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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攻击目标——城市或村庄反复多次易手，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顽强战斗的典型。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至今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一座大型粮仑。从9月17日至20日；整整几个昼夜，那里的战斗一刻未停。不仅整个粮仓，而且连它的其它几层楼和几个库房，也都分别数次易手。上校杜比杨斯基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不断变化着。原先，我们在粮仑的上面，德国人在下面。我们刚刚把德国人从下面赶出来，他们却又钻到了上面。现在，在粮仑的上部，还正在进行战斗”
类似这样的双方都拼死争夺的目标，在城里有几十个、几百个。在这些地方，几个星期以来，每一所房屋，每一个突出部，每一节楼梯，都在被激烈地争夺着。
9月16日下午，我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我们已没有预备队，而敌人却不断地把生力军投入战斗。这样的浴血奋战还将持续下去，集团军将进一步被削弱，以致毫无战斗力。我请求马上再我给们加强2—3个新锐师。
显然，方面军首长很了解城里的战况，很清楚城市作战的意义。9月12日—16日战斗的表明，在城内防守比在草原开阔地上实施反突击，能更有效地杀伤敌人。
很快，方面军司令部把步兵第92旅和坦克第137旅调来配属给集团军。步兵旅装备齐全，它的成员——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水兵，都是很优秀的军人。步兵旅的任务是，沿铁路线占领防御地段，其界线是：北起察里察河，南至由铁路线围成的三角地带。
坦克旅只有装备着45毫米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该旅的任务是在马马耶夫岗以东0．5公里的铁路回转线地域，占领环形防御，阻止敌人向伏尔加河推进。
9月17日，我得知，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在阿卡托夫卡和库兹米奇地段向南转入进攻。进攻者的任务是：歼灭敌军集团，与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会师，也就是与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第62和第64集团军会师。
这消息太令人振奋了——整个前线就要转入反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立即开始筹划，如何配合这次进攻。对于被敌人逼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第62集团军来说，迫切需要与侧翼的友邻部队会合。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仍决定：在集团军中部实施积极防御；在右翼，用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兵力，向敌人实施突击。加快与城市北部作战的部队会合。
那天晚上，叶廖缅科上将预先通知我，进攻即将开始。我们应该用右翼部队支援友邻部队，同时从红十月村、从马马耶夫岗地域向西南实施突击，分割并消灭城市西部的敌人。为了加强集团军右翼，特增派由B·A·戈里什内上校率领的步兵第95师给我们。这个师将于9月18日傍晚在伏尔加河渡口集结。
2
我们的指挥所不断地遭受敌人的袭击，因此，我们被允许放弃在察里察可谷里的掩蔽部，转移到距“红十月”码头以北1公里的新指挥所去。
9月17日傍晚，集团军前线的形势是这样的：右翼——从雷诺克至马马耶夫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5天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敌人实施的所有局部的攻击均被击退）；在集团军的中央地区，前线已出现折线：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在我们手中，专家楼则落入敌人手中。敌人从那儿向中心渡口射击；左翼正面已从察里察河起，沿着铁路展开，直抵伏尔加河岸边的抽水站附近。
在生力部队到达以后，我们将混编团的残部并入M·C·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同样，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南翼的剩余部队被编入杜比杨斯基近卫师。他们的司令部则到伏尔加河左岸集中，重新组编。
这样，集团军左翼仍旧是两个步兵旅——第42、第92旅以及杜比杨斯基的近卫步兵第35师。这样，就使部队的指挥变得更为方便。
9月17日夜间，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新的地点。通讯器材、勤杂人员和一些司令部军官从晚上就开始转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和作战参谋最后才撤离。带着各种文件、材料，穿越敌人冲锋枪手甚至敌坦克控制的街道，这是极为冒险的。我们很可能突然与敌人遭遇。因此，决定参谋编队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走水路。他们将实施复杂的机动——从察里察河口出发，到伏尔加河左岸的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再由那里乘汽车向北，到扎伊采夫岛对岸的“62”号渡口，再换乘装甲艇重返伏尔加河右岸，然后迅速抵达新指挥所。
从察里察河口乘船渡过伏尔加河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保障工作，交给了I·A·维特科夫上校及他的助手们。午夜12时，我们的车队满载着文件和一些私人用品，趁天黑从掩蔽部出发，顺利地在上船地点集中。途中，炮弹和迫击炮弹时而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渡过伏尔加河后，我们在博科尔德村和克拉斯诺斯洛博达村之间，为寻找我们的汽车，耽阁了近1小时。最后，终于找到了汽车，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装到汽车上。这时，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走到我跟前，建议我去距克拉斯诺斯洛博达5公里处的国营苗圃，可在那里的管理处吃点东西，洗个澡，然后再去新指挥所。
我们请克雷洛夫带领司令部的编队先去新指挥所，并许愿给他带回些吃的。
然后，我和古罗夫以及我们的副官们来到国营苗圃。那里的人象迎接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稀客一样，盛情地款待我们。我们洗了蒸气浴，换上干净暖和的士兵服，填饱了肚子。就这样，吃饭、喝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由于窗户都被遮住了，以至我们没有觉察，黎明是什么时候来临的。当我们发觉时，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渡口只在夜间工作，我们恐怕赶不上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到达新指挥所，那么克雷洛夫和参谋们会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跳上汽车，就向“62”号渡口飞驰而去。我不熟悉道路，由古罗夫那辆车在前面带路。但是，他也记错了路。我们不知不觉又转向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知道走错了路之后，我们又赶紧向回开。
当我们来到“62”号渡口时，我看到码头上只停放着一艘小快艇，我觉得好像就要解缆了。在这紧急关头，好像故意与我们为难似的，我们的汽车又扎在沙地上空转起来。我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这最后一艘装甲艇就要开走，我们全天将被困在左岸上。这一整天，集团军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斯大林格勒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我不敢往下想，急忙向码头奔跑过去。装甲艇已开始离开码头。我使出全身力气，连跑带跳地向小艇奔去。我使劲一跳，终于上了艇！古罗夫正向码头跑来。我向舵手喊：
“把船往回开！”
他慢条斯里地转过头问道：
“你是谁呀？”
“我是第62集团军司令员！”
舵手把艇开回码头，古罗夫和副官们跃上船舷。装甲艇离开岸边，全速全右岸驶去。
艇长向我道歉，说不认识我。十分钟后，我们已到达右岸。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并向他表衷心的感谢。
在新指挥所里，我们见到了克雷洛夫、维特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我很兴奋。因为我们又在一起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晚上我们清点了人员伤亡情况。炮兵、工程兵及装甲兵的副主任全都离开了我们。
军事委员会给我们指派了几个新的副职：炮兵副主任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少将，装甲兵副主任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魏因鲁布中校，工程兵副主任的位置还空着，因为未找到代替人。我为此事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了报告，很快，科先科少将到我这里来了。在B·M·特卡琴科中将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由他来作我的工程兵副司令员。
新的集团军指挥所没有掩蔽部，甚至连能够躲避子弹和炮弹的碎片的掩体也没有。在我们的上方，在陡峭的河岸上，有很多储石油的油槽和混凝土制的装重油的贮油池。在浅滩上堆放着车床、发动机及一些其它的工厂设备，原先准备把它们疏散到伏尔加河对岸，结果都丢在这里。河边停着几只没完全打坏的驳船和许多浮运的木材。
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驳船上，其实，就是睡在露天里。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长被安排在河岸附近匆忙掘成的避弹壕里，这些避弹壕甚至还没上盖。
工兵们不知听信了谁的话，认为在陡岸上方的储油槽全是空的，于是就在其下方开始修建掩蔽部。后来，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轻信付出了代价。
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向马马耶夫岗西南方向实施反突击，以便从北面与三个担负反冲击任务的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协同作战，切断和击溃向斯大林格勒进犯的德军部队。
9月18日象平时一样开始：太阳刚一露头，敌机就出现，开始轰炸并冲击我战斗队形。敌主要目标是车站和马马耶夫岗。空袭之后，敌人的火炮、迫击炮紧接着向我开火。作为回报，我们的大炮也轰隆隆地响起来。战斗非常激烈。上午8时，城市上空的德军轰炸机突然消失了。我们都明白，在城北作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已在积极行动。那边已开始了战斗侦察。14时，我们上空又出现了几百架“容克”，它们又继续早上开始的对第6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实施轰炸。这意味着，北边的战斗侦察已经停止，或者说，暂时告一段落。
敌机对我军积极行动的反应非常敏感，尤其是对北边。我们根据敌机的这一活动规律，常常可以猜到我方面军其它地段的态势。我们感谢这位“邻居”，也因为这6小时的轰炸间歇时间，使我军得以加强，使我阵地更加完善。
清晨，我右翼部队转入进攻，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旅，占领了30．5高地；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占领了135．4高地。在坦克第23军的地段，机械化步兵第38旅，彻底占领了“红十月”村西南边的果园。A·E·叶尔莫尔金师的分队及A·F·叶林的近卫第39团，在马马耶夫岗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一天之内，他们就向前推进了100—150米，并在马马耶夫岗的顶部，修筑了牢固的工事。在市中心和集团军左翼的战斗，仍象从前那样的残酷。敌人虽然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们的部队仍坚守在除车站以外的已占领的阵地上。在5天的浴血奋战中，车站曾易手15次之多，只是到9月18日傍晚，才最后被敌占领。
我们已无力再对车站实施反冲击了。罗季姆采夫将军的第13师已精疲力竭。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后，就立即投入了战斗，并承受住了攻打这个需市的德国军队的主要突击。近卫军战士们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也被迫把斯大林格勒的几个街区让给了敌人。这并不是退却。谁也不想退却，近卫军勇士们死守在阵地上、撤退的只是重伤员。与师主力部队失掉联络的近卫军战士，单独一个人或两、三个人一组，仍然在铁路板道房的岗亭里、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在月台线后面、甚至在车厢底下，坚守着，战斗着。他们在独立地继续执行上级交给自己部队的任务——插入敌后方或两翼，打击法西斯强盗，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强迫敌人接受这样的巷战战术，即：迫使敌指军官不分昼夜地使自己的连、营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断地向各个方向投入兵力，去包围、压垮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苏维埃战士的“单人堡垒”。当时，我已经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我在前线生活的第一天就开始酝酿了），即用什么来对付敌人已形成的、但又陈腐的战术呢？
我思考中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的士兵。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与敌人面对面地交锋。有时，他们比在指挥所里观察敌人战斗队形的将军们，更了解敌军士兵的心理状态。他们研究敌人的特点。我这里强调“研究”二字，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他们智慧，赋予他们激情和思考能力。他们不仅理解自己指挥官的意志，而且还能判断形势，识被敌人意图。当然，他们比起司令部的参谋们，对敌人的部队了解得要少，也不能看到我们从观察所里所能看到的那么广阔的战场，但他们在与敌人周旋的无数次冲击和反冲击中，根据敌人在战场上的行为，能够比别人更多地、更强烈地感觉到敌人的士气。而了解敌人的士气，不是抽象的，而是直接从战场上看到的——这才是任何战斗中最重要的要素。
甚至在最激烈的战斗里，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了解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