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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姻缘最后没有成功，是因为周汝昌遭遇绑票事故后，心理发生了变化，只觉得出生入死，一条命已是两条命，过去的一切都有隔世之感，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感，压倒了一切。表妹在周汝昌从匪窝脱险后，不断来信慰问，可是在异常心境中的周汝昌，竟不知该如何回信……后来父亲提出婚事该办了，说：“你们的事，也该办了——都不小了。”周汝昌却回答：“我还有志气，想求学。现时不想这件事。”父亲见儿子这样说，虽然有点出乎意料，却也不由得面露喜色，家长当然是希望子弟“有志气，有出息”的。从内心本意来说，周汝昌只是想将婚期延缓，并不是要悔婚。
但消息传到表妹家，却都理解为周汝昌已经“背盟”，“不要她了”，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说表妹的姑母——也是周汝昌的姨母 ——问表妹你们有过了那种事吗？表妹回答：“没有。若有那个，我就不能饶他！”表妹当然恨周汝昌，姻缘就这样断绝了。这段故事后来的结局，是不久后表妹受了一个男子的引诱而私奔到天津，舅舅感到耻辱，竟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再往后，表妹的去向是完全不知晓了。周汝昌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追究事故的责任根源，还是在我。我无可推卸，是负罪的。因为是我害了她。假若真像佛家说的，人有来生，或在另一‘世界’，还会得见平生亲故，那时见了表妹。我愿向她伏身请罪。”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2）
周汝昌的情感与婚恋经历也投射到他对《 红楼梦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理解上，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有生理的、伦理的、社会结构秩序的、生活分工互助的、氏族传宗接代的等多种多层的因素和需要在起作用，是古老中国真正“男女关系”的基石。当时并没有时兴“结婚”这种说法，都只说“成家”。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爱情”观念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其实只有传奇和个案，在生活中不占主导，因为青年男女自由接触的几率其实很小。即使到了南开高中，也是男女分校的。男女同学只有在化学楼扇面形阶梯教室上大课才在一起，女同学坐在后面几排，与男同学离得远远的。南开女中的学生都穿统一的校服，一律是“藕荷”色，十分悦目耀眼，男生远远地望见，不免情动于中，有的形诸咏叹，说女生的衣服如同晚霞一般美丽，有的曼声长吟：“哪得这般颜色作衣裳！”
《 红楼梦 》中写的正是大家族的公子贾宝玉和两个表妹林黛玉、史湘云及一个表姐薛宝钗的婚恋三部曲，都是近亲中发生的机缘，因为当时少男少女并没有社交的机会。贾蔷和龄官，柳湘莲和尤三姐，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巧合性，司棋和潘又安，也是表姐与表弟相恋，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也不是一回事。大概贾芸和小红，倒有一点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意味。《 红楼梦 》的出现，正是包含对这个重大人生问题开始思索、寻求、困惑、悲悯、解悟的“情书”，是古今独一无二的一部奇书。
周汝昌与毛淑仁的“洞房花烛”，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家”。
天津沽上的婚姻礼仪，新娘子大都是要坐轿的。津沽人有句俏皮话：“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坐两次轿，那就是“后婚”了。当然也有坐马车的，但最庄重的，还是坐轿。当时咸水沽以租赁花轿为业的有好几家，其中最漂亮、最齐全的是范家的花轿。范家的花轿，规制大，看起来气派华贵。金色的轿顶闪闪发光，轿围子则是红色彩绣的，还垂着穗头，挂着珠子。座轿两边有两根长长的红轿杠，抬轿时在轿杠四头拴上四根红色横杠，由八个轿夫抬起，即所谓“八抬大轿”。大轿里面是方形的小轿，名叫“轿心子”。“轿心子”里边放上凳子，供押轿的童子和新娘乘坐。范家花轿还准备有金瓜、月斧、朝天凳等所谓“半副銮驾”，凤冠霞帔，灯笼亮子，等等一应俱全，一切按照皇姑出嫁的打扮和仪仗。虽然到了民国，皇帝家的豪华还是人们心向往之的。
沽上的结婚习俗，有直娶和旧娶两种。直娶就是当天把新娘接过来拜堂成亲，而在此前已经过完女方的嫁妆了。旧娶则因为娘家远，要就近打下处，三天前就把新娘接过来。这三天内，闹喜，逗新媳妇，十分热闹。三天前的新娘在娘家一般就只吃栗子鸡蛋，据说吃了栗子鸡蛋人不感到饿，同时很少结大便，这样新娘在三天内都很少上厕所，避免了老上厕所的尴尬。
结婚那天，新郎家租赁的花轿出发前要找一个小童男押轿，据说可以避邪气。童男在上轿前还要拿一面镜子，在花轿里照一照，这是为了驱逐轿里可能藏着的狐妖花邪柳怪。新娘的轿子抬到婆家门口停下来，这叫压压性子。从门口到拜天地的堂屋，院路铺红毡地毯，因为要“脚不沾尘”。
抬轿的要把大轿内的小方轿抬到院内，这叫“掐轿心子”。新娘蒙着盖头，由陪房——娘家带来的陪伴新娘的女人，《 红楼梦 》里的太太、奶奶每人都有好几家陪房，如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和婆家的嫂子搀着，下小方轿进入堂屋拜天地。新娘下轿时，新郎还要用戏曲中道具一般的弓箭朝着新娘射一下，据说是为震慑邪祟，也为了煞一下新娘的威风。
新郎和新娘在堂屋拜天地，司仪高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进入洞房”。夫妻入洞房后并排而坐，叫坐帐。这时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身披大红绸的新郎，手持一支秤杆给新娘挑去盖头，口里还要说：“秤杆秤砣本姓刘，我给新人挑盖头。”周汝昌晚年在一个《 百年婚恋 》的电视节目里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我早就认识新娘子，两家就住一条街，轿子只抬着在街上象征性地转了一圈，揭盖头也纯粹是仪式，并不是揭开盖头我才知道她是不是个大美人。这当然不是“旧娶”而是“直娶”了。笔者这里的描述是根据《 古镇稗史 》的记载，书中也说：“这是当年咸水沽镇结婚的大概习俗。镇东、镇西、围子里、围子外多少有些差别，一个地方一个样嘛。”
周汝昌与毛淑仁拜了天地，进入洞房，两人从此携手走过一生，育有两子三女，夫妻白头到老。毛淑仁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操持家务，养育子女，1952年随周汝昌去四川，曾是成都市妇联的积极分子，回到北京，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装订工厂工作过，是一个气质外向颇为能干的天津女子，并不是柔弱类型。周汝昌一生痴迷于读书做学问，基本上不管家务事，挣了钱也交给妻子掌管，柴米油盐的日常生计安排和管教子女的事都是毛淑仁主持筹办。当日离科举时代尚未行远，男子结婚洞房花烛，又称“小登科”，“大登科”那当然是指考取进士、状元，蟾宫折桂了。这就是旧时男子一生的两件最大的喜事，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周汝昌刚以头名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西语系，又喜结良缘，倒是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两句俗语了。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听母亲讲《 红楼梦》（1）
一直还没有细表周汝昌的母亲。母亲叫李彩凤，生于清光绪三年（ 1877 ）农历四月初九，是距咸水沽不远的北羊码头人，家里是当地养船的大户，颇为富有。她的父亲也是勤劳奋斗而发家致富，没有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家务活，包括针线活计和下厨烹饪一概不会。但她赋性聪明伶俐，性情和蔼而让人疼爱，到了老年，更显得慈眉善目，大家甚至开玩笑说她是不是如来佛托生的——因为传说四月初八是如来佛的生日，与李彩凤的生日只差一天。她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芳龄二十岁时嫁到周家，娘家的财产在父亲去世后就归了父亲的一个侄子，不过周家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娘家对她仍然十分尊敬，每次回娘家都被当作贵客款待。
李彩凤虽然是富家的独生女，但没赶上有女子学校的时代，未能接受正式教育。不过，她年幼时听到堂兄弟们的朗朗读书声，打心眼里深深羡慕，常常偷听他们念书，模仿他们朗诵诗圣杜甫五言律诗的声调——那种北方口音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一番发愤自修，最后竟也学到能看懂一般的小说、唱本，还能学着唱戏台上的唱腔。
对母亲，周汝昌只有一些片断的记忆：每天晚上自己和三哥、四哥一起，琴笛笙箫，一时合奏，一时单演，有时还即席“创作”唱词，仿相声，模仿亲友的说话特点，夸张笑谑，逗得母亲笑声不断，真是天伦之乐融融。母亲平日极少外出，只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去过本家的一个侄孙辈家里。那人叫周大智，也许当时母亲到他家是看望他的一个什么长辈吧。记得娘为了出门，还专门找出一副新腿带换上。腿带是织的，三寸来宽，两头织成丝穗状，是扎裤脚用的。那年月不分男女，裤脚都要扎起来，不能“散脚”，散裤脚是没有教养的，很不雅观，受人嘲笑。母亲这副特殊的腿带要配上合适的出门衣裳，颜色搭配得很好。
在周汝昌的记忆里，父亲的炕桌上有一部《 三国演义 》，而母亲的奁箱中有一套《 红楼梦 》。
父亲的《 三国演义 》，里面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周汝昌经常翻看，欣赏那铁画银勾的白描版画式的工笔画。父亲见了，就到西邻的文华书局给小儿子买了一套世界书局编的通俗节本小《 三国演义 》，装帧版式也都很可爱。
那时一般的男孩子，大多会有一段痴迷《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封神榜 》和《 七侠五义 》之类英雄传奇和武侠神魔小说的历程，他们热衷于给英雄好汉排座次，如“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或者津津乐道于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都不如北侠欧阳春武艺高强……就像今日的青少年会迷恋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什么“江南七怪”、“四大恶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如数家珍一样。可是，周汝昌虽然也痴迷武侠，但主要是向往侠客们那种飘然而来萧然而去的风度意境，对英雄传奇小说中那些打打杀杀的情节却不能如一般男孩子忘情投入，对《 三国演义 》的战争故事也产生不了真正的兴趣。周汝昌的三哥泽昌，就是个小说迷，买了一大批“闲书”，是小字石印本，有武侠类，有济公类，杂七杂八，可是他都爱如珍宝般锁着，周汝昌便没有多看——大概还是不太感兴趣，否则的话，兄弟之间，软磨硬缠，也就看了。
周汝昌母亲的那一套《 红楼梦 》，是周汝昌的大舅，也就是李彩凤的堂兄李荫青，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来周家看望妹妹时带来的礼物。
这部书题名《 绣像增评〈 石头记 〉》，封面是精装绿色布质，上下两册，带着批语，还有绣像。扉页背面印有两行字：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版权页上则是：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同时也印明：编辑兼发行者是日本东京市桥区银座三丁目二十番地的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是同一市区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的中野锳太郎，印刷所是同一市区的帝国印刷株式会社。这是一个在日本印刷的光绪本翻版，就是当时书坊里流行的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蛟川居士等人的“合评”本，虽说是“日本版”，却又并没有一个日本字在上面。
这套书在当年自然就是一个普通的市卖本，没有什么版本价值，但时过境迁，也是一百多年前的旧物了。现在仍然有上册半部留存，虽说是残编缺帙，在周家却是颇有纪念意义的。
幼年的周汝昌也翻过母亲的《 石头记 》，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了。什么“作者自云……”一大篇，感到沉闷乏味得很。——多少年以后在红学的深入研究中，才考证清楚：原来那一大篇是一段“回前批”混入正文的。——但母亲却对《 红楼梦 》津津乐道，经常在小儿子面前提到这部小说。给周汝昌留下终身难忘印象的，是母亲向他追述周家兴盛时期的一些往事，特别是那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有玲珑的小楼，有繁荣的花木，有古老的大树，春天桃花杏花，秋天菊花桂花，百花竞放时节，各院的年轻女儿和少妇们，盛妆丽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前去园内赏花。而母亲讲这些，就是为了一句话：“那时家里的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