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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时。一条暗红色的、鳞甲厚实的怪龙，口喷烈焰，横行而来，那便是柏林。我想，如此痛苦得直打滚，巴黎是受不了的。
从柏林机场坐车到罗伊茨普尔·斯特拉塞。道路两旁的建筑都是五层楼。石式建筑物每幢都一样厚实，显得很均衡协调。植着菩提树的大街上，枝叶几乎垂到行人的头上。平坦如砥的道路在树叶间笔直地延伸着。房屋窗前，鲜红的葵花成行开着。走在巴黎的建筑物间，有一种抬头仰望山顶的感觉，而走在柏林的建筑物下，感觉就好像是行走在岩石的山谷间似的。街道，走到哪都是一样的街道，没什么起伏变化。大街的某处，以为下决心记住了的，可到时候发现，记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了。记是记准了，却把来和去的方向弄混了。房屋间不留点空隙，就好比人的心灵间没有开窗一样。触目皆是石头和菩提树的绿叶。要是每天都是这样没个完的话，人的眼睛就会跟自己扎自己的皮肤那么难受吧。总之，心灵之窗在这里就是人的皮肤。
在巴黎的大街上，我们眼睛倘祥于街头的雕刻间，游乐于商店的装潢之间，歇息于优雅的七叶树下，得以拥有在起伏变化的街市上、在人群中歇息的自由。但是在柏林，你一开始看到的是这种东西，接下去看到的还是这种东西，没完没了，这样，人的心灵所需接受的锻炼，便唯有忍耐这一项了。我以为，柏林人是最能拧成一股绳生活的。
……
七月二十五日
住卢森伯格·斯特劳斯三十三号。旅馆已满客，我只得住进一个女医师的家。女主人是基辅白俄贵族，已年过五十，身上保存着王朝时代的气质和善良。革命时，身无分文地携老母和两个儿子逃亡到了柏林，靠刻苦精励学医，获得行医执照。在德国，获医师证书是很难的，而要成为一名女医师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身心疲劳，乘巴士时曾昏倒在地。加上她家是犹太人，现在要在德国生活下去是极其的困难。丈夫至今仍在俄国，自革命分手后，音信全无，还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哪儿。这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七月二十六日
造访过德佩里茨的奥林匹克村后，上街走走。家家窗上挂着旗。听说来了不少日本人，可一个也没碰上。以为天放晴了，可马上下起雨来；以为要下雨，天又立刻放晴了。街上陈列橱窗里，想驻步看看的主要是机械类商品。以茨奥车站为中心的那片城区的那条最繁华大街的装饰，一度曾经弄得跟巴黎似，被禁后才改成了德国风格。这事要是发生在东京，政府不知会受到怎样的攻击。在日本，大概日本风格的装磺才会遭禁。
没什么事好做的，只一味系念着天气。因参观奥林匹克村，这里外国人逐渐增多了。晚七时后，外国大街一般都寂静无声，没了行人，但现在，这里到了夜晚街上到处都是人群。我似乎也能一眼辨识人种了，还能依据走路的姿势分辨出妓女来。在柏林。巴黎、伦敦，人们对妓女一概面带悲悯之色，但要是在日本的话，说不定会被当成贵妇人看。
七月二十七日
像这里打扫得如此干净的城市，别处是找不到的。人类心灵如果也要变得如此清洁的话，那么也许只能指望战争了。
只要生活在大地上，就得反反复复思考，那么思考透彻了的人又究竟凭什么生活行事呢？极尽全力清理这个世界的人，除了团结，别无他法。趋赴团结，无非是从事和平或从事战争这二途。在这场大战的战败国，善恶问题早已过时，思考人类共同的问题这类迂腐不切实际的事，在这里也毫无意义。产生康德、歌德的德国早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今日德国，唯有法西斯主义畅行无阻。这种非得战败才明白得了的心理，在战胜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不合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在温特尔登林荫道上寻找硬币银行，但弄不清这银行在哪儿。于是有个老太太扯扯我衣袖告诉我，“你是找硬币银行吧？往那儿走，朝旁边拐弯。”我照她所说的从旁边绕过去，但到底哪幢建筑却闹不清，一直在后边张望着的老太太又奔了过来，告诉我，“这儿这儿，从这儿进去，上三楼”。这是个穿戴得并不太好的老太太。在一个国家，如能得到如此亲切的关心，哪怕只遇到过一次，那也会感觉到像是遇见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一样。一想起这位老太太，我便觉得，对德国的恶评会从我身上远离而去。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无知。国家与国民不是一码事，要让别人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却又谈何容易。在巴黎，我从没遇见过这样的老太太。
七月二十九日
十八岁的侄女要从巴黎来，女主人十分高兴，她对我说，柏林的姑娘到了十八岁就完全是个大人样了，而巴黎的侄女还纯粹像个孩子。住我隔壁的是《每日新闻》的巴黎特派员城户又一夫妇。城户忙于报社的事务，我从他夫人那里得到了周致的照料，实在是位细心聪颖的夫人。法语又地道，感觉又好。可出人意外的是，虽然前些日子刚从日本到的巴黎，她却说不想在巴黎长住，柏林倒是呆多久都行。
往后，将在欧洲长住下来。她也会像我一样，在漫无目的闲逛和游历中，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见识吧？
七月三十日
下一届奥运会已决定在日本举办。日本人碰在一起，都作面面相觑状，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都说，“怎么回事儿呵？”“又该打架打翻天了”，有人说。对开幕在即的奥运会，大家都抱无所谓态度。
日本人聚集的餐厅也有一种表示异常兴奋的做法。
“真的要开了呢。”
“不清楚。”
这样的对话，谁也不接口，只闷着头。欧洲各国的视线都一起集中到了柏林。我们这些日本人虽然作面面相觑状，可去哪儿找出能与柏林相匹敌的文化呢？实在窘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唯有抚摸自己尴尬的脸，脸上则让急汗憋成一片紫酱色。彼此只是杂乱无章地一个劲儿扒饭。
七月三十一日
嗟峨善兵从巴黎赶来。晚上去茨奥车站。街上越来越杂沓起来。在咖啡馆一落座，侍者马上给我们桌子上放上太阳旗，引得所有外国客人都一齐朝我们看。昨天去大舞台，多少有点嘈杂，但来自各国的人士都很有绅士气度地依次入场，因此整个柏林就像是在举办一场显得彬彬有礼、守节度和宽容大度的庆典活动。比起比赛本身来，奥运会期间国际间的和平和各国间的谦让是最为重要的。不能把这看做只是徒有其表的虚假之美，正因为比赛本身无论在目的和内容上都是虚的，因而才能盛放出精神上的美来。
八月一日
奥运会开幕。晚上，将大型运动场的情形写下，由城户打成罗马字发送回日本。四十分钟后，文章仍将原封不动地还原为我本来的文稿样子，出现在日本的办公桌上。可由于白天太疲劳了，脑袋有点不听使唤。写完后，与城户、北泽清、本田亲男三位一道去邻近的维克特里亚草坛。里边舞正跳在兴头，谁都挤不进去，只得在人迹寥寂、益发显得冷清的草坛喝啤酒，然后各自回住所。据说，维克特里亚俗称特里亚，一代又一代日本人曾在这里得到过最好的照料。一个日本人拥着一名女子，消失在黑暗之中。
八月一日
日本选手成绩很差，以致无心将之撰成文章。让报社写呵写呵地嚷嚷着一催促，就更没心思提笔了。记者全都忙得可怜，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也睡不成一个安稳觉。
八月三日
上商场购物，店里的女主人把“再见”换成了“哈暧，希特勒”。与法国老女人总是不断追忆和怀念昔日的时光正好相反，这里的人敬慕的是今天。对市民说来，或许今天的制度要比昔日的凯撒时代更好吧？
据说，凯撒生性潇洒，他让大街上的门窗都装饰一新，每月巡视一次，谁家窗子装饰得漂亮，就赐给赏金。时至今日，窗前葵花竞相开放的风景，仍保留着凯撒的遗风。帝王的癖好成了市民的习惯，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八月四日
房东主妇的侄女自巴黎来，求我带她一起上奥运会赛场。我还是头一回和一位十八岁少女一起度过一天。女孩一身法国装束，显得很俏丽，可对赛事比我还要无知。
英、法、德、日四国中，最渴望成为一名运动员的大概是日本人。日本选手有不少是学生，相反，别国的选手多为商人。但据说德国女选手的成绩好坏，对她的婚嫁会有很大影响。德国娘子军的成绩超群拔革，原因不难想象。
八月五日
去一家中国饭馆吃晚饭。前《大每》驻柏林特派员大家虎雄识破隐姓埋名的马占山，将其逮捕归案，这家饭馆是最早知道他的生死的。“就是这家饭馆！”城户说。店看上去很脏，菜的味道也不地道。墙上用红金粉画着的竹子，也跟布景似的，敲上去发出纸糊的扑扑声，做工十分粗糙。也没中国人过来招呼。马占山在这里的生活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吧。逃离自己国家的东亚人，通常对欧洲文化是不具备批判眼光的。我们果真没有值得自豪的东西吗？不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整个加以轻蔑，我们便真的无法生存了吗？
我不认为东洋三千年的历史毫无价值。重视这种价值，是日本知识阶级的共识。弥漫在日本近代理性中的色彩，便像这房间里画布景竹子的粗劣金粉一样，漂浮在眼前，然而，对此我也并不失望。
八月六日
是取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回日本呢？挺让人犯难的。遇到两者必选其一的难题，我决定倾向听命于外力对我的操纵。神明就出现在这种时刻，我急不可耐地希望见到我的神明。我觉得，现在正是以完全虚静的心态来听从自然力量安排的时候。会把我引向何方呢？
八月七日
我现在陷入一片空虚。我的意志所想去的，既非美国，也非苏联。我所能感觉到的，只要可能，都已感觉到了。就像膨胀到了极点的袋子一样，我只相信从外界袭来的力量。别人的批评也好，话语也罢，现在于我全然无用。会不会下雨呢？马上又想起了天气。对我说来，考虑今天是不是带上雨衣出门，成了最值得关心的事。倘祥在街上，只是信步由缰地。“今天，要能喝上一杯咖啡，这世界上随它发生什么都不要紧。”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柏林时如是说。这种心情并不稀奇。
在柏林，陀斯妥耶夫斯基天天赌钱。我死命地考虑着究竟带不带雨衣出门，与之又有什么不同呢？
八月八日
我还没去过柏林的博物馆。比起柏林的历史来，还不如吃上一回美味，然后心满意足地抽上通烟。在我如此空虚的心灵之外，奥运会正在不断趋向高潮。
“怎么，是绕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城户问。
“唉，连我都不知道哩。决定取道何方现在成了我的奥运会了。”
城户只得发出苦笑。
独自悠悠晃晃走在街上，遇见村社。好漂亮的一双眼睛。
八月九日
晚，突然受人嘱托，要我将马拉松赛跑的纪录影片捎回日本。比赛结果出来了。我决定接受嘱托。
在阿多伦大酒店为我开了送别会。奥林匹克国际联合委员会的本部便设在这家酒店，它也是柏林最高级的一家酒店，装饰得如同大剧院一般壮丽辉煌。宴会到一半时，有电话找我，穿过长长的大厅去接，是胁村打来的。胁村是目前在伦敦作石油研究的学者，经大森义太郎介绍，这次在柏林和我刚结识。
送别会结束后，等胁村来，然后一起走过温特尔登林荫大道，去契雅花园。公园里菩提树苍郁参天，即使白天也幽暗一片。在这儿喝着咖啡，听胁村谈论英国那边的事。胁村是个笃实温厚的人，一点也没有学者的做派。
八月十日
因作绕道西伯利亚的准备，与城户夫人一起上街购物。人在欧洲，今天是最后一天，但已经厌腻了，对欧洲，我早已感觉不到什么依依不舍之情。我理解欧洲吗？连这种反躬自问也懒得问了。但实眼看过了，这是确确实实的。我所看到的，都不会忘记，我连长在巴黎屋脊上的草儿的阴影都记得清清楚楚。事到如今，我会因为我的短视而视而不见感到庆幸，只是要把这些表述出来是件难事。
尽管如此，我对人的头脑能把如此庞杂的风景纳入它的组织之中而感到惊奇。我对人的头脑惊奇着，这种惊奇感于我前所未有。记忆一旦趋于复杂，人的行为也肯定将随之趋于复杂。回日本后，我如何收藏起这些记忆，对人们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