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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周汝昌在问答过程中始终侃侃而谈，没有一点恐惧害怕的神情，检查人员最后要求周汝昌写一份书面的陈述，然后才放行。但把助听器扣留，说等进一步检查后再寄到华西大学。
这么漫长的检查时间，耽误了其他同车旅客的起程，有的旅客要求司机撇下周汝昌一家先走。司机却颇富有同情心，对大家解释说，他是带着家眷小孩的，撇下他让他怎么办？还是耐心等等吧。还有三位同车的热心旅客来到拘问周汝昌的地方不远处守候，见周汝昌被释放出来，立刻十分高兴地迎上来。周汝昌已经不太认识停车的地方，幸亏这三个萍水相逢的旅伴陪着走回客车。
五十年以后，周汝昌写小文回顾这段经历，对当年的司机和三位旅伴仍深怀感激之情，赋诗云：“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助听‘新物’原难识，感激仁心格最尊。”
周汝昌于1952年5月1日到达华西大学，住在学校的宿舍西斋一号。他被校方任为外文系讲师，教授本科三、四年级专修课中英文对译。1952年秋到1953年4月，四川各大学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改为医科大学，周汝昌调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员（ 周汝昌是华西大学调离人员中留在成都的唯一一人，其他同仁都分配到了外地 ），住地也从华西坝宿舍搬到四川大学的梅园校区了。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英语翻译，周汝昌自创了一套教学模式，很受学生欢迎。这当然得益于他对英文和中文两种语文的厚实功底，进一步说，是对西方和中国两种不同文化的深入了解。
周汝昌的教授方法，分几个步骤：
首先，精心选择一篇或几段英文著作原文，其中要包含几处具有代表性的翻译难点。
其次，所选的篇、段最好是西方名著，而且已经有两家以上的汉语翻译文本，这样可以有所比较。上课时老师把原文和两家译文一起打印，发给学生。
第三，老师备课时要预先估计难点，在课堂上给学生指出，提醒大家哪些地方需要特别用心注意。
第四，要求学生对所发的两种参考译文之得与失做仔细研究，不许照抄，要另外译出自己的译文。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6）
第五，教师把学生的新译文收上来仔细批注，从卷子中找出翻译的佳例和劣例分类，每一类中再分上中下不同等级。
第六，再上课时就以学生翻译的佳例和劣例作为“教材”。把卷子发给学生后，教师逐一举实例讲解同学翻译的优、胜、劣、败，特别是学生自己所发现理解和翻译的“要害”之点，更要重点分析。
第七，教师特别要讲清楚那些所举句例被分列优劣等级的具体理由，包括语文方面以及所涉及的历史、百科等各种文化背景、知识、问题。但在讲解过程中，优秀的句例都说明学生的姓名以示鼓励，水平差的句例则不提译者姓名，以保护学生的积极性。
这样的教授方法当然效果好，受到学生欢迎。学生的上课兴致非常高，纷纷找老师谈心，表达感受。大家一致的反响是：
一、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课。
二、过去的老师都是把他的译文写在黑板上让大家照抄，也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不那样翻译。周老师的这种讲授方法太生动了，太新鲜了，帮助太大了。
三、周老师评作业的等级和理由，大家都心悦诚服，而且启发性很大，让我们顿开茅塞。
四、周老师的这种教授方法是“活”法，和死教条对立，我们衷心拥护。
鼓励独立思考，提倡“活”法，反对“填鸭”，这的确是周汝昌治学的一贯思想。不仅在教授英语时如此，后来在研究《 红楼梦 》和其他中国古典文学文化时也是如此。而这又必然与宁可死守“形式逻辑”和教条（ 往往美其名曰“规范” ）的“常情”构成矛盾，发生冲突——因为死守教条是最容易最省力的，不需要才情悟性的。在周汝昌今后治红学的历程中，我们还会看到因为这一特点而引起红学界的多次风波。
1995年秋，笔者在美国纽约认识了郦曼茵（ 1937年生 ）女士—— 她当年在中国大陆曾因爱好文学与人组织文学社团被当作“胡风分子”而受批判，后来更罹文字狱遭祸入狱服刑十四年，我把自己的评点本《 新评新校〈 红楼梦 〉》（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和研究著作《〈 石头记 〉探佚 》（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增订版 ）送给她。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王舒（ 1933年生 ）女士看见了我的书，一看前面有周汝昌写的序言，不禁大为惊喜，原来她是当年在四川大学听过周汝昌讲英文翻译课的学生，60年代初因父亲在台湾等故被判反革命罪，劳改十年，也因父亲在台湾，80年代获准境外探亲而到美国，滞留不归，加入了美国籍。她本来误以为周汝昌早已在文革中过世了。王舒通过郦曼茵向笔者要了周汝昌的通讯地址，写信向她四十年前的老师越洋致意问候。
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教授英文翻译课十分成功，在全校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因此也惹来了麻烦，不是周汝昌班上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周老师班上听课，原任课老师当然十分不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也是超越时空亘古如斯的。周汝昌独创的那一套教学方法，有他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他常常对学生说：不要忘记鸠摩罗什的名言，要好好思索。
鸠摩罗什是谁？是一位天竺高僧，于晋康帝时（ 343或344 ）生于龟兹，家世本属天竺，乃国相贵家，父亲鸠摩罗炎抛弃相位出家为僧，来到龟兹，却被龟兹国王逼迫娶了王妹公主，生下鸠摩罗什。后来鸠摩罗什的母亲也悟道，罗什七岁就随母出家，到二十岁时已经是有名的高僧大德。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7）
鸠摩罗什于后秦姚兴弘治三年（ 401 ）来到长安，被姚兴尊为国师，译佛经三百余卷，于十五年癸丑（ 413 ）四月十三日薨于寺，享年七十岁。梁朝慧皎撰的《 高僧传 》评论说：“鸠摩罗什硕学钩深，神鉴奥远。历游中土，备悉方言。”汤用彤《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说：“什公相从之助手，学问文章，均极优胜，而且于教理之契会，译籍之了解，尤非常人所可企及。”总之，鸠摩罗什是一位伟大的佛经翻译家。
可是，鸠摩罗什，这位大翻译家，却对翻译持悲观的看法，他虽然笔不停译，心里却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事。他说将梵文译成汉语，乃是：“如嚼饭哺人，不惟失味，且令人呕哕！”也就是说，梵文的优美精妙，其实无法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一旦勉强翻译成汉语，就好像把嚼过的饭食吐出来再让别人吃，饭食原有的美味都失去不说，简直就让人反胃呕吐了。
周汝昌虽然不懂梵文，但通过英文和汉语的对译，他深为认同鸠摩罗什的话。一方面，人类为了交流，不能把翻译取消，但事实上，只有涉及比较浮浅的日常生活、简单事实和道理等一般文字可以基本不失原来语言的滋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至于比较高深微妙的文采、智慧、哲理覃思、情绪意念等，老实说翻译是无能为力的。周汝昌认为，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直译”的。他举例说，比如汉语说“大”风“大”雨，而翻译成英文，只能译成strong wind和heavy rain，而不能用big或great的。这就形成了周汝昌的“翻译观”：说到根儿上，真够得上称为翻译，必须首先做到精通所译的双方语文，“知己知彼”才行，如果靠查词典找“对应字”，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句”，乱翻译一气，那不但糟蹋了被翻译的著作，对汉语也将造成污染和混乱。
周汝昌进一步追问道：鸠摩罗什虽然说了名言，但如果再追根究底，那还得问一问：鸠摩罗什自己赞美梵文，以为翻译成汉语后尽失原味，他的梵文造诣可能的确很深，但他的汉语水平能达到什么境界呢？恐怕也不能估计过高。他当然了不起，但他能和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吗？所以他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实在也说不上什么文采，不过粗达大意而已。
所以，周汝昌在教授翻译的课堂上，反复向学生强调：要学好翻译，必须先精通双方语文，不能急功近利，用“换字技术”来对待这门严肃的文化工作。他对同学们说：前人已经提出翻译要追求信、达、雅，我看这三个原则也就是和真、善、美相对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信，就是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这不就是真吗？达，通过翻译传达出了原文原义，不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似是而非，不就是“善”于译事的功力成就吗？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能给人以真正的审美享受，而不仅仅是“可读”就满足了。他又引经据典：信，大家看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大家不要误会啊，老子这里所说的“美”其实是指粉饰造作的假象。达，孔子说“辞，达而已矣”。
周汝昌在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中英文翻译课本身，也是在追求和实践信、达、雅和真、善、美，在身体力行“精通双方语文”——进一步就是“精通双方文化”。他后来以一首七言绝句总结说：“嚼饭奇言最可惊，达真昭信会文情。登堂授业当年事，死法先生享万龄。”
除了上课教翻译外，他自己也在继续作研究和翻译的实践。1952年上半年，完成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论文《 宋词语言的研究 》。1952年8月13日，写定了《 楚辞中的“予” 》，后来收入文怀沙的《 屈原九歌今译 》（ 文怀沙就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王耳 ）。文怀沙对屈原和《 楚辞 》的翻译和解读是建国初期影响颇大的文本。
1953年4月，周汝昌又将英国大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翻译成汉语。还需要提到的是，1953年1月1日，次子建临出生。想象一下当年周汝昌与参加成都市妇联工作的毛淑仁夫妇，负担着两子三女的家庭，实在也是不容易的。周月苓说：“没有我妈妈做我爸爸的后盾，不知道爸爸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妈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可她帮了我爸爸的很多忙。我们从小任何事情都是在我妈妈（ 几乎是她一个人 ）呵护下长大的，我爸爸一直在外面，直到我们去四川他才和我们在一起。如果不是我妈妈，可能我们的上学都得成问题。记得我还非常小的时候，在天津老家，我妈妈就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问题。是她带我拿着小板凳去上学。到了四川，我妈妈不知道转学的手续，没有转学证就不让插班，我只好从头（ 重考一年级 ）念起，和妹妹在一个班里，所以我毕业比较晚。”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8）
在家庭负担非常沉重的情况下，周汝昌除教学外，还能做出许多研究成果，与妻子毛淑仁的能干大有关系。难怪俗语说每个成功的丈夫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了。周汝昌曾经说：“我平生得以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夫人毛淑仁功不可没。她对我治学的协助是多方面的，她尽管不能直接执笔，而在收拾整理和妥善保藏各种文献、信函的辛苦是不易殚述的。她的记忆力极好，无论何时，需用何种文献、物品，她好像连想都不用想，马上手到擒来。红学以外，可举《 范成大诗选 》改新版这一事例，她将一部书的所引古籍全面逐字核校了一遍，费时月余。记得她在家务之外，每日坐在床上不动，身边摆满了各种书信资料，专心致志地为这部书的质量做出重要的贡献。”
2000年6月，周汝昌教过的原华西大学学生刘浔生，看到1999年第4期《 人物 》杂志刊登的周伦苓写的《 我的父亲周汝昌 》一文，勾起了许多回忆，写下了《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篇文字，下面择要摘录，可作为周汝昌在四川时期的某种史料印证：
话从一九五一年说起，当时原华西大学外文系的外籍教师纷纷回国，系上的教师所剩无几。课要上下去。外文系的学生的外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谁来继续执教呢？在西南地区，只有从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授们身上打主意。但是这些人的英语说得能和外籍教授一样流利者，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