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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庖坏憷辞忠桓鋈硕訟merica的爱和其它国家的人对自己祖国的爱。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希腊人、或是德国人，或是日本人。但在America出生则完全不同。因为一个人是一点点变成American的，一个人是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变成德国人、或者希腊人、或者日本人，就像一个人无法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肤色。但是一个人的内心中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那是些什么东西呢？一个人的内心中有些东西是会发展和进化的。那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America和现实
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心中的这个自由的、尚未定型的、没有发育完善的东西既可以将我们引向堕落，也可以使我们精神升华；它可以带来腐化和痛苦；它可以切断人类生活和它的根系及其象征意义的纽带，从而不让它从根系、太阳和空气中汲取养份。它究竟是我们内心的哪一部分呢？不管我们怎么称呼，那是和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思维以及观念的组成部分紧密相关的。我们所知道的古今历史上的所有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围绕那一部分的人性为中心而建立的。当然，在每一个文化中都曾有过一些团体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为发展他们的道德观和精神境界苦苦求索－－这些探索正是所有古今文化的核心。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本身，没有哪一国的人将这一部分的人性作为唯一的精神支柱来创建一个国家。
America是一个理性的生灵，它和外在的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处在初级阶段。
在我们成为土地的主人之前，我们属于土地
一百多年了，她成了我们的土地
过去我们是她的仆人
Robert Frost在他题为＂天赐之礼＂的诗中这样写道。Americans曾将他们的理想和思维强加在美洲大陆的这片土地上。我们没有守着一方水土去发展自己的文化，从土地、气候、食品、空间的形态、空气和水中，从布满特定的星辰、行星的天空中去建立我们的文明。是的，我们曾带着我们的打算和理想以及我们身上残留的来自不同的故国的痕迹，走向一个陌生的、几乎是原始的、尚未被开化的自然世界。当然，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美洲的印第安人，大体上说，他们代表了在美洲大陆上土生土长的文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模式的角度看，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今天需要寻找的正是当年欧洲移民在第一次接触美洲的土著住民和美洲的土地之后所形成的那种自我认知以及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要理解它，我们必须摆脱那种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浪漫化的习惯性思维，同时更清楚地看到指导他们社会的处世哲学中的崇高的理性。由于现代化世界正面临着人类和自然无法融洽的难题，我们的先人和美洲土著居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便成了当今世界上人和自然之间你死我活的冲突的一个典型写照。
为了让我们先来理解一下我们Americans的独特性格，理解一下我们中的许多人对我们出生的这片土地的感情－－看看我们说爱America时究竟爱的是什么－－我们有必要将我们历史上的这一个独特的史实作为文化现象来推敲：＂在我们成为土地的主人之前，我们属于土地，＂那句话说的是我们将我们的意识强加于土地，而土地则从未真正滋养过我们的理性。我们迁居至此的目的是为了将这里变成我们事先想象的样子，而我们想象的样子和这个地方可能真正应该成为的样子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从清教徒或者其它宗教组织试图将America变成＂新耶路撒冷＂到商贾通过对人的工业化，也就是说通过奴隶制对这片富饶的土地进行的强行掠夺、压榨，在奴隶制之后，这种掠夺则是通过技术改进实现的－－我们一直都在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手段将我们的意识强加在这片有机的自然世界之上。
第二部分 追忆America第17节：我爱America时究竟爱的是什么？
我爱America时究竟爱的是什么？
在我的脑海中，我又一次看到了William Penn的塑像。这个头戴宽边帽，脖子上系一根颜色晦暗的三角领带的教友会教徒（Quaker）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不会不仅仅是市政厅顶上的那尊石像？他会不会不仅仅是油画中的那个和其它＂教友会教徒＂一起在树下和那些被画家描绘得呆板生硬的印第安人做交易的人呢？那些＂教友会教徒＂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我在费城长大的过程中，在我意识的外围，经常会浮现出这个William Penn的形象－－既不是那尊灰色的塑像，也不是那个和乏味的印第安人站在树下的那个人；我所知道的他是另外一种人，他的平生事迹对我来说也有另外一层含意，但我不想去了解那个人以及那层新意。我只知道此事与上帝有关。我不想去投入其中探个究竟。我已经对上帝厌倦了，我是从犹太教堂里、从那些充满敌意的信天主教的南蛮子小孩身上以及从那些痛恨犹太人，不想让我们和他们分享America的福祉的基督教徒们说的话里了解的上帝。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个＂Penn＂是我当时并不知晓的那一类基督徒。换句话说，他并不是那种我当时不了解同时也不愿去了解的那种基督徒。
America和那些修行团体
但是在我意识的外围，我还是顺耳听到过一些关于＂教友会教徒＂的信仰和生活的事。虽然我在费城，那些名言、那些理念和那些形象离我的意识很远很远，但总免不了会听说一些关于他们的事迹，这些事迹就像神奇的火焰一样在那些传说中熊熊燃烧：内在的人生；沉默；良心。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始终对我周围的教友会派的含义和标志无动于衷－－教友会派不仅是一个特殊的宗教流派，而且集中反映了早期殖民时代的America，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那种旺盛的集体互助的修行精神。William Penn把宾州作为这些部落的大本营这件事当时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特殊含义。我哪里知道，再说从来也没有人给我仔细解释过我所热爱的America的根源及其America在更深层次上的含义实际上都来自于这些修行团体所信奉的理念？
一个修行的国家？
但这些修行团体在我们的文化中到底留下了哪些印记呢？America自身中是否包含了一个隐含的修行的核心呢？有些人认为是有的，有些学者和追求理想的人们不仅仅大声疾呼试图把公共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修行团体上来，而且指出在开国先贤中的许多人和＂济世会＂的关系6。在这里，让我们将学术争论先搁置一下。现在被许多American认为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那些理想其实最初都是从这些修行团体所信奉的理念中引进、发展而来的，而且这些理念最初的、更深层次上的含义和我们现在对它们的理解之间有着惊人的差别。例如，在这些团体中人类＂平等＂和＂独立＂的概念都是有一定的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或者一盏＂内心的明灯＂，人生的目的在于让每个人都认识到有意识地和自身＂内在的神性＂相通，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必要性。这个＂内在的神性＂－－用William Penn的话说，＂内在的耶稣＂－－是一个人的幸福、智能以及道德力量的真正来源，这个＂神性＂应该作为我们指导自己的行为以及衡量我们生命和义务的最高准绳。
从这个角度上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权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欲望以及自我中心；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在社会、经济或者性欲诸方面的行为规范；也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说他想说的话。不错，每个人有权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原因在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内在的耶稣＂，也就是＂内在的神性＂。
与众不同的平等
值得指出的是，新英格兰的加尔文／清教徒（Calvinist/Puritan）关于平等的观点具有一个更加消极的方面，但它仍然反映了上述观念的哲学立场。在这个更加消极的观点里，世上所有的凡人都是有罪的：他们是无法达到上帝对他们的期望的精神境界的。这个观点最最消极的地方是它不象其它那些更加积极的观点那样向人们明确地指出每个人必须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将这种责任作为个人服从基督精神和圣经的要求。话说回来，这两个观点中的关于自我以及人类平等的理念所代表的精神境界和感受远远不同于当代政治和伦理理论中强调的自我概念，相形之下，这些概念的原来的含义要深刻得多。
那些类似教友会派那样的修行团体所提倡的关于自我概念的教义要求每个人在自己的内心中寻求内在神性，并在其指引下身体力行。但是什么才是＂内在的上帝＂呢？当我回顾童年时代那些带给我无限快乐和希望的往事时，我会想起被自然的博大精深激发的＂理解＂这个理念。我还记得自己试图＂为我自己＂、＂靠我自己＂去理解宗教以及我们文化中的所有其它形式的权威性的准则和信条。当我开始理解独立这个概念时，我最初的感觉和物质财富和成名成家一点不沾边。那是一种神秘的在内心深处的＂独立感受＂，同时有一种＂和上帝站在一边＂的感受。
第二部分 追忆America第18节：心和上帝站在一边
心和上帝站在一边
当我说我感受到我的心和上帝站在一边时，我所指的并不是那种认为America是被上帝选中的国家，只要我和America站在一边，我就和上帝站在一边的那种简单、肤浅的观点－－不管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我对无保留地全盘接受那个观点还是很小心谨慎的。我说的心和上帝站在一边这句话指的是和一个人的观念有关的境界。我的观念、思考、直觉、视觉、理解、推敲、好奇、想象都藏在我内心最隐秘的地方。在我的心中我能感到一种内在的洞察力。不管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人们告诉我些什么；不管我的爱憎和担忧；不管在我的一生中遇到多大的失意、痛苦或者不公正的待遇，在那里，在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自我－－那就是我的理性、我的观念以及被伟大的理念启发出来的感受。我能直接地，或者通过我所关注的理念间接地得到一种明确的感觉：这种感受、这种理性、这种思考就是和上帝站在一边的；也就是说，我在自己内心世界中被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同时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每当我用这种思路去作决定时，我就会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说不清、道不出的感觉，我认为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真正出于我自身的意愿、负有真正的德义责任的事。某人也许会说，也许在小时候，我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这些念头而不会付诸行动，但是这种说法是带有误导性的。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的心里还是有去实践、去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的冲动的。但是－－至少在我还没有在被社会风气腐蚀的青春期的歧途上走得太远之前－－我和那种想去实践的冲动的最强烈、最密切的联系来自于我的一个直觉，我觉得凡是去做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或是一件真正的好事的动力可能来自－－也许只能来自于那个和我内心的上帝站在一边的那个真正的自我！我不想在这里把自己描绘得多么与众不同，我想说的是在我小时候，在我身上曾经演出过一出远在殖民时代的America的修行团体中曾经演出过的在推敲和实践两者之间来回仿徨的活剧，那出戏结尾处的一系列事件的惯性将America这个新生的国家带出了推敲阶段，将其推进了一个几乎是清一色的强调实践的阶段，从十九世纪初开始，America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青春期。
我在这里写的是我所爱的America和我内心中的独立思考、自我意识以及＂内心的神性＂的呼唤之间的一种奇特而又密切的联系。在America这样一个外在的庞然大物和我那秘密的、深埋在内心中的自我意识和思考之间究竟是用什么联系起来的呢？我说不准－－我小时候听人说自由，自由，自由；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平等，平等这一类话听了无数遍。这些理念以及其它类似的理念是作为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介绍给我们的，它们就像宗教教义那样：严肃得不容置疑、玄妙高深，简直就象我在犹太教堂里听到的所有东西一样高深莫测。但是，这些都是给小孩子＂思考思考＂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