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得发表之初，鲁迅研究老专家杨霁云先生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那时每月登出一节文字。杨先生此后屡屡叮嘱，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原注：从五十年代起，每次遇到杨先生，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对我说：红学的研究，还是要作下去，不要弃置、消沉。他的鼓励的心意，使我深为感动。）同时见赏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梁仲华诸位教授，梁先生特别来访，专谈他对此《 丛话 》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 康熙大帝 》，为清史研究论文开一新生面。北京的叶恭绰先生，素未拜识，忽遣人送来手札及赠书，对《 丛话 》表示击节赞赏，至言“又读一篇，不觉益为兴起！”说这是一件大事业，一定要写下去，因为所关甚钜，非仅为“红楼”一梦也（原注：后来我去拜访叶先生，他年事已高，而且病情不轻了，本不接待客人，特地扶疴相见，至有“相见恨晚”之言）。
此外，吴晗同志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称奖、督促的读者很多。可是登到第八节，报纸不知听见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开头的热情是向我每星期要一篇）。我就此停笔，转而事他了。从那以后，只续了一节《 太祖舜巡 》，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全不对头了，——果然杨先生看了就坦率地告诉我说：这篇不行了，大非当年之比了！这不仅他为嗟惜，我自己也觉惘然。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话，当然也有点嗟叹。周汝昌又说，过了很多年，黎丁在周汝昌一再追问下，才说，还不是某某人说话了，不让登了。至于这某某人究竟是哪一路神仙，黎先生是再不肯“泄露天机”。由此可以想到，即使是纯学术问题，那各种“意外”和内幕也是非常曲折复杂的。
不过，这些都是根据周汝昌回忆录中的记述。笔者于2005年5月30日电话采访黎丁，询问有关情况，黎丁先生则说事隔多年，已经完全记不起了，并说报纸也不可能总是连载一个人写的文章，王昆仑的文章也是登了几篇就中断了，周汝昌也许记忆有误，或者误听了什么流言。
不管历史的细节究竟如何，但由此可以明白一点：周汝昌写学术文章，不是那种用“死资料”和“形式逻辑”的运作，以写成“纯客观”的“科学论文”，而是带有感情投入和灵感突发式的特点，搞学术研究也有点像作诗，需要心态机缘以“一气呵成”，一旦时过境迁心态改变，即使勉强为之，也不复有那种神采气象了。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5）
《 曹雪芹 》的写作出版，也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有关。当时的顶头上司王士菁一力举荐周汝昌承担这项任务，说除了周汝昌没有别的人能给曹雪芹写传记。对这种“伯乐”的助力，周汝昌至今仍然情动于衷，对王士菁深怀感念之意。《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半途夭折了；在王士菁的推介玉成下，有史以来第一本曹雪芹的传记诞生了，共十三万字，1964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后来周汝昌一再予以深细化重写的《 曹雪芹小传 》、《 曹雪芹新传 》和《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雏形。其内容和特点，后面述到相关著作时再论。这里倒应该提一下俞平伯收到周汝昌赠送新出的《 曹雪芹 》之后，写给周汝昌的信。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而又在周汝昌之前的新红学之巨擘。当年周汝昌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即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就和俞平伯意见不一致。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关于曹雪芹究竟是不是“赶上了曹家的繁华”，即曹雪芹是不是生得足够早，以至于对南京有过繁华岁月的记忆这一问题，就写道：“俞平伯先生《〈 红楼梦 〉辨 》一书里似乎有过讨论。……你们二位的本意，是要说明‘《 红楼 》所写地点非南京’，而我的看法，这些正好足以证明‘雪芹实不记得江南’，所以教他无从写起。”后来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俞平伯又曾发表文章说周汝昌的观点是错误的。俞平伯和周汝昌分别成了“壬午说”和“癸未说”两种对立见解的代表人物。周汝昌后来回顾俞平伯当年对自己有关文章的反应说：“俞先生的笔调，不甚明朗，我代为‘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对新发现不太感兴趣，周文‘破坏’了胡、俞所主张的‘自传说’；排‘年表’是一种妄想，必然无法做到。总的语气是冰冷带点儿讽刺。”（《 天·地·人·我 》之《 热情与冷语 》）
当年俞平伯早已是名教授，周汝昌则是普通大学生，后来也不过是个出版社编辑，二人的社会地位颇有差距。所以，俞平伯对周汝昌的批评，表面上是学术见解的争鸣，从周汝昌这方面来说，则感受到一种来自“权威”的压力。这就难怪后来周汝昌写文著书，要把俞平伯的批评称为“冷水当头”（ 1948年6月11日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俞平伯《 关于〈 曹雪芹的卒年 〉致本刊编者 》）和“当头一棒”（ 1954年3月1日《 光明日报 》发表俞平伯《 曹雪芹的卒年 》），将胡适的热情和俞平伯的冷淡作对比了。
这就是说，周汝昌和俞平伯之间，是存在芥蒂的，虽然表面上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这样，1963到1964年间俞平伯致周汝昌的两封信简和一张明信片就格外有了史料价值。1964年的是一封短简，抬头写“汝昌先生赐鉴”，内容则说“承惠赠新著《 曹雪芹 》一书，详瞻活泼而不支蔓，深入显出，引人入胜，洵为近来治红楼梦之佳构，无任佩荷！其中论点弟所同意者亦居太半也，匆复著安”，署的日期是“三月六日”。
后来周汝昌点评此信说：“这种谢函性的短简，大抵难免溢美之词。……他也明白而又委婉地表明：在论点上只同意‘太（ 泰 ）半’，另有‘少半’是所见不同的。这是学者的诚实态度，不肯作‘过头’的赞许。我的揣度，他不大同意的至少包括：生卒年的考订，脂砚的身份问题，脂砚、畸笏二名（ 周汝昌认为脂砚、畸笏是同一人的两个化名，俞平伯则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引者 ）的关系——可能也指对雪芹旗籍的不同看法，等等。但无论如何，为雪芹作传，无人敢为，我斗胆妄行，未遭呵斥，反而得到了他的不一般的奖语，如‘引人入胜’，如近年治《 红 》之‘佳构’，这也就很不等闲了。”（《 天·地·人·我 》之《 俞平伯的遗札 》，下引同 ）
1963年的一张明信片署的日期是“十一·二八”，其中重要的话语是：“《 红楼 》一书，浩瀚繁复，虽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兴叹，知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周汝昌点评：“这一段，语不多而甘苦之心已尽在此，乃他老的真实感，真心话。”的确，《 红楼梦 》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太伟大太神奇，而其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又格外纷歧庞杂，俞平伯是有实际感受的，他许周汝昌为“知者”，倒真有一份惺惺相惜之意。笔者曾分析过，俞平伯在艺术上颇能得曹雪芹的真谛，但在思想上则比较隔膜，这种情况让俞平伯发出“不免望洋兴叹”的感慨，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笔者也分析过，其实俞平伯和周汝昌之间，比他们各自和胡适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俞和周都是中华文化为本位的，对传统有一份来自天分气质发乎内心的涵咏珍爱，胡适却是西方文化为本位的，对《 红楼梦 》的艺术远没有俞、周能够“解味”。
1963年的那封长札则署“七月二十六日”。周汝昌点评带介绍：“若论到此札的内容，那就更为珍贵了—— 一封信内答复了我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出谁手？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 即吴晓铃原藏舒元炜序本《 红楼梦 》——引者 ）的看法。（ 这些我俱不记得，是从复信中推知的。平生所写论学书札，数量极大，远比已印的专著为富，但俱随浩劫荡尽矣。 ）而俞先生不厌其烦，逐一答复，述其所见，明晰而无游词，是学者的可贵的诚恳态度。”
周汝昌还这样评价俞平伯这三封信柬的意义：“1954年10月发起‘批俞’运动之后，到六十年代之初，红学方见稍稍复苏—— 是由于国家大规模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复兴契机。我与俞先生的这一时期的通信论学，就是这一‘红学史阶段’的表现。”并赋诗云：“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 红 》。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
周汝昌一方面不讳言当年读俞平伯的批评文字时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发泄怨气，另一方面又对俞平伯的学术见解和人品风格表示尊重和理解，应该说体现了一种“性情中人”的客观公正。
要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当然应该对曹雪芹究竟逝世于哪一年有个说法。很自然，1962到1963年，兴起了一场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 红楼梦 〉大辞典 》（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 ）说：“1962年春天，红学界对曹雪芹的卒年问题进行了学术争鸣，发表了10余篇文章，但最后还是壬午、癸未两说并存。”刘梦溪①《〈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则说：“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 光明日报 》和《 文汇报 》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周汝昌是癸未说的提出者和主将，前面章节已经介绍过壬午说和癸未说各自大体的根据。在1962年的论争高潮中，三个月内，《 光明日报 》和《 文汇报 》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十三篇，作者有吴恩裕、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健、吴世昌、朱南铣等，周汝昌自然是其中的要角，发表了《 曹雪芹卒年辨 》和《 再谈曹雪芹卒年 》。
当时的情况，因为俞平伯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以后来文学研究所的人大多主张壬午说，如陈毓罴和刘世德。而周汝昌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后来调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属于文化部管辖，因此与这一方面联系多的，又往往主张癸未说。当然也不绝对，如吴世昌在文学研究所，他赞成癸未说；周绍良在出版社，他赞成壬午说。到了后来，红学界的派别纠纷更加错综复杂，其主张的歧异就更加让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了。关于这一场曹雪芹卒年的讨论，郭沫若（ 1892—1978 ）也发表了意见，他虽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却表示赞同癸未说，认为这一派文章的论证充分，更有说服力量。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6）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经周恩来批准，由文化部等四个单位主办，本来是一件文化盛事。但那时的整个意识形态背景，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已经越来越趋于极左，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已经公开化，中国的舆论单位正在开展反对修正主义背叛马列主义的批判，而这又牵扯到中共中央上层某些复杂的内部背景。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使纪念《 红楼梦 》的作者曹雪芹这样一个文化活动显得和整个社会的气氛很不谐调。
针对“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准备工作，刘世德① 于1978年写有这样一段回忆：
事情的发展本来很顺利，忽然有几位好心的同志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在反修斗争正积极开展的此刻，给《 红楼梦 》这样的作品办这种规模的展览会，合适吗？要知道，十六年前，在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心目中，《 红楼梦 》不过是一部描写爱情的软绵绵的作品而已。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然而我们的心头也不免增添了几分疑惑。我们了解到，忧虑并不是来自一般的观众，这更使它具有相当的分量。……
于是，我们设法邀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参观预展，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宝贵的指示和支持，使展览会不至于夭折。
最先来到的是胡乔木同志。他对展览会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鼓励。他前后一共两次亲临文华殿，仔细地观看了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