,描绘出一幕可怕的尸体追人的情景,只要读过就决不会忘记。我们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恐怖小说。又如《狐谐》,如果仅从所谓思想意义看,的确没什么;但若换个角度,着眼于小说的风格,便会得出全新的结论。作家描绘的是狐精跟人开玩笑,令人捧腹。这样的俳谐小说,在我国小说中还不多见,是否
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呢?像《王子安》、《续黄粱》等描绘升官梦、富贵梦的讽刺小说,显然开《儒林外史》之先河。像《胭脂》、《折狱》那样的公案推理小说,也具有独特的魅力。《快刀》表现刀之快,人头被砍,滚在地上,还喊“好快刀”,这不是中国的黑色幽默吗?至于意识流,到外国人那里认祖宗也未尝不可,意识流作为派别,作为创作方法,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聊斋志异》中许多描写灵魂离体的作品,如《考城隍》等,不就是中国的意识流吗?
亦真亦幻曲笔传情《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历来为人称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将幻异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出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的人物形象和艺术世界。作家对生活采取非现实化的处理方法,“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而可采,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换句话说,作家总是将各类精怪的原型性格与人性结合起来,创造出神奇的艺术形象。绿衣女为绿蜂所化,“绿衣长裙”、“腰细殆不盈掬”。葛巾为牡丹花妖,“玉肌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熏,无气不馥。”阿英为鹦鹉精,故“娇婉善言”。苗生为虎精,故长啸一声,“山谷响应”。所有这些,情趣盎然,让读者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
前人曾言,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确如此。
2。在文体上,蒲松龄创造性地发展了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将魏晋笔记体与史记传记体紧密结合起来,既有小说家的灵活,又有史学家的严谨。作家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论赞传统,在近二百篇作品的结尾,加“异史氏曰”,对所写的人事加以评说,大都切中肯綮,发人深思。
3。《聊斋志异》的语言素来为人称道,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
前人早就指出,读《聊斋》若只当故事看,不做文章看,便是呆汉。甚至说,蒲松龄“有意作文,非徒纪事”,是“才子之笔”。《聊斋志异》的叙述语言简洁、典雅,无论叙事写景,还是抒情状物,无论刻画性格,还是渲染气氛,无不曲折如意,变幻之状,如在眼前。如《花姑子》写安生亲近两个花姑子,一真一假,真的是香獐所化,假的是蛇精所化。真花姑子为安生按摩,“安觉脑麝奇香,穿鼻沁骨”,“安与同衾,但觉气息肌肤,无处不香。”真是美妙温馨之至。当安生与假花姑子(蛇精)亲狎时,“偎傍之际,觉甚腥膻,心疑有异,女抱安颈,遽以舌舐鼻孔,彻脑如刺。急欲逃脱,而身若巨绠之缚。少时,闷然不觉矣。”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尸变》写女尸隔树抓人抱树而僵,本已令人胆寒;作家仿佛还嫌不够味,又写第二天邑宰(县令)到现场质验的情形,“宰亲诣质验,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审谛之,则左右四指,并拳如钩,入木没甲。又数人力拔,乃得下。视指穴如凿孔然。”读至此,更让人心增余悸。
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写得同样精彩。这似乎是一个谜。一部文言小说的对话,竟能如出其口,如闻其声,让人叹服。《邵女》篇写媒婆到邵家说媒,便是一例。
邵女家贪图钱财,多少人上门说亲,都不成。媒婆受柴廷宾之托,到邵家说亲,她想以钱说动邵家,却又不好直说,只好拐弯抹角来挑动邵家。
当邵母说邵女反复挑选,一直未定时,媒婆说:“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恶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前人评论道:”看他于开不得口处开口笑之,驳斥之,无意中以千金动之,末仍以不了语探之,极语言之妙。“这些对话的妙处,就在保持文言格调的前提下,恰当吸收,融化民间口语,加以调和,因而具有既典雅又接近口语的特色。《狐梦》中诸姊妹的调笑、斗趣,《口技》中对各类人物对话的个性化模仿,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要求近五百篇作品篇篇精彩,并不现实,作品中有极少数无聊庸俗之作,如《犬奸》、《狐惩淫》等。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浓厚的封建观念和文人雅士的风流思想。即使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如《邵女》就宣扬妾对妻的无条件服从。作者在描写爱情的同时,对一夫多妻、享受“双美”等丑恶现象也津律乐道,这与现代婚恋观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一部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有那么大的影响是特别令人惊异的,因为要读懂它,首先要过语言关。过这一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
但《聊斋志异》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去突破这一“关”。早在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被广泛传抄,并受到当时一些名流如王士祯等人的推崇。
之后,抄本、印本层出不穷,说家有其书,未免夸张,但说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却并不过分。有人统计,解放后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聊斋志异》印本,包括抄本、刻本、改写本、白话本等,其数量甚至超过《红楼梦》。
《聊斋志异》还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如连环画、电影、地方戏等,深受观众的喜爱。随着电视艺术的发展,60集电视连续剧《聊斋》,使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更加深入人心。至于《聊斋志异》在文学界的影响,我们只提一点就够了:《聊斋》之后,仿《聊斋》之作不计其数,我们今天还能记住多少呢?
29 文人无行群丑毕现——《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的讽刺文学杰作,正如鲁迅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男儿快意贫亦好”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吴家在明清之际曾有50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
曾祖辈五人,有四人是进士。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再加上他擅长书法,声名更是显赫,其门下多有显达之士。
吴敬梓祖辈也多显达。但到父辈,已开始衰落。生父吴雯延,仅是秀才;嗣父吴霖起是拔贡,曾在苏北做过教谕,最后罢官归家,抑郁而死。
早年,吴敬梓曾随嗣父宦游。他32岁时,嗣父去世,成为他生活上的一大转折。父逝后他独撑门户,族人欺他是嗣子,又是两代单传,蓄意侵夺他的财产,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慨和厌恶。同时,他也从亲族身上深切体验到人情的虚伪和世态的炎凉。他把对现实的反抗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族人视财如命,他就挥金如土;族人虚伪狡诈,他就放诞任性。友人曾说他:“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