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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锺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做出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记忆最为清楚难忘。
一切都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我当俞、胡一律看待，让我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这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会忘怀。
可是我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主张‘自传说’怎么就是犯了错误？这是曹雪芹自己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现也完全与表明符合。鲁迅就如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以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
我在那时，思想斗争极为剧烈，可怎么也想不通我错在何处。
有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叙说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倒很真实不虚。
感谢锺洛，他继续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我终于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写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
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后，有人称奖，有人不满——尽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为加工润色了，还是无从根本改变，所以到后来运动深入时，就有高水平的人发文批我，说我“比胡适还反动”。我不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周汝昌受到了“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从一开始，就把他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1998年11月19日在北京北普陀召开的周汝昌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的纪念研讨会上，李希凡在大会发言时说，他在1954年只“奉命”写了两篇文章，第二篇就是《 评〈 红楼梦新证 〉》，而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予以保护。这是笔者当场亲耳听到的。
蓝翎在《 四十年间半部书 》（ 1994年第5期《 黄河 》，收入蓝翎《 龙卷风 》）中这样说：“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在运动初期，成了重点冲击对象，似乎排了座次，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指出他与胡适不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 评〈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望他。应该说，这篇文章对周汝昌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此后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也是只对研究观点立论，而不往政治立场上拉。如何保护，是由最权威的人说了才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如果地位稍逊，说了不但不会生效，弄不好连自己也会牵进去，这是由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3）
李希凡和蓝翎合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于1955年1月20日《 人民日报 》发表，一开头就说：“从《 红楼梦 》研究工作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最近和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相并行的一部书。然而有些人在批评《 新证 》时，却往往把它和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同等对待，因而以过于偏激的态度，草率地将《 新证 》一笔抹煞。我们认为，《 新证 》是不同于后二者的。在三十九万字的《 新证 》里，作者在考证工作上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力，也作出了一些可贵的成绩；不过在观点和方法上，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了某些传统的错误。”后面又说：“否定胡适的‘实验主义’考证方法，绝不等于否定考证工作的必要性。而《 新证 》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因此，对它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
再往后展开，则论述了“三个方面”的成绩。第一方面是：“《 新证 》对《 红楼梦 》产生前后的一些具体的政治背景，较之过去的‘红学家’，提出了很多可珍贵的资料。”第二方面是：“《 新证 》对曹雪芹的家世事迹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否认胡适、俞平伯以至于周汝昌先生对《 红楼梦 》的‘写实’、‘自传’说的观点，并不等于否认自传性的小说，也不等于否认曹雪芹在《 红楼梦 》中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第三方面是：“从上面的一个问题必然引到这样一个结论：正因为《 红楼梦 》作者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有过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样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创造出像贾宝玉、林黛玉以及青年一代的悲剧性格，描绘出封建统治者黑暗、虚伪、腐烂的生活真相，和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完整的画幅。”
当然，在肯定了成绩之后，也批评了其“错误”：“《 新证 》的观点和方法上的错误，不仅妨碍了作者正确评价《 红楼梦 》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也大大妨碍了作者应该作出更多的成绩。其原因不单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错误’，而是根本不了解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
对《 新证 》的“错误”，后面也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如“对于作家和作品所谓‘社会政治背景’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通病是烦琐无关的考证”，“对续作者深恶痛绝的态度，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考证工作”，“他宁肯东拉西扯地对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节考出一个可能性的悬案来，也不愿稍微用一点点实际的考证工夫，考证对《 红楼梦 》有不少功绩的并为人民所承认的作家高鹗”，等等。
不过，在最后的结论里，还是“保护”性的：“尽管《 新证 》在观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错误，但是，作为一部《 红楼梦 》作者考证的书，还是有着不少可取的东西。同时，对作为一个年青的学术研究工作者的周汝昌先生，也绝不能把他和胡适、俞平伯同等看待。作者是以艰苦的劳动，在探索着新的道路。……”
周汝昌于2004年12月12日给笔者来信说：“若叙至挨‘批’，有人在其著作中说我‘吓病’了，其实是阑尾炎与内痔两次手术住院，如此而已，并不是‘吓’。因邓拓已向我表明，不将我与胡适放在一起。……我只是想不通‘自传说’错在何处？与‘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有何关系？”这是指《 红学：1954 》中的说法。孙玉明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写作此书时没有采访周汝昌本人，对周汝昌已出版的书也寓目不够，有些说法就有点“想当然”了。
那么，这“上边”的保护者是谁？他又出于何种动机和原因要保护周汝昌呢？
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是毛泽东，所以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决定保护谁和批倒谁。周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就听到过传言，说毛泽东读了《〈 红楼梦 〉新证 》并表示欣赏。当然对这种传闻，周汝昌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核实、追问。
龚育之写的《 几番风雨忆周扬 》（ 1997年第3期《 百年潮 》）中有这样的“亲见亲闻”：“听到周扬和胡绳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这就很清楚了，邓拓① 是知道毛泽东的态度的，他是奉了毛泽东的旨意布置李希凡和蓝翎写文章保护周汝昌，所谓“上边的意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与周汝昌谈话时那么客气，“也提到了毛主席”——当然是说毛主席比较欣赏《〈 红楼梦 〉新证 》。毛泽东喜欢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新证 》也仔细阅读过并很欣赏，这在徐中远写的《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 华文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一书中得到了实证。
这部书以信实的史料证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也就是1928年之前，就已经读过《 红楼梦 》并对其中情节十分熟悉，而在进城之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更是搜集了各种不同的《 红楼梦 》版本，不知道阅读过多少次。
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达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以及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徐中远，记录了毛泽东藏书中从《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到各种“增评补图”本、“绘图评注”本，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平装本《 红楼梦 》”，应有尽有。“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说：‘《 红楼梦 》我至少读了五遍。’在这之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 》，他晚年的书库里、会客厅里、卧室里一直放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线装大字本的《 红楼梦 》，书就放在他身边，随时都可以翻阅。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 红楼梦 》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读《 红楼梦 》究竟读了多少遍，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这些不同线装版本的《 红楼梦 》，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 1—8册 ）本，一种是《 增评补图石头记 》（ 1—32册 ）本。这两种，他都有圈划。我看到，放在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和卧室里的多种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 》，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划，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红楼梦 》。”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4）
关于《〈 红楼梦 〉新证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说到毛泽东从经济这个视角来读《 红楼梦 》，笔者再介绍一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情况。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 红楼梦 〉新证 》（ 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作者在本书卷首语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本书第七章新索隐（ 三十三 ）对《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红帖上贡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作者对其中的‘胭脂米’作了考证。……对‘胭脂米’这一段考证文字，虽然都是6号宋体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划。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对《 红楼梦 》有关‘胭脂米’这样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看得这样认真，可见他对《 红楼梦 》中有关经济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毛泽东爱读这一段考证文字及其所作的种种圈划符号，这是毛泽东从经济视角读《 红楼梦 》的一个佐证。”
毛泽东不仅读《〈 红楼梦 〉新证 》，也读其他红学研究著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仔细阅读过。《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十年代，或者说在这之前，毛泽东对《 红楼梦 》学术研究的关心，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关注，并非只是读了《 文艺报 》和《 光明日报 》的编者按与两报转载的李、蓝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 红楼梦 》的著作。这三种著作是：《〈 红楼梦 〉辨 》（ 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 红楼梦 〉新证 》（ 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 论〈 红楼梦 〉》（ 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三种研究《 红楼梦 》的著作，毛泽东圈划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划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部原一大厚本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在哪些章节、文句旁边划了问号或划了线，表示疑问和不同意。如“毛泽东读得最多、批划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