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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正面展开的批判主要是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俞平伯，第二部分针对周汝昌，第三部分针对吴恩裕。对周汝昌的批评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 红楼梦 〉新证 》，第二部分批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
对《〈 红楼梦 〉新证 》，批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极力去考证《 红楼梦 》的贾家即曹雪芹自己的家世，《 红楼梦 》是曹雪芹的自传，竭尽附会穿凿之能事，是胡适所提倡的新索隐派的一个高峰”，“一言以蔽之，就是牵强附会。小说中人物的形象，照他那样考证下去，结果就只有被破坏了”。
对《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则批评周汝昌用鲁迅的话为自己辩护：“意思是说：‘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这说明周汝昌先生还是不承认‘写实’‘自叙’的错误的，只是大家反对他，只好勉强说是错误罢了。所以遇到这个关头，他还是要引鲁迅先生的话来做挡箭牌。”另外就是批评周汝昌用“社会政治意义”来为自己辩护：“这好像把‘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基础’了解为作家个人家庭的经济情形，把社会政治背景只看作一小撮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活动和作者家庭的历史背景。这样，《 红楼梦 》就不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只是描写了暴露了自己的家庭。”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8）
此外对周汝昌作批判的文章，王知伊（ 1917—1989，时为上海出版事业管理处审读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及其他 》（ 1955年1月19日《 文汇报 》）和施子愉（ 时为武汉大学教授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 1955年4月号《 长江文艺 》）专门针对周汝昌而且批判得比较激烈，唐彛ā�1913—1992，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 ）的《 什么叫做“旧红学”和“新红学” 》（ 1955年2月号《 文艺月报 》）则只是附带地批判了一下。当然也有为周汝昌作辩护的文章，如署名“晓立”的《〈 红楼梦新证 〉的功过 》（ 1955年3月2日《 解放日报 》）。这些文章的大致情况，《 红学：1954 》中有所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中，王知伊的文章被编入第二集，而晓立的文章却作为四册讨论集最后一册的最末一篇，紧接着施子愉的文章。晓立的文章开宗明义，是针对王知伊的文章“商榷”。这种编排的方式，颇有一点用晓立的文章纠正王知伊和施子愉文章的味道，而晓立又是个笔名。同时，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紧接着褚斌杰的文章，两篇文章的题目完全一样，也一望而知是用李、蓝的文章对褚斌杰的文章“消毒”。这很可能仍然与要“保护”周汝昌的“上边”的既定政策有关，只是当事人大概都已经作古，我们可能无法知道更详细的内幕了。
总览这些对周汝昌作批判的文章，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 红楼梦 〉新证 》是胡适“自传说”、“实验主义”和“烦琐考证”的体现，而且事实上比胡适走得更远。二是周汝昌用鲁迅作挡箭牌，其实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三是由此而来的态度上的“不老实”。
表面看来，这三点似乎都是事实。
周汝昌确实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他始终标举鲁迅。不过，他不是把鲁迅当作“挡箭牌”——虽然在1954年那种形势下，似乎的确有那么点味道——而是始终确信鲁迅就是赞成“自传说”的。我们读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赞成“自传说”也的确是事实，所以那些批判周汝昌的人也只是说鲁迅写《 中国小说史略 》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意思是鲁迅的观点也不是全对的。当然由于鲁迅已经被毛泽东肯定，对鲁迅不能挞伐。
周汝昌引用鲁迅的话的确包含着“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的意思，但问题是这句话本身也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对周汝昌后来的红学研究作总体观照，我们也不能不说，周汝昌的确在不少地方是与鲁迅相通的，甚至包括性格气质的某些方面，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同时，能说当鲁迅后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会对《 中国小说史略 》中关于《 红楼梦 》的观点作修正吗？看他后期的文章可知，这绝不可能。
因此，要说周汝昌用鲁迅“作挡箭牌”也可以，但这正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肯“随风倒”的一种证据，是一种“老实”，而不是“不老实”。宋云彬说周汝昌为自己辩解“努力找寻《 红楼梦 》的社会政治意义，把《 红楼梦 》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的”也不是“不老实”，那的确是《〈 红楼梦 〉新证 》的重要内容。周汝昌当然被迫说了批判“自传说”的话，但他用鲁迅的话变相地为“自传说”辩护，这从事实层面来说是陈述真实情况，从方法层面来说是一种“斗争艺术”，斗争艺术当然是“不老实”的。考虑到文章实际上是“奉命”写的，这一点就更能反映出周汝昌的“书呆气”。他实际上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正如《 红学：1954 》不无调侃意味地说，对李希凡、蓝翎文章希望周汝昌“纠正自己以往的错误观点”：“究竟周汝昌是否‘辜负’了这一‘热诚的期望’，读一读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就可明白。”
周汝昌的“自传说”比胡适的“自传说”“更极端”，考证得“更烦琐”，表面看来，这似乎也是事实。直到今天，许多红学研究者仍然拿这一点来批评周汝昌。但问题是，周汝昌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存在本质的不同，周汝昌的“自传说”只是桥梁，它的进一步指向，是深入到曹雪芹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文化内涵，并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文、史、哲的“三才具备”，将“红学”提升为“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他的“考证”始终是为“思想”、“艺术”和“文化”的终极目标服务的。而胡适和俞平伯，却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达到这一点，只是在某些局部不同程度地不自觉地有所涉及而已。
毛泽东不会对纠缠什么“自传说”的是非真感兴趣，他只是要找一个机会批判胡适思想，确立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权威。说到《 红楼梦 》本身的阅读，他可是天马行空，完全凭着感觉走的，而他的感觉确实有其不同凡响之处。毛泽东可不是教条主义者，更不是用什么条条框框来理解《 红楼梦 》的。
毛泽东凭他的天才和直觉感受到了《〈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分量，感受到了《〈 红楼梦 〉辨 》和其他一些红学著作没有揭示出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真伟大。
鲁迅也是和教条主义绝缘的。他对《 红楼梦 》的全部论述，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杂文，都是生动活泼，精彩四射，哪里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就是后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教条化”，其实也只是郢书燕说，离先生本人的原意差了十万八千里。
周汝昌对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他几百万字的著述很少弄什么形式上的“体系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面对，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证据与感悟相结合以“综互合参”，以求深入历史的真际，贴近曹雪芹的心灵。他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也只是“提供思路”、“试验作业”，允许也希望与人磋商。但他的确对拘泥于教条十分反感，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红学研究中那种“主题深刻，形象鲜明，结构完整，语言生动”一类“十六字真言”的八股腔调予以抨击。在与笔者的通信中，周先生也多次强调写文章要避免“文件腔”，甚至建议不要使用“典型”、“形象”一类“洋词”，而改用“写人”的说法。可惜笔者也还不能出污泥而不染，笔下有时也未能免俗。
推而广之，顾随、缪钺……也都是由于不同程度地具有诗人、哲人气质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文、史、哲“打通”，而与教条主义互不相能。
历史是十分微妙的。1954年，当毛泽东因为欣赏《〈 红楼梦 〉新证 》而“保护”周汝昌的时候，被毛泽东发动全国性政治运动大加挞伐的胡适，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也对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赞不绝口。
1954年3月7日，胡适给程靖宇① 复信，告诉他收到了他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并说书“很好”，还请程靖宇再代买三四册，以便分送朋友。
12月17日，胡适复函沈怡② ，谈到了大陆上的“清算俞平伯事件”，其中说：
……上个月承你寄给我剪报五件，都是关于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的。我当时看了还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我以为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
……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9）
这个消息使我重读你寄来的文件，才感觉特别的兴趣，才使我更明白这“清算俞平伯事件”的意义。我要特别谢谢你剪寄来这些文件的厚意。此中的“周汝昌”一篇，特别使我注意。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他的《〈 红楼梦 〉新证 》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赠与台大与史语所。）
12月21日，胡适又致函沈怡，其中说：
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可向香港、东京找。我盼望你能看看这部六三二页的书。我买了几部，留了一部给台大。八月中台大教授吴相湘先生写信来说，“深感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老兄看了此书，一定也会点头微笑说，“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
1960年11月19日，胡适给高阳① 复信说：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 新证 》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 新证 》页三○~三七，便知我的《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我的敦诚《 四松堂集 》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 甲戌本脂砚斋 》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原本现在南港，你可以来看看）。《 四松堂集 》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页三四），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参考他的哥哥缉堂的跋）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这很有一些可以作深度阐释的空间。毛泽东与胡适，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人，为什么都对《〈 红楼梦 〉新证 》予以赞赏呢？这里面能找出什么样的“理路”？
胡适把周汝昌说成是自己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好‘徒弟’”、“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颇有些洋洋自得。言下之意，当然《〈 红楼梦 〉新证 》和《〈 红楼梦 〉考证 》是性质相同的著作了，周汝昌是完全继承了胡适的衣钵，而且是继承得最好的了。这与大陆上那些对周汝昌的批判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肯定的态度，一个是否定的态度罢了。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