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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卦象,就是以变动来启示人事微妙的际遇。自然界不仅有变,而且有通。穷极而变,变则顺通,顺通则长久。如果能把握机宜,适当地变通运用,功德事业就会在变通中出现。因而《易经》的法则就是经常变动,这种变动并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式,它在卦的六个爻之间普遍流转,或上或下,没有常规。理解《易》理不可被其理论所拘束,只有循其变化才能适当应用。
《说卦传》还把“神”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了出来。认为所谓神,就是使万物神妙地变化生成。在这里,神已不是《易经》中所讲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是世界万物微妙变化的别名。这种解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事物变化认识的深化,“神”成为后来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范畴。
那么,事物变化的动力源泉在哪里?是在事物自身的内部,还是在外部?
《系辞传》认为,变化的发生,是由于阴阳、刚柔、动静两种相反的势力相推相摩的必然结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吉凶、祸福、大小、远近、内外、出入、进退、往来、上下、得失、存亡、生死等等相对立的现象,都是阴阳、刚柔、动静的矛盾运动的产物。
这两种对立的势力不在事物的外部,而普遍包含在事物的内部,其道理犹如只有人类中的男女两性交媾才能诞育子女,产生新的人类一样。阳、刚、动和阴、柔、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只有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在一起时才构成一对矛盾,若“二女同居”,即同样性质的两个方面在一起,则不是矛盾。
《易传》还进一步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主次之分,其中一个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一般情况是刚健的乾、阳、动处于主要地位,而柔顺的坤、阴、静处于次要地位。但同时矛盾的两个方面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一切事物都要走向它的反面,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易经》的六十四卦,由上一卦到下一卦,常常是由正到反,或由反到正,《易传》系统地发挥了这个正反转化的思想。它说,通顺的泰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变成不通顺的否卦,静止的艮卦和前进的渐卦也是这样。而且物极必反的转化发展过程是无止境的。六十四卦的最末两卦是既济卦和未济卦,前者表示已经完成,后者表示没有完成。其所以把没有完成的未济卦放在最后,《序卦传》解释说,个别事物的发展有其终极,但天道的变化循环不已,人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未济卦正是表明天地万物的发展是没有终极的。《易传》的上述学说,集中代表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
但必须指出,《易传》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是束缚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
它虽然提出了卦象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画像,但进一步又把卦象的作用说得神秘化了。认为,六十四卦不仅能说明世界的变化,而且一切器物和精神文化,也都是圣人根据六十四卦的卦象制造出来的。如伏羲结绳作网用来打猎捕鱼,是取法于离卦的卦象;神农氏作耒耜用来耕地种田,是取法于益卦的卦象;黄帝尧舜作舟楫,也是取法于涣卦的卦象,等等。这些结论颠倒了人们的认识过程,把本来是第二性的卦象看成是人认识事物、改造自然的来源和依据,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观点。
《易传》又进而把卦象脱离客观世界而绝对化,把它看成独立的精神实体,称它为“易理”或“道”,而把有形体的万事万物称作“器”。认为“器”是由“道”派生出来,并受道支配主宰的,“道”还可以为天下之民谋福利,成就天下一切事业。这样,全智全能的精神性的道,实际上就变成了哲学化的“上帝”。《易传》把道和器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家。宋明以后,道与器的关系问题成了各派思想家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
《易传》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时又阉割了它本来具有的辩证法思想。
原本是反映客观变化之道的卦爻,在《易传》的解释下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先天格式,成了客观事物变化的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被说成是由卦象类推、演绎出来的。这样,《易经》卦爻就被看成了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易理已经包括尽了天下所有的道理,再不会有任何真理在它之外了。《易传》又进一步把普遍变化的规律归结为循环论,认为自然界是寒来暑往,暑往寒来,社会历史也是循环往复,一切都像一个封闭的圆环一样,从起点转到终点,再从终点转到起点,没有飞跃,没有质变,最后便归结为一切都不变。用这种变中不变的易理来说明社会现象,《易传》引申出了天尊地卑,是乾坤确定的规则,动静刚柔,是固定不变的常法,最终得出贵贱尊卑都是事先确定不移、任何人为力量难以改变的宿命论结论。
总之,《易传》的学说瑕瑜互见,良莠并存,在整个体系上可以说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但其中又含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这就为以后各派哲学家以解释《易传》为形式、阐发驰骋自己的思想留下了极其广阔的天地,同时也是《易传》对中国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4 仁爱修身定乾坤——《论语》
公元前479 年,73岁的孔子在弟子们的悲痛声中离开了人间。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因政治变乱逃到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青年时做过管理牛羊和仓库的小吏。中年以后,聚徒讲学。50岁以后,做过几年鲁国大夫。
下野后,率领门徒周游列国,寻找政治出路,历时十余年,但处处碰壁,始终没有得到任用。晚年回到鲁国,以整理古代典籍、教授门徒了却余生。孔子一生教育的弟子据说有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有72人。弟子们平时在学舍听孔子讲论,周游列国时,师生同行,随时问难,有的学成后担任了邑宰家臣之类的官职,仍不断向孔子问学请教。《论语》一书就是由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纂辑而成的,大约成书在战国初年。
《论语》共20篇,篇名取篇首的两三个字为题,并无具体意义,如第一篇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所以该篇就叫《学而》。一段话为一章,全书共492章,13000 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说,“论”是论纂、编排的意思,“语”是谈话记录,“论语”就是语录汇编。里面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部分门徒如曾子、子夏等人的言论,还记载了一些孔子的行为。《乡党》篇就有不少关于孔子日常生活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情节、做法,如穿什么衣服,有什么饮食习惯,平时家居的神情举止,怎样乘车外出,甚至怎样睡觉等等。
全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道德修养等各方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直接的材料,又由于《论语》是“四书”之首,因而在我国文化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无美不备的仁《论语》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这个词在孔子以前已广泛使用,但作为哲学范畴的提出,是从孔子开始的。仁在孔子思想中是最高、最根本的理想和准则。所以《论语》说孔子很少谈功利、天命,最推崇、最赞许的是仁。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但是,对于仁的确切含义,《论语》中并没有纯定义式的界说,常常是根据提问人的不同情况而随问作答,每次讲解并不完全一致。如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这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而使言行都合于礼,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是仁人。具体做法是不合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于礼的话不听,不合于礼的话不说,不合于礼的事不做。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子贡问:“如果有人能广泛地把好处给人民而且能够周济大众,这个人怎么样?
可能算是仁人吗?“孔子说:”何止是仁人!一定是圣人了!尧舜大概还做不到哩!仁人要做到:自己想树立的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这表明,孔子所讲的仁,有对己、对人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对己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合乎礼,一旦做到了这点,天下人都会称许你是个仁者。”克己“不仅是消极意义的自我克制,还包含积极意义的自觉实行。
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即使在匆忙紧迫、颠沛流离的情况下,也一定要实行仁。只有立志实行仁,才会无过恶。对人的方面也有积极和消极两层含义,即“忠”和“恕”。“忠”就是积极地为别人着想,要爱人,对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自己想通达也使别人通达,无论何时何地都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利益,时刻反省,“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家办事有没有不尽心竭力?“恕”就是消极意义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他的思想学说有一个“一贯之道”,他的学生曾参解释说,这个一贯之道就是忠恕,忠恕是仁的合体,所以一贯之道就是仁。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以正确的态度爱人,才能以正确的态度恨人。
仁有时还指一种理想的行为规范和高尚的品德。樊迟几次问孔子怎样才算仁,孔子有时说:“有仁德的人对艰难的工作抢先去做,对获功论赏的事则退居人后。”
即吃苦在前,荣誉在后。有时说:“在家态度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对人忠心诚实,即使到了夷狄地区,这三种品德也不可背弃。”另一个学生子张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美德,就是仁了。”即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庄重就不会招致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用,勤敏就能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使唤人。”所以孔子又说:“刚强、果断、质朴、言语谨慎,有这四种品德的人便接近于仁。”花言巧语,伪装和善,这种人则很少有仁。
“仁”作为哲学范畴,常指人的主观的自觉精神。《论语》上说:“仁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可以达到。”“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这就是说一个人要达到仁,实现仁的理想,只有靠自觉的意识才能做到,即使暂时达不到,但坚持下去,终有一天能达到。靠外力的强制是做不到仁的,仁完全是一种主观化的内在要求。这一思想,对后世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很大影响。
《论语》讲仁,还常表述为一种积极的斗争精神。“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只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仁。”“士不可不心胸宽广意志刚强,因为他们任重而道远。他们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任务,难道还不重大吗?他们奋斗到死才停止,难道还不遥远吗?”这种为实现仁而努力奋斗、积极进取、不惜牺牲、舍我其谁的精神,这种理性的历史责任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感染、教育、熏陶了无数仁人志士,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进步、积极的。
但《论语》又一再指出,“仁”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除了少数几个古代圣人外,当代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仁,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出来,也一定要经过30年之后才能实现仁。在三千弟子中,孔子认为只有颜渊能在三个月里时时想着仁,这已是很难能可贵了,其余的只是暂时偶然达到而已,没有能保持长久的。所以孔子对仁的实现也缺乏信心,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也没有见过憎恶不仁的人,有谁能在一天用他的力量去实现仁吗?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大概这种人是有的,只是我没有见过。”
《论语》在我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仁”这一范畴作为调整社会矛盾的原则,标志着人类在社会关系中逐步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但是孔子不免夸大了“仁”的作用,不适当地抬高了仁的地位,把仁看作指导生括、处理事务的普遍原则,认为是可以终身行之的普遍真理,这显然太绝对了。
德治主义的政治哲学
仁属于主观道德情操,它必须体现在行为中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而行为的表现一定要有一个形式程序,《论语》指出这个形式程序就是礼。礼的意义极为广泛,包括礼节仪式,也包括政治制度。《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