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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时接到顾随所赠的词作、诗作后不久，周汝昌也给老师回呈了一首诗：
小缀何干著作林，致书毁誉尚关心。
梦真那与痴人说，数契当从大匠寻。
怀抱阴晴花独见，生平啼笑酒重斟。
为容已得南威论，未用无穷待古今。
顾随很快又和答了一首：
已教城市替山林，许子千秋万古心。
青鸟不从云外至，红楼只合梦中寻。
卅年阅世花经眼，十五当罏酒漫斟。
遥想望江楼下路，垂垂一树古犹今。
周汝昌与顾随的通信始终保持，到了成都以后，周汝昌见有四川特产的佳楮朱丝栏竖行对开大稿纸，十分适合毛笔书写，就给顾随买了一些寄去。顾随十分高兴，回信说要用这些纸书写论文。后来顾随果然写成长篇论文不断寄给周汝昌。每收到一篇，周汝昌都如获至宝一般，因为顾随论文所体现的卓然超俗的思想见解，以及那一笔赏心悦目的行草书法，的确让人爱不释手。周汝昌不忍多翻，总是拜读一遍以后就小心地包裹收藏起来。
有一次，周汝昌写信问顾随，何以不见老师谈到《 红楼梦 》呢？没想到，这一问，却又引发了一段别致的襟怀笔墨。顾随寄来了一封很长的“长卷”，这是一个宏伟巨丽的有关《 红楼梦 》的写作计划，就是著名的《 说红答玉言问 》，其中有的已经是完整的章节目次。顾随的欣喜之情溢于纸上，其中有一句说：“不因玉言此一问，糟蹋这一番花团锦簇的文字……！”可惜的是，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最终变成现实。
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就是小说中史湘云的生活原型，而小说八十回后佚稿中的情节是宝玉和湘云历尽沧桑后重逢。这一观点后来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讥嘲，周汝昌却认为是自己最得意的一项研究成果，真有点“知音者希，真赏殆绝”的味道了。但顾随却给予坚定的支持，在信中说：“脂砚即是枕霞公（ 史湘云别号枕霞旧友——引者 ），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并且高兴地写下“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的诗句，又引了杜甫的诗句：“往来成二老，谈笑亦风流。”在此后的来信中，顾随又鼓励周汝昌：“至盼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雪老穷途落魄，寄居京郊，矮屋纸窗，夜阑人静，酒醒茶余，坐对云老，共伴一灯，横眉伸纸，挥毫疾书，一卷既成，先示爱侣。此时此际，此情此景，非玉言，谁能传之？责无旁贷，是云云矣。”
张伯驹也为《〈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填词祝贺，调寄《 潇湘夜雨 》，当然不同于顾随，也不同于缪钺，而是词人之词：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独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籍甚，鹰隼出风尘。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6）
《〈 红楼梦 〉新证 》具有史、哲、文“三长”，要全面把握其内涵当然良非易事。但这并不是说，一般读者在这本书面前就只能“盲人摸象”。其实，只要在精神气质方面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比较接近，具有一般性的文史素养，就很容易对《 新证 》的“精神命脉”感到亲切亲和，从而在大的轮廓上产生“理解的同情”，进一步走入其“洞天福地”欣赏流连，各有所获。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普通的《 红楼梦 》爱好者、“红迷”，往往要比有些作红学研究多年的专门“学者”，更为容易地接近了曹雪芹的精神境界，步入《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堂奥。有的人也许一篇论文也没有写过，也不会写，但他却和曹雪芹能够达到某种心灵的沟通；有的人也许已经“著作等身”，号称“著名红学家”，却恐怕连《 红楼梦 》的门也永远无法进入——当然不排除他也做了一些资料等方面的有益工作。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神奇。而这就是红学发展史和“红学界”毫不夸张的真实。
一般的阅读趣味大都未能免俗，希望能有“红颜轶事”出现。《 红楼梦 》里写了那么多杰出的才女、雅女、仕女、靓女，这本红学家的传记，如果完全“缺典”，多少总会有些遗憾吧？在1953年的冬季，成都四川大学的校园内，周汝昌竟偶然邂逅结识了三位对《 红楼梦 》情有独钟并且才貌双全的“女史”。她们还是三姐妹，姓黄，分别叫稚荃、少荃、荃。
从人的遭遇和感受上，南方的冬天其实比北方冷，因为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而那又是一种阴湿的冷。北方人刚去了，是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过来的。周汝昌调入四川大学后，开始住的房子在梅园区，名字很好听，但在大广场边上，房子是竹木搭盖的，屋内屋外只有一板之隔，还有很多缝隙，川中的冬天让他经常伤风感冒，而且一病就缠缠绵绵，难以痊愈。周汝昌怕头受风，只好学四川人，用布把脑袋包起来，像一头大荸荠。有时候病了，历史系的梁仲华老教授主动前来关照，并给开中医药方，原来梁先生精于医道。梁先生和夫人都是老北京世家，家中藏有端砚和字画，周汝昌也去梁府观赏过。
有一次又病了，到校医室去求诊。周汝昌相信中医，叩开中医诊室的门。一进去，见有一位女大夫正坐在方桌旁边看书。见有病人来，顺手把书放下，但不是合上平放，而是原样反着扣在左肘旁，然后伸出右手给病人号脉。
周汝昌打量这位女医生，只见约在中年，生得儒雅清秀，颇有一点“林下风致”。号完脉，询问病情后要开方，当然要写病历。女医生一见病人写“周汝昌”三字，立刻微笑起来，把反扣在旁边的书翻过来，展示封面给周汝昌看，正是《〈 红楼梦 〉新证 》。女医生开了药方，嘱咐不要吃“灰面”——那是四川人对面粉的方言称谓，后来让周汝昌纳闷了好久才搞明白——然后就和这个病人谈起他的书和《 红楼梦 》来。周汝昌听其谈吐，感到不俗，而且颇有见解，从此就和这位红颜女友黄少荃医生有了一些交往。
和少荃的交谊，有两次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一次是黄医生请周汝昌到自己家中吃饭，是成都独有的一种厨艺蒸食。黄医生孤身一人，为请客而忙里忙外，让周汝昌感到有些不安。吃完饭，黄医生还把自己收藏的字画拿出来让周汝昌欣赏。
另一次，是周汝昌已经从梅园陋居搬迁到华西村的好房子以后。有一天晚上，少荃医生忽然惠临，拿出一幅诗笺，是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有所感怀而吟成的四首七言绝句，用“美女簪花”体的毛笔小楷写成，诗意葱茏，书法佳胜，灯下读红论句，娓娓清谈，倒真有一番诗的意境。第二天，周汝昌当然也和韵酬答，墨书还赠以谢。
由于二姐少荃的关系，不久也就结识小妹荃。这是一位历史系的教师，早就听同系的老教授缪钺和梁仲华两位时常提起周汝昌，二姐一介绍，自然和周汝昌也交往起来。这位黄荃女士，周汝昌记得回北京后，她还邮寄来一幅信笺，也是写的诗词相赠。
1964年周汝昌的《 曹雪芹 》出版，寄了一册给了荃，可能是专业和年龄都更为接近，所以来往反而比和少荃多了一点。荃回信感谢，信中说：“您的每一个小考证，都非常有味，引人入胜。”所谓“小考证”，是指书中的小注解涉及的一些历史故实。
荃也在信中提到少荃，说二姐病得很重，无人照料，自己除工作外还得侍候患病的姐姐……大概不久就病故了。1974年缪钺教授乘飞机赴京会海外亲友，曾和周汝昌说到故人的最后结局：荃在丈夫亡故后再嫁，家庭矛盾极端激烈，到“文革”中事态发展，竟上吊自杀了。
大姐稚荃，周汝昌认识最晚，因为她并不住在成都，而在重庆。有一次碰上了机会，凌道新引周汝昌到重庆郊区见到了稚荃。这位女士也是诗书画兼能，即席给周汝昌题了册页，并允诺稍后赠诗。周汝昌回北京后，彼此断了联系，赠诗之约没有实现，但周汝昌却保存着她的木刻本诗集。在周汝昌的印象里，这位大姐稚荃，论才论貌，都是三姊妹中最杰出的。
对人生中这一段短暂相逢交往的“艳遇”（ 当然不是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周汝昌到了晚年，尚著文寄托惓惓之思：“成都黄氏，古有黄四娘，见于老杜佳咏；今有黄氏三姊妹，而我却没有好诗题咏她们，这不但是诗道之衰的一个侧面反映，也是像我这样的俗人不足与诗人伍的可叹之现象。因此想一想诸多事相，又不免暗自慨然，但有一点，自从亲见了黄氏三人，方信古之才女，是实有的，她们能诗擅赋，才情过人，也写一笔好字——我所不及而知的，肯定还不止这一二端。”（《 岁华晴影 》之《 黄氏三姊妹 》）
不知道当年黄氏三才女写给周先生的诗笺题记等墨宝，在周先生的箱箧里是否还存在？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7）
从上面摭拾的一些前踪往迹，可见《〈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出版后的盛况。其实，还有许多一时无法详细核实的情形，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如在海外，《〈 红楼梦 〉新证 》也很受欢迎，后来被多次盗版。胡适的日记和书信中，就有托友人购买此书不仅自己保存还要送图书馆收藏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周汝昌在美国遇到赵冈教授，赵教授对周汝昌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在英国，有一本书多处引用《〈 红楼梦 〉新证 》的内容，并且加注解说：篇幅如此“重”（ heavy ）的学术著作，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印数高达17000册之多，是在印刷史上所罕见的。
如果从红学学术史演变的角度观察，那么可以这样说：
比起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 红楼梦 〉新证 》的“历史考证”不是前进了一大步，而是前进了几大步。或者说，《 考证 》跑出了一百米，《 新证 》则跑出了一千五百米，而且还往前遥遥地指示了无数的“路标”。
比起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 红楼梦 〉新证 》的“文学考证”也前进了不少，特别是《 新证 》把“文学考证”和“历史考证”更为紧密和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更具有“根儿上”和“方法论”的自觉性。
曹家家世与小说内容的关系研究，脂批本与程高本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比较研究，脂砚斋等批书人的身份和其所写下的批语之价值的研究，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大体情况的探索，都已经在《〈 红楼梦 〉新证 》中作为专门研究领域初步成型。当然不是说它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已经铁板钉钉，到此为止，无可争议，而在于它为后来更自觉的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四大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搭起了框架。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比《〈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更具有体系性、全局性，更宏观也更细密，不仅资料更丰富，而且论述更具有思辨性和理论色彩，对曹雪芹的思想灵魂，对《 红楼梦 》的精神内涵，有着远为自觉和深刻的关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论，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在《 新证 》问世前，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会长期停滞不前，就可以明白其间的“理路”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各占一个偏锋，却缺乏考证、义理、艺术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综合性的整合，特别是缺少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