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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我团从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出发，经捷姆里亚斯向乌鲁库利进军。安得里亚诺夫的第3营作前卫营。在乌鲁库利村附近，前卫营遭到敌人从捷连——库利湖方向来的攻击。战斗很激烈。为反击敌人的进攻，我们命令库兹明的第1营展开，并命令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打击敌翼侧。敌人支持不住，向后退去。
从俘虏的军官那里得知，与我们作战的是得到沃伊采霍夫斯基军的一个工程连和一个舟桥连加强的第47团残部。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在卡拉博尔卡附近的战斗中仓忙溜掉的特卡琴科大尉。于是，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包围第47团，把它逼到捷连——库利湖边，然后活捉特卡琴科。
就在这时，杰尼索夫来到我这里。他满脸惆怅若失的神色。他很喜欢安德里亚诺夫营长。他向我讲了安德里亚诺夫受伤的情况：伤在脸部，子弹从上颌穿进去，从耳后飞出来……。
我和政委筹划着合围敌人的计划。最后决定：让杰尼索夫绕到敌后，断其退路；我带领两个营将白匪军赶到湖边。
我们在行进时想出的这一计划，实施得很顺利。第47团的残部和工兵连被彻底打垮。特卡琴科带着几个传令兵抵抗到最后一粒子弹。他逃进了湖边的一个农庄，我们想，这回他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我们冲进农庄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我们跳进村边一座房屋的院落内，看见地上躺着三个军官的尸体。他们用手榴弹把自己结束了。其中一个就是特卡琴科。当时他还在喘气，我们从他的军便服口袋里找到一些文件……
就这样，从军装到武器全部由协约国武装的第12师第47团，再也不存在了。
过了一小时，湖对岸的敌人开始向我们猛烈炮击。我们完成了任务，在开阔的岸边再也无事可做。第1和第3营开始慢慢地向乌鲁库利撤去。我带着骑兵侦察队也从村子里出来了。突然。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的一个深水沟里爆炸了。我的战马竖立了起来，飞跃过沟去，它带着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我当即失去了知觉。我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乌鲁库利村的团司令部里了。在这里，我得到了治疗，正复了脱骱的脚，敷上止胸痛的草药，我很快镇静下来。只是由于震伤，耳朵依然感到堵塞，脑袋嗡嗡作响。
桌上放着敌人的文件、地图和信件。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高尔察克匪徒在这个地区已进退维谷。在一些军官的信件中，还流露出沮丧和绝望的情绪。
俘虏在回答问题时，对我指战员的勇敢和主动精神、出其不意的机动和迂回战术佩服备至。他们能叫出阿津、艾兴、普特诺等人的名子。更使我们惊讶的是，他们毫不隐藏他们的情绪和想法。他们公开承认，高尔察克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与红军作战已变得愈来愈困难。
7月24日晚，我团接受任务：进攻穆斯柳莫沃村，并前出到捷恰河，准备下一步占领纳古马诺夫。
7月25日清晨，我们向穆斯柳莫沃村进发。
穆斯柳莫沃村……，我将永远记住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在我身上产生并发展了那种被称为指挥员气质的东西：对信任你的人的命运的责任感，关于判断敌人意图的本领、以及在复杂的作战情况下，采取唯一正确措施的能力。
在与敌第46团进行小小的遭遇战之后，我们占领了穆斯柳莫沃。占领了……直至发生了今天我定书名为《战斗青春的斯大林格勒》的那些故事。
我先遣连队渡过捷恰河到了对岸。但是在河边的林地旁遭到敌人强烈的阻击，各先遣部队被迫停了下来。
下午，敌人在十门重型火炮的支持下，多次向我团占领的阵地发动反冲击。我的观察所设在一个磨坊里，这时磨坊的砖楼正处在敌交叉火力之中，磨坊几次被命中，我只得寻找新的地点。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每隔一小时就发动一次进攻。在一次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谢尔盖耶夫牺牲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是我的好战友，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在遇难前的几天里，他不知怎的竟反常地缄默起来。在俄罗斯卡拉博尔卡的战斗中，他的座骑被打死了。两天之后，在离乌鲁库利不远的地方，他的第二匹战马又被子弹打穿了两只耳朵，还打中了他的军用挂包。那时，我看到谢尔盖耶夫骑着脑袋上缠满白色绷带的马走了过来，就打趣揶揄他：
“怎么，你想给白匪军指示目标？”
他看了我一眼，就把身子转开，然后问道：
“你坦白地说吧，马和我，你更心疼谁？”他沉默了一会，又补充道：“如果是我，那就不必惋惜了……反正迟早我要被他们打死。”
我希望他这种宿命的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很快地过去。但就是在这儿，在这抬头走路随时都有危险的地方，他刚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过捷恰河，就旁若无人地叼着烟卷，沿着还未来得及掘好避弹壕的散兵线上，直着身子走来走去。
结果，他被打死了，身体被敌人的6颗子弹穿了许多洞。
在战斗进程中可以看出，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强，我明白，在这个地方就别考虑什么进攻的问题了。白匪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其步兵至少是我们的2倍，炮兵是我们的3倍。
我们炮兵连的炮弹很有限。弹药库在我们后面80—100公里处。我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分析一下我团在穆斯柳莫夫地域的各个阵地，我得出结论：它们既不利于防御，也不利于进攻。而敌人在这里却能利用隐蔽接近路到达我阵地翼侧，甚至迂回到我后方。
暂短的7月之夜来临了。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这样预感到，团队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向四处派出的侦察队，不论是往右翼侧的，还是往左翼的，处处都碰上了敌人。一个白军俘虏军官被用担架抬进了我的鞑靼式的小农舍。他没负伤，却顽固地沉默不语。我很不理解他这种反常行为。不知他是受了暗伤？还是在假装？这个白匪军官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
很快又送来一个被俘的士官生。这是一个大约20岁的年青人，他同样也沉默不语，在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文件。
这一切都在提示我，敌人是决心发动进攻了。白匪军也在进行侦察。我们不能再等下去。要立即实施隐蔽机动。
我决定从这个村子向北撤。在图古尼亚克湖和乌列克特湖之间占领阵地，这样就能护住自己的两翼。
我同政委急忙赶到这个新地段，我们看到了一条干涸的深沟。看来这两个湖在过去的什么时候是连在一起的。沟沿上延伸着一排篱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军的配置起了掩蔽的作用。从水沟朝敌人方向，有一块约300米的象桌面一样平整的开阔地。然后是一片小灌木丛，几乎一直延伸到穆斯柳莫夫村前。这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我们面前的一切。敌人却无法把炮兵观察所移到这个开阔地上来，因为每一个小丘都在我们的控制下。
防御正面很宽，我们只好把8个连展开成散兵线，留作预备队的只有1个步兵连和几个徒步侦察队和骑兵侦察队以及4挺机枪。
天一亮，穆斯柳莫夫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半小时后，枪声停了下来。我得到报告，对射是在村庄里进行的。看来，敌人从四面八方转入进攻时，自己打了起来。
我同杰尼索夫骑马巡视我军阵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突然，一些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朝我们挥舞着军帽，大声喊着要我们隐蔽起来。我们向前方看去，在灌木丛后面出现了敌人的散兵线。我们急忙下马，趴在机枪旁边。
我用望远镜透过篱笆看到了敌士兵和军官的面孔，敌人正展开战斗队形，小心翼翼地向我军阵地逼近。我们相信红军战士们能够沉着应战，决定把白匪军放近点。
战士们耐心地等待着。当敌人第一道散兵线前进了大约200米时。我下达了命令：
“开火！”
白匪军象割倒的草一样，一排排地倒下去。伤员四处滚爬。射击约持续了5分钟。我同政委站了起来，透过篱笆观看整个场面。但红军战士并不赞赏我们的轻率举动，他们喊：
“崔可夫，杰尼索夫！这儿不是你们呆的地方……快走开吧！……这里没有你们我们也能对付！”
战士们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就象是命令，我们只好服从。我们刚跳上马，敌炮兵便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飞过了我们的头顶，在远处爆炸。我们急速跑出交火地带。
团指挥所设在库纳沙克村东南的一个高地上。附近不远处是炮连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团队正面的地形。白匪军企图沿图古尼亚克湖岸迂回到我军右翼。我们只好投入徒步侦察队和两个机枪组来延伸我们的阵地，从而使该侧翼仿佛延长了很多，因此，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7月26日的战斗就这样过去了。敌人损失重大，而我军则伤亡甚微。
夜晚，我们加强了警戒。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轮流睡觉。晚上，我们的侦察员拖来了两上受重伤的敌士兵，并搞到了许多文件。
根据文件和俘虏的口供证实：与我团作战的是西伯利亚第12师第46和第48团的分队，还有车里雅宾斯克军官学校的约600名士官生。士官生都分在第46团和第48团的分队里。可能，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想以此办法来提高重新组建的部队的战斗力。
次日，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的血战。敌人尽管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仍然被迫停止了进攻。我军以轻微的损失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毫无疑问，这使白匪军的士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如果敌人继续进攻，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斯柳莫夫战斗的第3个昼夜来临了。我们估计敌人将在黎明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敌人可能会采取迂回机动。红军战士在夜间就吃饱了饭，补足了弹药。
黎明前，团政委杰尼索夫就急不可待地从观察所来到前沿散兵线。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在天亮时就发动了进攻，但敌人又被彻底打败，退了回去。
这时，我从电话里得到报告：
“团政委受伤啦！……”
“什么？再重复一遍……”
“他爬到我们跟前，”电话兵继续报告：“要找您，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
“立即把他送到团包扎所！”我嘴里催促着，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要失去这样一位战友……
这时，敌人朝着我们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四周爆炸。我趴在一簇灌木下，心想：“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牺牲了，团政委又负了重伤，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而谁来接替这些人呢？”一枚榴霰弹在附近爆炸了。我觉得左腿膝盖上方一阵剧痛。裤子渗出了血迹。这时，团通信主任米哈伊尔·尼基京蹲在离我不远的一条小沟里。我把他叫到跟前，命令说：“第一，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我受了伤；第二，让炮兵连的助理军医带着卫生包到我这儿来；第三，到团包扎所打听一下，杰尼索夫的伤势有无危险，尼基京本想提出异议，要找电话叫医生来。但我的目光使他打住了话头，转身就执行命令去了。
没过多久，助理军医来了。就在灌木丛下，他用手术钳将弹片夹了出来，我们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在格斗最激烈的时刻，我得知了连长克尼亚济金也受伤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口腔。
日落前，尼基京打来了电话，他转达了医生对政委身体状况的诊断：“杰尼索夫的生命已无挽救的希望。现在靠注射维持。很快就要把他送往后方。杰尼索夫急切恳请崔可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听完尼基京传达的后面一句话，我异常悲痛，嘴里像是在哼哼地念叨着什么……马驮着我朝团包扎所疯狂地跑去。腿上的伤痛也忘记了。我必须尽量装出一种假象，不使杰尼索夫觉查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但我能控制住自己吗？
来到包扎所，我装着没有负伤的样子，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杰尼索夫已被抬到一辆马车上，正准备送往旅医疗所。他还清醒着，见到我后，抬起头说：“瓦西里，你没事，这太好，谢谢。”稍停片刻，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补充说：“我们都是党员……”
我应该努力使他撇开悲观的念头，就对他大谈今天全团如何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冲击，重磅炮弹又是如何地把那送到散兵线的装满水的水桶炸飞，等等。我也记不清后来还讲了些什么……
告别时，杰尼索夫用疼痛得痉挛的手握着我的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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