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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 红楼梦 》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红楼梦 》写的是很仔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反观《〈 红楼梦 〉新证 》：“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中国旧文化就建筑在封建社会家庭制度之上，《 红楼梦 》不啻为旧文化旧制度作了一篇最详尽最生动的总结账，象征着这巨大的崩溃，无可挽回的运数。”“曹雪芹的伟大，除上述者外，也在于他的超人的文学才能，万难比拟。”
对俞平伯说“《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毛泽东划了粗道打了大问号，周汝昌则针对俞平伯的这个观点说“这真使我异常‘震动’”。毛泽东和周汝昌的见解不谋而合，与俞平伯则扞格难入。
毛泽东对周汝昌要予以保护，对俞平伯则要坚决批判，这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不是洞若观火吗？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54年那场风暴刚刚生起的漩涡中，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任何人都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这就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
袁水拍的《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在《 人民日报 》刊出后，从1952年2月开始兼任《 文艺报 》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就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实际整肃对象。由于那一小篇其实有点是“例行公事”的编者按，他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资产阶级贵族大老爷”的大帽子，后来“接二连三，牵五挂四”（《 红楼梦 》第一回 ），又牵扯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中，于1957年被定为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1976年含冤而死。
有了上面这些事实和论述作铺垫，我们对周汝昌在1954年及以后的某些遭遇就会有更生动的了解。在《 社长冯雪峰 》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有这样的回忆：
（和冯雪峰）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存亡——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 文艺报 》，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 红楼梦 》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后，忽又由聂公（指聂绀弩——引者）通知我，冯雪峰要约我晤谈一下。当日晚上，我到社，聂与巴人（王任叔）已在一辆黑色车上，我上了车，聂公自己坐在司机旁，把我让到巴人的旁位。车在夜晚开动，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冯公之原住处是什么地方（不是后来北新桥附近的那一处）。只记得门是日本式的木板旁推（入夹墙）的异样房门。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公亲自忙活倒茶。
他约我的意思仍然是为了《 文艺报 》需要讨论《 红楼梦 》的文章。他仍然和蔼客气，彬彬有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一切，看来他当时也不是怎么清楚——我是一贯书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聂、巴二公在侧，不见多口插言。
后来方知，那是《 文艺报 》拒绝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速，性质也严重。冯的紧张，有由来也。
如今想来，冯公那时找我来“救驾”，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怜”——竟无别人可求。这真令人喟然兴叹。
我遵嘱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记不得了，大约必是书呆之论。此文后来悄然无所闻——当然是不能用吧。我希望档案中还可发现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一种“趣味”也。
这是1954年冬日的“陈迹”了。此后便无缘会他。等到再见，那已是“文革”热闹中间，曲曲折折之后，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时候了。
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幕。不过周汝昌认为冯雪峰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其实可能正因为冯雪峰早知毛泽东比较欣赏周汝昌的书，周汝昌又的确是“红学专家”，才出此下策吧。不过当时波诡云谲，瞬息万变，周汝昌能保住自己已经不易，哪里还能为别人“救驾”。
毛泽东要保护周汝昌，但大家又不真正明白。《〈 红楼梦 〉新证 》又是“考证派”的集大成，所以还是有一些人写文章对周汝昌也大加挞伐，其实也是自然之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周汝昌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发表得太快，而大家又并不知道那是“上边”的意思，是“奉命”而写而发的，所以在一般印象看来，好像周汝昌很会“见风使舵”，比别人更快地对俞平伯“落井下石”，这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而比较重视“气节”的知识分子难免要“腹诽”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不作深入研究而只看表面现象，拿这件事“敲打”周汝昌。即使一些史学著作也有点“想当然”，如《 红学：1954 》关于周汝昌的那一章就名为“周汝昌引火烧身”，好像正因为周汝昌过于“聪明”，抢先发表批判文章以自保，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但历史往往是更为错综复杂的。
当时的批评者，特别是俞平伯的朋友们，就在不得不写文章表态批评俞平伯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对准了周汝昌。
周汝昌文章发表的第二日，陆侃如（ 1903—1978，时为山东大学教授 ）的《 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新中国学术界里残存的毒害——读锺洛同志的〈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的一些感想 》（ 1954年10月31日《 光明日报 》）中就捎带了周汝昌：“如去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里边莫名其妙地抄了许多诗文碑传谱志，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而没有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实在也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若不及早大声疾呼，予以当头棒喝，则在文学遗产的批判接受上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使工作上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7）
魏建功（ 1901—1980，时为北京大学教授 ）发表《 批判〈 红楼梦 〉研究中唯心观点的意义 》（ 1954年11月26日《 光明日报 》），在批判了俞平伯“三十年如一日地走着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道路，胡适所传播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道路”以后，也兼顾了一下周汝昌：“最突出地在他们影响之下又产生了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的《 新证 》简直是烦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也就是这种思想方法毒害最可怕的表征！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算是一种控诉，虽然我认为周汝昌诉说自己所中的毒害还不够深刻。”
褚斌杰（ 1931年生，时任教于北京大学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 1955年1月16日《 光明日报 》）是专门针对周汝昌的，而且批判得很尖锐。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如果读过胡适在一九二一年所写的《〈 红楼梦 〉考证 》，那就不难发现，周汝昌先生的这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与前者是持着完全相同的错误观点的书。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材料的征引上更加繁琐；但对《 红楼梦 》的内容则做了同样严重的歪曲。”后面又有：“周汝昌先生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方法和胡适、俞平伯先生的一致性，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巧合，他们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自然主义观点乃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他们企图利用自然主义来否认艺术的阶级性，否认艺术可以用创造典型的方法来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减低艺术的社会作用。”此外还有：“周汝昌先生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形成他在研究中的‘本末倒置’的方法”、“他自己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我们要坚决肃清这种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趣味主义’的不良作风”等等。
宋云彬（ 1897—1979，时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在《 展开思想斗争，提倡老实作风 》（ 1954年11月30日《 解放日报 》）中说：“我要大声疾呼地喊出‘提倡老实作风’的口号。我是有感而发的，我觉得有些同志的作风实在欠老实。……像周汝昌先生，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只在《 引论 》里稍为说几句‘乾隆朝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家庭的崩溃的一大转捩点，极盛之中孕育了衰危’等等的空话，实际还是像陆侃如先生所指出的：‘里边莫名其妙地抄了许多诗文碑传谱志，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而没有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实在也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他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 红楼梦 〉新证 》，先发制人，写文章批评了俞平伯。”
《 红学：1954 》中说：“宋云彬似比魏建功胆子大，批判的言辞自也尖锐了许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居然敏锐地看透了周汝昌发表《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的动机是，‘他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 红楼梦 〉新证 》’，所以‘先发制人’。”
宋云彬还说：“参加这个讨论当然是好的，然而像周汝昌那样，似乎应该先批评自己，至少对自己的批评应该老实一点。可是他对自己批评得很不够，责人重而责己轻，还说他自己是‘努力找寻《 红楼梦 》的社会政治意义，把《 红楼梦 》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的。（ 周汝昌的文章载于十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 》）这已经够不老实的了。还有极不老实的地方；他企图把责任推给鲁迅先生。他说他在写《〈 红楼梦 〉新证 》的时候，因为‘主要还是想强调鲁迅先生的“写实”“自叙”说，藉以摧破当时潜在势力还相当强的索隐说法’……这是透顶的不老实。……周汝昌怕人家指责到他，先扛出鲁迅来挡一挡。”
宋云彬在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俞平伯的朋友，他在批判了周汝昌后，就巧妙地替俞平伯作了一些辩护：“如果俞平伯也是这样，他拒绝人家的批评，说：‘请你们看看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罢，他也认为《 红楼梦 》是写实，是作者自叙的呢。鲁迅还引用了我的话，这就说明了我的话并没有说错呀！’那么我们难道偃旗息鼓，承认我们的批评倒是错了吗？”宋云彬最后进一步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只怕自己不老实；不怕犯错误，只怕犯了错误自己不认账，还要多方掩饰，甚至想把犯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这当然还是在指责周汝昌“不老实”。
宋云彬的这篇文章在华东作家协会1954年12月编印的《〈 红楼梦 〉研究资料集刊 》中被收入，但在作家出版社1955年10月正式出版的《〈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则被摒弃。《〈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为什么对这一篇不予收录呢？可能还是和“上边”对周汝昌的“保护”态度有一定关系。
胡念贻（ 1924—1982，时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的《 评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 1954年12月号《 人民文学 》），是一篇更全面的批判“考证派”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的论著，出版了俞平伯先生的《〈 红楼梦 〉研究 》和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各报刊上还发表了一些俞平伯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人的文章。这些著作和论文，在读者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