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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汝昌收到胡适的回信后，也只过了四天就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商借《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并且抄给胡适两首自己写的词，“因为可以代表我对《 红楼 》的看法和认识”。这是周汝昌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再过一个多月，胡适就永远离开了北平。在这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周汝昌是这样写的：“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天道乍寒诸，祈为道自重。”
可以看出，周汝昌是一个满心满意痴迷于学问而对政治缺乏兴趣也缺乏热情的青年，真有一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劲。他对当时的那些轰动激动的政治活动和游行示威等，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敬而远之，只自己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考索追求。他对胡适充满了敬仰，当然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并和胡适发生冲突的学生完全不同。而这又和前面提到胡适所说“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的人生观有契合之处。虽然胡适并没有与周汝昌交换过这方面的思想，但应该说，两人有限的交往中是会有一份无形的呼吸交通之灵犀心感的。
不过，胡适虽然不失学者本色，实际上却是相当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他已经是“过河卒子”，是历史沧桑巨变中的重要角色。
而周汝昌，则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巨变中的局外人，一个于时局无足轻重也从不想自己有什么“轻重”的普通大学生，一个把绝大部分心魂精神都投注到曹雪芹和《 红楼梦 》研究中的“读书种子”。他已经在这个文化课题上感受到一种另外的历史使命，感觉到自己负有为曹雪芹洗冤去蔽，为一部事关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伟大经典刮垢磨光的历史使命，比起那些乱纷纷的政治是非来，这自有其远为不朽的价值。
所以，胡适和周汝昌，这两个人之间的同与异是颇有文化意蕴的一件事，是值得深入发掘的一件事。俗话说缘悭一面，而胡适和周汝昌，虽然在一年中鱼雁传书多次，真正的实际接触则只有“一面之缘”。
这一面之缘，周汝昌晚年写有几篇回忆文章，其中以《 我与胡适先生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 脂雪轩笔语 》）和《 平生一面旧城东—— 纪念胡适之先生 》（《 天·地·人·我 》）两篇说得比较详尽。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回忆以及二人通信日期的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
胡适约见周汝昌，据周汝昌后来推断，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二十七日。
会见的具体情况，周汝昌的回忆是：由赵先生（ 指赵万里——引者 ）的感情中介，胡先生愿与我会面一谈。我应约从西郊进城，到东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一号去看望了他。书斋兼客厅十分朴素。彼时在场的，只有胡适的秘书邓广铭先生一人。胡先生让我坐正面沙发上，自己却坐在东墙边的高书桌后，离得很远；加上我那时的听力已开始有了毛病，再加上他的安徽口音，所以这次晤谈只是他“单讲”，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此次的见面不太活泼，有点儿拘束。临辞行，他拿出一本《 胡适论学近著 》借与我，嘱我带回去看。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与胡适的“一面缘”（6）
实际上，这一次见面还拿到了甲戌本《 石头记 》。周丽苓于2005年8月2日给笔者来信说：“以前父亲记忆甲戌本是胡适托孙楷第送来的，那胡先生肯定会先通知父亲一声的，所以总认为这中间丢了一封信。这次我和伦苓把两人来往所有信函互相对照，判断事实如下：即父亲六月四日给胡适去信要求借书，六月二十七日到胡适家当面借到甲戌本，径直带回咸水沽，然后录副……倒是觉得十月二十九日后少了一封信，因为找不到借到大字戚序本和归还《 四松堂集 》时间的书面证据……胡适的信，现在我们只是以所取得的实际信函数为准——六封。父亲原来回忆孙楷第送书、包书的报纸等实际上是送的戚序本而非甲戌本。”
周汝昌对胡适十分感激，但不是因为胡适借给他《 胡适论学近著 》，而是因为借给他红学珍本古籍以及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周汝昌说：“不知何故，此书（ 指《 胡适论学近著 》——引者 ）竟未给我留下什么较深的印象与记忆。我感念他的，不是这书，而是‘甲戌本’古钞《 石头记 》、敦诚《 四松堂集 》写本、‘戚蓼生序本’大字本三部珍贵的藏书。……我对胡先生如此慷慨与信任一个青年学生深为感念—— 这信任不止是借给我那么珍贵的孤本秘籍，更在于从借与之后，始终未再询问过一字（ 如索还、提及…… ），他对我的为人一切了无所知呀！”（《 我与胡适先生 》）“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
胡适借出的三种古籍珍本对周汝昌立志从事红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周汝昌回忆说：1948年暑假，带着世人未见的奇书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回天津老家，四哥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雪芹的《 红楼 》真面本相是这样的，而被程、高篡改歪曲得多么厉害，太可悲愤了！”从此，两人发下大愿要为芹书恢复本来面目。并且很快，周汝昌就和其四兄周祜昌开始投入了实际的研究写作。在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四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到半年来都在致力于搜集曹家身世的文献资料，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起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地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在九月十一日给胡适的信中则说到两月之间一力写《 红楼家世 》，完成了大部。这其实就是后来《〈 红楼梦 〉新证 》的雏形。
但胡适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认知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到后来也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越往后分歧越严重。
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胡适曾一度赞同周汝昌提出的卒年癸未说，但后来又倒退回原来的观点，主张壬午说。生年则周汝昌主张雍正二年，胡适主张康熙五十六年。
不过生卒年的不同意见还只是一个考证的具体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则是涉及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文本文学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周汝昌兄弟一见脂批本就对程高本于原著的篡改感到极大震撼，胡适则一直缺少真切的感受。他虽然赞同周汝昌提出的需要搞出一个广集校勘的本子的意见，但只是从校勘学这一角度出发的，并没有深入到对两种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文本方面。
周汝昌说：“胡先生对我写定一部真本芹书的意愿虽表赞成，但在评价程、高伪本上，在雪芹生卒年的考订上，却都与我发生了争议。我们之间的那种‘忘年’也‘忘位’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终究宣告了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是无法苟同与迁就的了。”（《 我与胡适先生 》）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与胡适的“一面缘”（7）
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在胡适处已经多年，但胡适却始终没有对曹雪芹原著被程高本所篡乱的问题有所感受，更欠缺深入思考。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汪原放新式标点本，胡适作序，底本取的是程乙本，即高鹗和程伟元1792年第二次修订过的本子，对曹雪芹原著的篡改是最严重的。此后这个本子成了广为流行的大众读本。到1948年，已经是二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周汝昌向胡适提出，不应该再替程乙本作宣传流布，胡适却不予接受，辩解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只是“校勘的性质”。
周汝昌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说：
我见胡先生这一点上确乎是不实事求是了，确有强辩之嫌了——因为他的序文并非如此。
我那时已然感觉分明：这位大学者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少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
还是年轻之故，我对胡先生的答复不但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确实让胡先生有些不愉快了——我寄给他一篇文稿，论析“白话化”并非雪芹笔墨的向往与“极则”，除了人物对话，其叙述文字并不像胡先生想象的那样“白话化”；雪芹著书，也没有“提倡白话文”与进入《 白话文学史 》的愿望！而假如我把这部伟著用今天的“白话”再来“加工”改动一番，胡先生是否还为之作序吹嘘，重排新版？
这实在是说话太不知轻重了，应该自责。胡先生读了这些有意气、带讽刺的话（《 白话文学史 》是他所著呀 ），当然不会高兴。他用紫色笔将这些话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
在《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中则说：
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 红楼梦 》就是胡先生自己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
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
这个分歧是巨大的，深刻的。胡适与周汝昌存在着气质禀赋方面的鸿沟，其实是无法沟通的，这种差异又必然产生无法调和的不同学术见解。这个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续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参商之尖锐分歧，今后将继续困扰着《 红楼梦 》的研究界。这个分歧也将在《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中体现出来，并引起长久的激烈的争论。
这个分歧所潜隐的文化内涵是复杂的、邃远的，关系着中华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精神命脉，涉及对“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之功过是非长短的认识起伏，它将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读书界反复发作，并旁及世界汉语文化圈，甚至必然要延续到21世纪。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1）
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周汝昌这样回顾了他与胡适的最后因缘：
迤逦已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间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了。
我与胡先生的来往关系，实际到此为止。
这里说1949年，可能记忆有误。胡适是在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的，行前只带走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父亲的手稿，另一本就是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可见，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应该在此前不久。岁尾年头，时间接近，那时又不通行公元纪年，是民国年号，所以误记成1949年。
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