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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面两行是书名《 江青同志 》和书的作者姓名、出版年份及出版单位，以及引文所在的页码。
下面的一段原文，翻译成汉语是这样：
持续不断的文化批判很有意义，也并非毫无波澜。一个当代的批评家，名叫周汝昌，他写了一本叫《〈 红楼梦 〉新证 》的书。尽管他的观点与胡适派比较接近，但他的一项进步是运用了清代宫廷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的考证方法有缺陷，但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当周汝昌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她曾努力保护他（ 她很快又补充说，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
这是江青1972年8月和维特克的一段谈话内容。江青在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以及1954年的批俞批胡运动，说到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并且肯定这本书的价值，这其实反映的是毛泽东的观点和态度，江青不过是鹦鹉学舌，本来也并不稀奇。但她说她曾经保护周汝昌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攻击，并且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这一点，则是颇有意思的。
根据前面所叙述过的毛泽东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以及1954年对周汝昌予以保护的情况，可以说江青有关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这番谈话，也一定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毛泽东欣赏《〈 红楼梦 〉新证 》，在文化部系统多年来早已是口耳相传的事了：
过后，记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霁老（杨霁云——引者）来访，不知怎引起的，他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这名字倒着写！”如今周汝昌没成“反革命”，你的名字怎么写了？周汝昌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新证》，毛主席称许过——你×××写得出来吗？
霁老言下，义愤不平之气满座洋溢。
他又曾说：《 新证 》出后，颇有人横加訾议批判。唯有毛主席是《 新证 》的知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所谓周总理办公室的指示，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是他们通过周恩来调周汝昌回京的。因为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是行政职能部门。毛泽东是非常喜欢《 红楼梦 》的，江青也称自己是“半个红学家”，与维特克谈话之后，1973到197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评论《 红楼梦 》的热潮，各报刊发表了大量“评红”文章。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 红楼梦 》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 红楼梦 〉新证 》或受其启发的。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1）
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后，还真有点像进了“红色保险箱”，逍遥自在。不仅接踵而至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变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与自己无关，儿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队的插队，虽然难免牵肠挂肚，但既然全国人民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全国人民都逐渐开始对“文革”怀疑和反思，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强的地方，更是如此。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动起来，“人情味”慢慢有所恢复，不像“文革”热潮时那样互相提防和敌视了。
周汝昌最上心的，当然还是搞了半辈子的《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研究。他一回京，就在向军宣队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要为《 红楼梦 》搞一个新的校本：“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天·地·人·我 》之《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此刻自由无事，自然又可以私底下重理旧业了。首先将一些资料整理归纳，准备对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加以补充修订，将一些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材料予以增补，加深加细。另一方面，这一段的精神也比较愉快，对那两句硕果仅存的曹雪芹佚诗，兴之所致，拟补成三首完整的诗。这又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呢？
原来曹雪芹有两个好朋友，是敦敏、敦诚兄弟，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从血统上说是清朝贵胄的后裔，但由于阿济格被顺治帝赐以自尽，并被黜去宗籍，所以敦氏兄弟又是没落的宗室子弟，与曹雪芹有相似的身世之感，家族之恨，彼此颇多共同语言，因此来往密切。敦诚作了一个传奇剧本《 琵琶行 》，内容是演绎唐代诗人白居易长诗《 琵琶行 》的情节。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1762 ），曹雪芹在敦诚家的西园观看了“小部梨园”（ 戏班 ）演出这个戏曲后，曾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但敦诚在笔记中记下了其中的两句：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几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
白傅就是白居易，他作过太子少傅。他有两个侍妾叫樊素、小蛮，善能歌舞，白居易曾有诗句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曹雪芹这两句诗是说如果白居易的鬼魂看到了敦诚的剧本，一定会高兴得让樊素和小蛮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
曹雪芹原诗的前六句到底是什么呢？这当然是引人遐想的。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家世已经多年，又天赋诗才，这一阵从干校提前回京，情绪自然很好，就以曹雪芹留下来的两句诗作末联，足成了三首：
一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勒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悲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二
雪旌冉冉肃英王，敢拟通家缀末行？
雁塞鸣弓金挽臂，虎门传札玉缄珰。
灯船遗曲怜商女，暮雨微词托楚襄。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三
相溽久识辙中鲂，每接西园酒座香。
岐宅风流柯竹细，善才家数凤槽良。
断无脂粉卑词品，渐有衫袍动泪行。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周汝昌这三首诗结合自己考证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情况，如“英王句”追溯到敦诚的祖先阿济格；“虎门”句，则来自敦诚《 寄怀曹雪芹 》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虎门用周代国子学的典故，指清朝的右翼宗学，当年敦诚兄弟曾和曹雪芹在那里长期相聚。同时又巧用典故，如“岐宅”句用杜甫《 江南逢李龟年 》中“歧王宅里寻常见”诗意。三首诗都写得古色古香，气格雄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这当然与周汝昌深厚的古典文化和文学素养分不开，同时也和当时周汝昌比较愉快的心境有关，诗为心声，的确不错。
过两三年，下干校的人逐渐回到原单位，同时“文革”也越来越不得人心，虽然在中央上层“四人帮”仍然猖狂肆虐，在民间社会则已经失去了基础。普通老百姓包括一些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再是“文革”前期那种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的状态，有一些头脑的人都在冷眼静观以待变。亲属和朋友之间也渐渐恢复了来往。周汝昌和张伯驹、吴恩裕等在京的老朋友也开始互相走动。从周汝昌1970年9月回到北京，到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六年中周汝昌为红学积极努力，值得一提的事情有以下几端：
在周汝昌打报告给军宣队请求搞出一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戴鸿森也由干校回京了。有一天，戴鸿森对周汝昌说，他偶然看了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 〉 》影印本，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本来也溺于一般的流行观念，《 红楼梦 》就是《 红楼梦 》么，读通行的文本就行了，还搞什么版本？看了脂批抄本，才知道原来与通行的程乙本《 红楼梦 》差别这么大！“原来俗本这么坏，和真本有这么大的不同，竟一直被它骗了！”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2）
这当然与周汝昌治红学最基本的学术立场一脉相通，彼此有了“共同语言”。周汝昌乘机和戴鸿森商量：我们应该出一个好本子。戴鸿森立即表示赞成，并且开始十分积极地联系活动。首先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系，因为这是当时最有权威的科学研究机关。周汝昌本来是想以自己和四哥周祜昌搞了多年的《 石头记 》各脂本的“大汇校”为工作基础的（ 周祜昌虽然在1966年被抄家后成果尽失，片纸无存，但后来又顽强地重起炉灶，从头做起，而且毕竟是做过的工作，再捡起来虽然费事，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既然戴鸿森已经联系了文学研究所，自然也不便再提起自己的汇校本。重要的是先出一个脂批本为底本的通行本《 红楼梦 》，周汝昌仍然是积极支持的。
在当时极“左”的时代氛围里，能干一点真正学术性的工作，是每一个热爱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求之不得的。文学研究所的态度也很积极，当时的临时负责人是王致远，表示支持后，很快就派邓绍基① 和刘世德两人持公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办理手续，准备接受校一个新《 红楼梦 》文本的任务。
谁知好事多磨。由于江青在与维特克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稍后掀起了全国“评红热”，又有毛泽东“《 红楼梦 》至少要读五遍”的“最高指示”流传，在那样一个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成了“封资修”“毒草”的背景下，搞《 红楼梦 》研究不仅是一件很难得的学术上的事，也是相当有政治荣誉的事，还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功利。谁来搞这部《 红楼梦 》的新校本，实际上成了一个许多人都想吃的“大蛋糕”，也成了一种政治行为。文学研究所接受这项工作，李希凡得知后，予以激烈反对。这当然还是李希凡与何其芳当年为“典型”和“共名”发生激烈争论而导致“两派”矛盾的延伸。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不得不向文学研究所“打退堂鼓”。
此时担任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是杜维沫（ 1926年生 ），对这项“出尔反尔”的任务感到很为难，晚上到周汝昌家中诉说风波内情，说：“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尴尬！”但不管多尴尬，由文学研究所承担新校任务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本《 红楼梦 》的事告吹了。
让脂批本取代程乙本成为通行的《 红楼梦 》文本，对周汝昌这一夙愿来说，这件事是一个挫折和打击。
1974年重阳节那天，周汝昌忽然接到张伯驹的来信，通报了一个让人颇为震动的消息：有一个退休教师张琦翔，访问张伯驹谈到《 红楼梦 》，说他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曾于北大听一个名叫儿玉达童的教授讲课，儿玉达童说他见过一个《 红楼梦 》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桥者所收藏，其中八十回以后的内容，与通行本的后四十回完全不同，如贾探春的远嫁是“杏元和番”（《 二度梅 》戏里陈杏元嫁到异民族 ），黛玉早夭后宝钗才嫁宝玉，宝钗“早卒”，贾宝玉穷到去当更夫等情节。
这个消息对于周汝昌来说，实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周汝昌研究红学以来，最根本的学术立场和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就是认定后四十回是“伪续”，由于它的出现，淆乱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后来各种各样的“续书”，却都是从后四十回的“狗尾”开始接续的。这个儿玉达童所说的本子，八十回后的内容信息却和野史笔记中传说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情况接近。如果能把这个完全不同于程高续书后四十回的《 红楼梦 》文本找到，那么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周汝昌震撼了，激动了，简直可以说是浑身热血沸腾。尽管此时还在“文革”时期，他也决心要尽一切努力找寻这个至关重要的文本。他的那种迫切情绪从他当时立即赋《 风入松 》词多阕可以窥其大概。张伯驹也步周词原韵和作。周汝昌所填词其一二阕如下：
一
重阳满纸记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