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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把已经出版过的《 三国演义 》的正文重新校对了一遍，结果校出了大量的问题，予以改正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给聂绀弩。不久，聂绀弩把工作报告送回给周汝昌，很高兴地说：“这个报告受表扬了，你给《 光明日报 》写篇文章，替新版（ 指《 三国演义 》）宣传宣传。”原来是社级领导（ 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的巴人看了报告后，十分满意，给予称赞。周汝昌遵命写了文章，交上去，后来在《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刊出，不过署名是“孙模”，这当然是出版社代拟的笔名。
可能因为周汝昌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出色，工作热情负责，聂绀弩萌生了让周汝昌当古典编辑室小说组组长的念头。聂绀弩找周汝昌谈话，周汝昌感到十分惶恐——自己以前一直在高校工作，出版社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怎么能胜任呢？就向聂绀弩推辞，聂绀弩却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当了组长，很快就要制定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列出准备出版的书籍目录。周汝昌真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就到隔壁去向张友鸾请教。张友鸾是个老报人老编辑，处事老练，对周汝昌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地说：“听领导指示。”称为“领导”，当然是指“组长”的头衔身份了。在张友鸾的主持下，不一会就列出了六个月的“发稿计划”，有《 聊斋志异 》、《 阅微草堂笔记 》……
不过周汝昌这个“小说组组长”，并没有“文件”存档，而是聂绀弩口头任命的，到重新校订《 红楼梦 》的工作时，以组长身份主持排列参加人员名单、计划做法等工作。再往后，周汝昌身体不好，挂病号请假，小说组组长改任了张友鸾，并且下了正式任命文件。所以如果要查文件档案，当然是查不到周汝昌任“小说组组长”这一段历史记录的。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3）
这一个人生小插曲，到了几十年以后的21世纪初，曾引发了一段小风波。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偶然提到了曾在出版社任“小说组组长”的事，当年不在小说组因而不明就里的舒芜，根据“文献档案”写文章质疑事情的真实性。
周汝昌写了《 “小说组长”的记忆力 》，周汝昌的女儿周伦苓则找出当年的一些实证材料撰文说明。周汝昌说：“这原是‘芥豆之微’，原不值得写它一笔，恐怕有人生疑，以为我是说假话——其实，若为了给自己涂金，必然要‘编’个动听的大官衔，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古典室’的一部分（ 小说 ）之‘长’拿来显耀于人，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了大牙乎？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这一件小事也让我们想到红学中的许多“考证”，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找出“确凿不疑”的文字和实物证据以作“铁证”，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铁证”反而恰恰遮蔽了历史真相。一些问题的考证必然要带有一定程度准情酌理的推测成分，正如陈寅恪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中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鉴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但是，每一个读者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要达到像陈寅恪所期望的境界，其实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样，对于各种具体的考证，读者对其结论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争论”就永远存在。比如前边提到“曹宣”的考证，假设《 康熙传 》的稿本在某一次历史动荡中毁灭了，后人看不到，那么不管周汝昌的考证如何具有魅力，在某些读者看来，也不一定可信，曹宣其人的存在与否也就将是一个永远的疑问。何况，还有许多原本就没有任何文字或实物证据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比如周汝昌当“小说组组长”这一件事，如果在当事人生前没有发生质疑和澄清，那就又成了一件“千古疑案”。
在完成了《 三国演义 》的“恢复”题咏诗和校订工作之后，周汝昌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组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小组，重新校订一部通行本的《 红楼梦 》出版。原来作家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次排印的普及本，其底本采取的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的重排本。作家出版社的排印本由汪静之负责编辑整理，繁体字直排，分段标点。汪静之（ 1902—1996 ）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 红楼梦 》研究并不内行，这个本子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任俞平伯助手的王珮璋写了一篇《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的文章，对这个本子提出批评，如其中说：“‘新本’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亚东本’虽自称是翻印‘程乙本’，实则改动很多，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至于标点，新本恐怕也大部分都是用亚东的……种种标点不妥的地方我看到有九十一处，其中由于亚东本连累的有七十九处……”
王珮璋把这篇文章寄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编辑组谨慎处理，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去。作家出版社采取了大方态度，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写了一封信，表示承认错误并将改正错误，同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回，要求《 文学遗产 》“把此信和王珮璋同志的文章同时发表”。1954年3月15日《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就把《 作家出版社的信 》和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发表了。而在3月1日《 文学遗产 》创刊第1期，则发表的是俞平伯写的《 曹雪芹的卒年 》，批评“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 红楼梦 》上册”中介绍曹雪芹的卒年取癸未说而不取壬午说，“他们大概根据了近人周汝昌君之说，但这说本是错误的”。后来又刊出署名“粟丰”的文章也批评周汝昌。
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幕”则更加复杂。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和俞平伯有所交往，胡乔木根据俞平伯提出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 ——当时作家出版社其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招牌，1958年以后才有独立的作家出版社，1961年夏又合并回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感到了压力，据说还在内部的会上做了检讨，之所以急迫地要调周汝昌来，就是要赶快出版一个重新校订的《 红楼梦 》通行本。
虽然有一些改动，亚东本毕竟是以胡适所藏的程乙本作底本的。程乙本是高鹗和程伟元于1792年第二次修订的本子，也就是对曹雪芹原著改动最多、离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最远的一个本子。周汝昌从一开始研究《 红楼梦 》，就对程高本歪曲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痛心疾首，现在让他主持重新校订一个《 红楼梦 》的流通本，他当然是要以戚蓼生序本等脂批本系统的本子作底本的。可以说，这是他最愿意从事的一项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订出计划，交给了聂绀弩，得到认可并开始工作。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正在周汝昌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之际，一天，舒芜忽然从二楼聂绀弩的办公室下来，回到自己和周汝昌工作的办公室，对周汝昌说，领导有话，新版《 红楼梦 》仍然要用程乙本，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实在是原有的明显错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舒芜说的话十分简洁明确，面无表情，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话，就好像发布命令一样。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4）
周汝昌刚来出版社不久，也不敢去向聂绀弩问个明白。但他十分不快和纳闷，聂绀弩看了周汝昌对《 三国演义 》的校订报告后就曾激动地说：“这个亚东本真是害死人！”亚东本对几部古典小说的底本选择都很不严肃，不仅没有鉴别版本好坏的眼光，还对古人的版本随意乱改字句。聂绀弩怎么忽然在《 红楼梦 》版本问题上又出尔反尔了？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时，周汝昌还这样说：“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意做的‘校程乙’工作。”
随着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决策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这个“大谜”的谜底恐怕永远也难以揭开了。不过考察一下当时的某些背景，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耐人寻味。孙玉明① 《 红学：1954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王珮璋的人生悲歌”一章中，有这样几段话：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及文艺界有关领导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便开会作了传达。在10月2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继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王珮璋。在发言中，她没有上纲上线地批评俞平伯，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毕竟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她居然连胡乔木也牵扯了进去：“《 人民中国 》要俞先生写一篇关于《 红楼梦 》的文章，俞先生很久才写成《 红楼梦简论 》……寄给胡乔木同志看了，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俞先生，要他重写。俞先生就叫我代作一篇。”
连学究味甚浓的俞平伯尚且知道保守秘密，只说：“因对外发表，请朋友看，承他提出新的观点嘱我改写。”而王珮璋却实话实说，将老底和盘托了出来。
……
是什么原因导致王珮璋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指王珮璋批判俞平伯——引者）？有一条资料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北京日报 》办公室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编印的《 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中，有这样一段话：“俞平伯教授……说，王珮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
周汝昌接受任务重选版本校订《 红楼梦 》，也正在这一段时间前后。胡乔木根据俞平伯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定不再选用程乙本作底本，为什么会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仍然坚持用程乙本，恐怕和胡乔木本人的态度改变有关。
周汝昌违心地承担了校订程乙本的工作，参加校点的还有周绍良和李易，启功承担了作注释的工作。笔者于2005年2月13日电话采访周汝昌，周先生说他对于校订程乙本十分不满，情绪沮丧，后来实际上参加的工作并不太多，出版说明中列上他的名字属于“挂名”性质。这个本子于1957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1版，从此成为直到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新校本出现以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通行本《 红楼梦 》。这个本子在二十五年中不断再版重印，几乎每一次再版时都会有某些局部变化，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同时发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1957年10月首版的《 红楼梦 》，简体字横排，共三册，分精装本与平装本两种。其“出版说明”中交代，本书以程乙本为底本，参校其他7种本子。封面由沈尹默题字，卷首刊有清代王南石绘的曹雪芹小像，又选印了清代改琦画的《 红楼梦 》绣像四十幅。
1959年10月出第二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前面增加了何其芳写的《 论〈 红楼梦 〉》一文节要作为代序。
1964年2月出第三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精装三册，将卷首的曹雪芹小像和改琦的绣像都删去，改刊程十发新绘的彩色插图12幅。
第三版至1973年8月为第十次印刷。1972年第九次印刷本将何其芳的代序和程十发的插图删去，卷首添加编辑部简短的《 再版说明 》。第十次印刷本又将《 再版说明 》换成李希凡写的《 曹雪芹和〈 红楼梦 〉》作为“前言”。
1974年10月改出第三版横排第一次印刷。1979年6月又出横排第二次印刷，这一次又把李希凡的“前言”删去，卷首仅存编辑部的《 再版说明 》和《 关于本书整理情况 》。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给周汝昌带来的好运和光荣，很快就过去了，而逐渐变成了一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