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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因为他的确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鲁迅的。在这篇《 后记 》中，更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申说。
关于所谓“典型”和“模特儿”的问题。周汝昌说：
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例如，他到底是怎样创造他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记得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所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高尔基的方法，要写一个工人或小商人，是观察了十几个、几十个工人或小商人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我觉得，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的共通规律，但中外古今又各有各的特殊之点，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文学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本身也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成果，从来也不曾也不会僵化和停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积累过程。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传统不同。不同的作家各自以他的世界观来指导和决定他的创作。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没有这个指导的非无产阶级作家更是不同。曹雪芹要想为了创造每一个妇女典型而必须概括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妇女，他在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的社会中，有没有和高尔基一样的那种收集原始素材的历史条件，需要具体地分析。（在那时候，像曹雪芹所写的那些阶层的妇女，是连面也不轻易令人得见的。）我觉得用高尔基来解释曹雪芹，就未必全部得当。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而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是用的一个一成而不可变的手法。
在后边，周汝昌就征引了我们前边章节已经引述过的鲁迅所说的“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在为自传说辩护，指出自己的自传说是合理的，与胡适自传说的“实验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师承鲁迅的。反对把高尔基的创作方法当作唯一的教条，也就是当时风行的所谓“形象”和“典型”理论。
在后面，又引用鲁迅的“《 红楼梦 》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等论述，说明鲁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后四十回续书把曹雪芹的原著内涵大大简化了，缩水了，“他已不啻为我们指明，如只看见‘婚姻’问题这个旧社会常有的小事情，《 红楼梦 》就被严重地缩小了，歪曲了，‘才子佳人’化了”。鲁迅对后四十回写贾宝玉成了一个“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表示诧异，周汝昌指出这是鲁迅“是如何感到其思想之庸俗不堪了”。
鲁迅的认识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性，那时还没有更深入的版本考证和探佚研究作前提，他对后四十回歪曲篡改曹雪芹原著宗旨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但他的思想家眼光也的确使他有所感觉。周汝昌没有像笔者这样表述，只是从正面发掘出鲁迅的思想闪光，这本来是一种写作的风格。后来有些批评者却说周汝昌曲解鲁迅以作自己的挡箭牌，实在只暴露了批评者自己的浅薄和轻佻。
总之，周汝昌的一切活动、说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运转，那就是辨明后四十回续书对曹雪芹原著的遮蔽扭曲，恢复原本《 红楼梦 》真正的伟大。倡导《 红楼梦 》新版本是如此，修订《〈 红楼梦 〉新证 》也是如此。他的考证是为了思想和艺术，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所以，在《 后记 》的结尾部分，又有对林语堂（ 1895—1976 ）的尖锐批驳。林语堂的《 平心论高鹗 》于1969年12月1日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是一部为后四十回大唱赞歌的代表作，其中又点名批评周汝昌崇曹贬高，而且话说得比较激烈。这就难怪周汝昌要予以回应了，而且语气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最后说：“林老爷以为谩骂可以吓倒人吗？现在本书批高的论点又摆在这里，绝不掩饰。有哪一点怎么不平心，我愿意拿这个再来衡量衡量林语堂的‘平心’标准尺，到底是个什么公司的产品。”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7）
周汝昌的这篇《 重排后记 》写成于1974年10月1日前夕，但书出版已经是1976年4月。而林语堂在1976年3月26日即病逝于香港。所以林语堂并没有看到周汝昌对他的回应。
周汝昌认为曹雪芹著《 红楼梦 》的遭遇是有政治背景的，认为《 红楼梦 》绝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而具有深刻的哲理和思想性，认为曹雪芹的艺术造诣是登峰造极的，认为后四十回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十分低劣，而且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一切自然会和毛泽东的气质、想法产生某些微妙的共鸣，也巧合地和当时的政治运动非常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站在超越的立场上鸟瞰，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奇观。对《〈 红楼梦 〉新证 》在1976年出新版这件事，我们应该拨开模糊而又诡异的政治烟云，领略其历史的神韵。
周汝昌对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关心备至，那份感情的专注和强烈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吴恩裕一直致力于寻访收集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在1970年以后发现了《 废艺斋集稿 》中的《 南鸢北鹞考工志 》的文字和图片残稿等，据说是曹雪芹的作品，后来发表于《 文物 》杂志1972年第2期。吴恩裕在干校时就写信对周汝昌透露说他有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使周汝昌想见到这些文物的愿望十分迫切。
《 两律异闻 》（《 天·地·人·我 》）有一则“附记”：“我作此戏补诗，未欲示人。时吴恩裕先生在干校，常常惠札相念，亦不忘研芹之事。他说见了雪芹的著作，有自序与董邦达序，但不肯录示。我疑其不真，乃戏言：我有雪芹诗，咱们交换吧。他果然抄来二‘序’，我一看是伪作，便将戏补诗抄与了他。他是干校结束返京后才让人见到此诗的。”
这就是“唾壶崩剥慨当慷”那一首诗，周汝昌曾嘱咐吴恩裕说这首诗一定不能再给别人看。但后来陈毓罴① 到吴恩裕家看到这首诗后抄去，从而在红学界流传开来。
这就是那桩“拟补”曹雪芹佚诗的红坛“公案”之所以发生的实际情况。
佚诗拟补的风波后来是这样发展的：南京师范学院（ 今南京师范大学 ）编的《 文教资料简报 》1974年8、9月份增刊号（ 9月印出，总第23期 ）刊出吴世昌和徐恭时合写的《 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 》一文，认为此诗是一个重大发现，的确是曹雪芹所作。1975年第1期《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 》予以转载。香港的梅节在香港刊物《 七十年代 》1979年第6期发表《 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 》，说佚诗是现代人所拟补。吴世昌在《 七十年代 》1979年第9期发表《 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反驳梅节的文章，坚持佚诗是曹雪芹作。梅节又在香港《 广角镜 》1979年第11期发表《 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 兼答吴世昌先生的〈 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予以回应。吴恩裕在《 曹雪芹佚著浅探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中有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有所透露，希望周汝昌出来释疑。周汝昌乃于1979年写了《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承认自己的拟补，并道歉说：“第一首因被人传出去了，有些同志来问及它，我当时因碍于某种原因，不欲说出原系自拟之作，但已着重声明：这是现代人续补的，千万不要误认为是‘真’的！这种声明，在任何场合都未曾含糊过。不过，今天既然将谜底揭出，我还是该向那些同志表示歉意。”
胡文彬① 先生有一次曾对笔者说，当年他在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工作，曾出入于当时几位红学大家家中。他和周雷为“佚诗”的真相曾到周宅访问周汝昌，周汝昌对他们说了陌生人来访送“佚诗”全稿的情况，他记到自己当天的日记中。胡文彬对笔者说他至今认为确有陌生人送了全诗给周汝昌，因为根据他们的访问情况来看，周汝昌当时没有必要编故事，所以周汝昌后来说佚诗是自己拟补反而不真实。
对此，笔者和王瑞兵曾在周汝昌家中当面询问真相究竟如何。周先生、周夫人和周建临都证实的确是周汝昌拟补的，周夫人还说当时家里人就埋怨周汝昌不应该那样做，结果搞的传出去了，弄得满城风雨。周先生说当时自己实在是太想看到吴恩裕发现的曹雪芹的文物了，后来也挺后悔自己的一时孟浪。我说胡文彬先生至今认为确有人曾送了全诗，周建临哈哈大笑说，是不是将来还要逼我交出私藏的文物呢。
这一桩红坛公案，确是周汝昌一时孟浪之举，不过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对有关曹雪芹的一切热望了解之心切，也表现出周汝昌写诗的才能的确很高，能让以研究唐宋诗词和《 红楼梦 》名家的吴世昌将拟补之作信以为真，足以说明问题。
吴世昌生于1908年，卒于1986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岁。吴世昌的学历和周汝昌十分相似，先在南开大学预科学习，然后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又在燕大读国学研究生获得学位。不过吴世昌比周汝昌年级高，自然毕业得也早，1947年就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留下来任高级讲师。1963年才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吴世昌用英文著《〈 红楼梦〉探源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回国后又用汉语著《〈 红楼梦探源 〉外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所以吴世昌虽然学历比周汝昌早，年龄比周汝昌大，在红学研究方面反而起步要晚得多。但由于吴世昌的两部著作也都是四十来万字的巨构，而且主体内容也是考证，许多观点独树一帜，因此在20世纪60到80年代，是公认的与周汝昌、吴恩裕并列的考证派红学大家。周汝昌与吴世昌还被称为“红楼二昌”。1975年文化部的《 红楼梦 》校评小组请“两吴一周”作顾问，正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笔者虽然见过吴世昌先生，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交往，通过阅读吴先生的红学著作，以及听胡文彬先生的介绍，觉得吴先生似乎在性情上有点天真，在学术争鸣中也有点爱动感情，有些学术观点也似走偏锋。如他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关于甲戌本第一回的争论，以及认为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抄的等，就表现了这个特点。胡文彬先生说，吴世昌从英国归来，有钱，生活比较富余，他和周雷到吴家，吴世昌经常吩咐保姆多炒一个菜，留他们吃饭。而周汝昌则一直在国内，儿女太多，经济情况总是很紧张。
由于周汝昌研究红学在先，两人又是燕京大学同系校友，尽管在红学的学术观点上有不少差异，但吴世昌和周汝昌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这一次由于吴世昌把周汝昌拟补的诗认作曹雪芹的原作，并且发表了文章，周汝昌澄清后，吴世昌仍然一口咬定那首诗是曹雪芹原作，说周汝昌“连平仄也不懂”，根本不可能拟补出那首诗，是有意隐藏文物，其实心里明白，大为丢份，从此二人不再有任何来往，甚至连见面也互相回避了。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两人其实都是书生本色，比较任情性而行事，不太懂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的矛盾发展。近读谢泳写的关于吴世昌的文章，知道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积极活动的学生领袖，与胡适来往也很密切，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谢泳认为吴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周汝昌由于年龄小没赶上，与胡适的交往是纯粹学术方面的，他更加远离政治——尽管由于研究《 红楼梦 》，又很奇特地牵扯进一些政治大背景之中。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1）
“文革”的结束有一个过程。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只是第一步；真正从思想上开始正本清源，则要等到1979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周汝昌在这个时期前后，其思想和生活的变化，基本上也是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步的。
比如对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表达了强烈的悲痛之情，其实是借以抒发对“文革”的反感和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对周汝昌来说，他在下干校时蒙“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则更有一份特别感恩的心意。因此，他写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
何处祠堂柏森森，鹂音草色最难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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