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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的是个人的亲笔信，征求论文意见，而没有采取一个部长命秘书打印若干份“定词”“文件”分发给我们这些人。这是学者的身份与作风，令人深为感动。
我详细地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意见。他亲切复谢，并确言原稿的疏忽欠确处，一定照改——已附来改文。
但等到他的文章发表时，却是他的初稿，特别是几条应改进的小注，一仍旧貌——征询意见，欣诺改正的那些感人的经过归于乌何有之乡，世人亦无知者。
此事十分奇怪，我始终不明其中是否另有缘故——难道只是他的秘书代他结办此文发表事宜之时出于疏忽大意，误用了初稿？（《 茅盾 》）
周汝昌一家从1954年回到北京，本来住在东四以北的门楼胡同，三间正房，从出版社来说已经算是优待。但周汝昌家人口多，老伴没工作，三女两子，孩子们长大上学都要花钱，周汝昌每月薪水八十多元，交房租则需28。59元，占了收入的三分之一，生活十分困难，于是换到阴面住南房，这样房租的负担比原来减少了。但从此室内是很难见到阳光了。
关于这次搬家，周伦苓是这样说的：“住进门楼胡同北屋三大间后，后遇调整住房，房租一下子调高了很多，而我父亲当时也就几十元工资，生活很紧，住不起了，他就向社方提出调房的意愿。后来古典部领导去西北组稿，就让我父亲同去。我父亲临行前千嘱咐万嘱咐，要等他回来后再说，可没想到，社方趁他外出之机，坚持让我母亲搬家，由于我母亲忙不过来，社里就‘帮’我母亲把家搬到了南屋。房子一下子小了许多，有很多东西无处放，就临时放在屋子外屋檐下的石台阶上。没料到，由于漏雨，我家有许多珍贵的字画就这样毁坏了。南屋的房租估计是北屋的一半左右。顾学颉很快就搬进了北屋。”
到了1959年春，迁居到无量大人胡同十四号，“无量”是谐音，其实是明代功臣吴良大人胡同。这个院子原先是大红色的大门，对门有巨大的椿树和槐树各一棵，门内也有一株巨大的槐树，很是气派，不过后来这三棵大树都被砍伐了。门外气派，院内则比较简陋，中间是二层楼的砖房，像个小教堂，把院子分割成东西两个小院。东院是三排房子，不像住宅，不知当年的吴大人宅是派何用场。周汝昌就住在这个东院最南排的最西端，开始是两间，后来增至三间，但后窗外一道大黑墙，是外交部门名人丁西林等住宅的后墙，这道墙遮挡住了阳光，使屋内终年阴暗。
这样度过几年以后，俄文翻译家陆风调往西安，居室空了出来，周汝昌向单位申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总务科的批准，除保留了一间原住的屋子之外，移住到陆风腾出来的屋子——里外两间，中间向阳，后窗户能见到大片蓝天，感到豁然开朗，心情愉悦。虽然实际上仍然相当窄紧，周夫人和孩子们挤在内室，外间用书架隔开，里面支一单人木床为周汝昌的卧榻，外面“书房兼客厅”。
周汝昌家过日子老是入不敷出，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朋友和同事借钱以维家用，一发薪水还了旧债，再向另一个人借新债。有一封周汝昌于1964年6月4日写给黄裳的信中说：
裳弟：刻得书，知捎件妥收，慰甚。……词话即寄，缘月底连邮费亦须等发薪（明日即可得工资）。兄处常如此以语，弟或以为奇，他人更不能置信耳。笑笑！
连寄书的邮费都要等发了工资才能拿得出，可见那时一到月底，就真到了几乎没米下锅的境地了。
同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有出版社同事孙用（ 1902—1983 ），周夫人和孙夫人关系好，1961年前后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装订厂做临时工，周家就经常向孙家借钱。孙用是翻译家兼鲁迅研究专家，自学英语和世界语成才，译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和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选以及普希金《 甲必丹女儿 》（ 即《 上尉的女儿 》）等，《 鲁迅全集 》中的《 呐喊 》、《 彷徨 》、《 华盖集 》和三本《 且介亭杂文 》都是他负责注释。
到了1980年6月，周家又搬迁到北京东城朝阳门内南小街北端八大人胡同113号，这个名字也是音讹，其实是明代的“把台（ 把总 ）大人胡同”。后来又改名为南竹竿胡同。用周汝昌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处“巢痕”（ 宋词人用语 ）了。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5）
这个院子原来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1900 —1995 ）的宅第，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单院规格算不到中上等，但正房有大红抱柱，前廊后厦，厢房也带走廊，有二门，有门房，如果独家居住，那也算得“豪居”了。夏衍原来是独院居住，周汝昌则得到了五间正房，有厕所、厨房、自来水设备，而其他厢房等屋室的住户则只有同院一个水管龙头。
周汝昌能改善居住条件，是受惠于在《 人民日报 》工作的姜德明（ 1929年生 ）。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的《 战地 》副刊发表文字，姜德明到无量大人胡同周宅送报纸，看到周家情况，很惊讶地说：“您怎么住的这个样子！我们想不到，您写个报告，我立刻想法儿代为上报。”由于姜德明的帮助，国家有关部门特派了梁光第到周家实地观察证实，积极寻找更好的住所。最后选定了夏衍的旧居。那时夏衍“文革”灾满，已经另迁华居了。
周汝昌刚搬进八大人胡同时，见二门花墙上写着一行大字，在墙里面，对着正房：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应该是“文革”初批斗夏衍时造反派写的。
这个院子本来是挺不错的，靠二门有一株杏花，近正房偏东有竹子，正房廊台下左右有花池。但院中还有其他住户，不久，东厢某家带头盖起了红砖房，占了半个院子，西家也仿效照办，于是院子的格局全变了，当中只剩下一条小走道，让人感到憋闷得连喘气也不舒坦了。不过正房廊下，还可以摆设仿古瓷桌瓷凳，周汝昌在80年代每天坐在桌旁读书研究，还是有一份惬意的。过年贴春联，周汝昌亲自书写，贴于廊柱上，法书龙行蛇走，韵味盎然。但后来胡同的环境也被一家“金笔厂”给破坏了，机器响，塑料臭味，工厂外的黑煤堆满了道路……尽管如此，周汝昌对这所住处还是颇有感情的，到90年代再次迁到红庙的洋楼里，就连一点老北京四合院的影子也没有了。笔者还记得，在周家往迁红庙那一段，自己正好去北京，见到周伦苓，她说虽然已经大体上搬了过去，但周先生还在南竹竿胡同住着，要再多稽留些时日。那情怀可能正像陶渊明《 五柳先生传 》和《 归去来兮辞 》中所描摹的吧。周汝昌曾赋诗曰：“东城谁记旧巢痕？也有三迁似孟门。廊柱阶栏俱有意，桃符红满院乾坤。”对老房子的流连，其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眷恋。
八大人胡同113号的原主人夏衍，周汝昌有过一面之缘。那也是80年代初期，香港《 文汇报 》的吴羊璧来京组稿，邀请文学名流聚会。周汝昌还记得座次从右向左，依次是夏衍、钱锺书、冰心、曹禺、戈宝权、夏承焘、吴闻，自己叨陪末座。当时也就是一般的座谈，但时序迁移，风流凋谢，现在回想这样的聚会，那也是昙花一现，不可再得了。
夏衍是新文艺工作者中的左翼，新月诗派里面的饶孟侃，则算右翼了。但周汝昌和他也有过两段因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其中的新月诗派，是颇有声名的。新月社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于1923年在北京发起的，1927年又在上海创立了新月书店，1928年3月10日则创刊了《 新月 》月刊。这是一个既有社团又有书店、杂志的实力很强的文学流派，比起鲁迅参与的一些文学社团来，无论时间的长短还是成员的知名度和影响的大小，都可谓大巫见小巫。即以陈梦家于1931年选编的《 新月诗选 》而言，其中的作者除了徐、闻和陈自己外，就还有饶孟侃、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林徽因、卞之琳、沈从文、朱大柟、刘梦苇等人，真可谓名下无虚士。
不过，这个大名鼎鼎的新月社在20世纪的50、60、70年代的三十年里，在大陆可就几乎是“反动派”的同义语，除了闻一多因为后来成了“烈士”幸免外，其他成员都被看作是反对鲁迅和左翼革命文学的资产阶级文人。
周汝昌和饶孟侃的第一段因缘在成都。周汝昌从华西大学转入四川大学后，住在梅园小区中竹木搭成的棚屋内。有一天，有两位不速之客叩门来访，访者就是饶孟侃和他的弟子解毓葵，两人都是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师。这可能是同事之间联络感情的意思吧。解毓葵已经见过面，就当中间人向周汝昌介绍饶孟侃，也顺口提道：“他是徐志摩、闻一多的老友。”周汝昌一听，近乎本能地回应说：“那是新月派呀。”话刚出口，就有点后悔，因为当时已经在批判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了。果然，解毓葵脸上有些讪讪的，但饶孟侃则毫不介意，说：“我就是新月派。”态度坦荡，让周汝昌顿生敬意。
四川大学外文系教职员工开教研会，系主任赵澧领着大家去学校不远处的望江楼公园，在茶馆里一边品茶观竹，一边开会讨论。这种颇富诗意的开会方式让大家都感到愉快，周汝昌更是心情开朗，他平生最怕的是“坐办公室”。
这种“茶会”也还是要严肃讨论工作的，那时已经实行教师互相听课，然后彼此提意见。饶孟侃的英文水平很高，口语发音更胜过全系的人——因为四川本地人土音比较浓重，影响发音。不过周汝昌发现了他的一个小毛病，在讲课时用“you see”这个垫语用得太频繁，成了不自觉的语病。不过饶孟侃生于1902年，是老教师，年高望重，脾气耿直，别的教师大概有所顾忌，都没有提过。周汝昌总是一种直爽较真的癖性，就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而饶孟侃听着，手里作笔记，一点儿也没显出不愉快的神态。这让周汝昌对饶先生更加敬重。
第二段因缘在北京。饶孟侃于60年代初也从四川调回京城，到中央外交学院任教，隔了六七年，又和周汝昌故交重逢了。这时饶孟侃早已不再写新体诗，开始作律诗绝句古风等传统体裁诗歌了—— 新诗人到晚年都弃新拾旧，这好像成了“规律”。饶孟侃每有所作，就或寄或送，抄给周汝昌赏评。周汝昌记录下两首《 杜少陵先生颂 》，后来写入自己的小品文中。周汝昌还记得，有一次饶孟侃特意来告诉自己，说在一次诗会上，陈毅外长出席了，和饶孟侃亲切握手，敬称为“老诗人”，让饶孟侃十分高兴。
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饶孟侃邀请周汝昌一起去香山访寻曹雪芹的遗迹传说，时间大约在1963、1964那两年之间。
周汝昌虽治红学，但对不是专门搞红学的人，从来不主动往这个话题上引。没想到饶孟侃竟对曹雪芹也颇有兴趣，一天，他到周宅访谈，忽然说城西香山一带樱桃沟风景最为佳胜，估计当年曹雪芹可能在此地盘桓过。正巧当时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也涉及传说中“健锐营”是大兵营盘，附近可能是曹雪芹隐居之地，就在香山一带。这真是酒逢知己，两人立刻约好时间，选择了一个“新秋佳日”一同去登香山寻访雪芹遗迹。
两人赶个早，约好到城外再吃早饭。那时北京城还不像今天这样“人满为患”，坐车也还不懂什么叫“堵车”的苦恼。饶孟侃对这一带早已很熟悉，领着周汝昌进入一家早点铺，油条、烧饼、麻花、豆浆、甜食……丰盛而且干净。饶孟侃让周汝昌入座，自己跑前跑后，要了半桌子面食。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心喜胃口开，自己从来没有在野外吃得如此丰盛，如此可口，如此饱食。
吃过饭，两个人就从卧佛寺开始，历经樱桃沟、玉皇顶、碧云寺、香山，再转向健锐营的正黄旗、佟峪、北辛村……一路上碰到好风景，就驻足流连，遇到老房子，也向住户打听，闲话一回。两个志趣相投的文人徜徉在山水间，感受着历史文化，边走边谈，当真是人间乐事。
饶孟侃比周汝昌年长十六岁，但他是个老诗人，性格比周汝昌更浪漫而外向，他对登临的每一处风景，都表现出深厚的感情，经常高谈阔论。二人登到玉皇顶，那儿本来就罕有人迹，一个小山头，还有一座古庙，神像也在，不过这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