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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到墙上有个平顶山煤矿文工团首次来许昌演出的海报。这个团是由中国煤矿歌舞团组建的，他们是从北京下放到平顶山工作的。让我惊喜的是，海报上有“二胡独奏”，演奏者张启瑞。我决定不上课了，去这个剧场看看。我从8点一直等到10点，他们终于开始排练节目了。一到二胡独奏，我马上跑到最前排，目不转睛地盯着演奏员，看他是怎么运弓、怎么换把的……演员们排完节目都走了，我没有走，决定一直等到晚上看他们的正式演出，这样就可以看个免费音乐会了。
我一个人躲在剧场里，中午饿了，就把自带的学生午餐给消灭掉。晚上看演出时，我跑到后台站在二胡独奏员的旁边，看他练琴。
他们在许昌共演出三场，连续三天我都是如此。
在“文革”那个年头，学校是非常乱的，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老师不管不问。教室与教室的墙常常被坏学生挖一个洞，刚开始是个小洞，慢慢就变成了可以过人的“门”了。上课时，两个班的同学开始用弹弓对打，闹得老师不敢讲课，学生不敢听课。所以，我三天不去学校，根本没人过问，刚好我可以专心学二胡。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又照常蹲到了这位二胡老师的身旁，他一下子把我搂到怀里，问我：“你喜欢二胡吗？”
老师的这个动作，把我激动坏了，甚至激动地话都说不出来了：“是的——我——太——喜欢——二胡了。”
老师接着问：“你多大了？”
“10岁。”这时我才稍微平静一点。
“你会拉二胡吗？”张老师带着疑问的眼神问我，我告诉他，我7岁就开始学了。
他让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来剧场二楼找他，我兴奋极了，第二天不到8点就到了剧院。大约10点时，张老师以及他们团里的钢琴演奏家一起把我领到二楼一个很大的房子里，有很多演员都在这里等着看热闹。他们全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自己要来拜师学琴啦！
说来奇怪，面对这个场面，我一点也不害怕。刚一坐下，张老师就递给我一把琴，我拿起二胡就拉了一段当时最流行的、也是我最熟悉的曲子——《子弟兵和老百姓》。听完以后，在场的老师们都为我鼓掌，接着就是你一言、他一语，问长问短、问这问那。只有张老师默默无声，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记得当时那位钢琴老师还测试了我的节奏感和音准。张老师把我送出剧场门口时，突然对我说：“你想跟我学二胡吗？”
听完这句话，我激动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就好像要跳出来似的，憋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勉强挤出了一个字：“想” ！！！
一个月后，我到文工团找到了他。他高兴地几乎把我给抱了起来，我也兴奋的热泪盈眶……
师从张启瑞以后，我练琴越发刻苦，每天都能自觉练琴四个小时以上。有时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我经常会加上弱音器通宵达旦地苦练。
记得有天晚上，我在河边全神贯注地练琴，完全忘记了时间。当我发现有很多人从我身边经过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已经到第二天早晨，我该回家了。
一旦你喜欢上了音乐或苦练一种乐器后，你的求知欲就会从天而降。
说也奇怪，也许是音乐的作用，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在学校里就有不俗的表现，经常让老师们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我在班上绝对是个“调皮鬼”，总爱搞些“恶作剧”影响别人上课。老师为了对我进行惩罚，常会突然把我叫起来回答疑难问题，我总能让老师满意得吃惊！后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遇到全班都回答不了的问题时，老师只好无可奈何地拿出他的“杀手涧”，让我来做“表演性”回答。我的成绩总在全学校数一数二。
于是，有些老师开始纳闷：为什么一个课堂上从不认真听课的孩子，成绩总是全校数一数二？
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从小就有自学的习惯。一本新教材，老师刚讲个开头，我就自学到尾了。个别实在看不懂的地方，就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讲，一听懂，就开始和班上的“坏同学”们捣起乱了。
到了小学四年级后，我突然变成了乖孩子，不跟“坏同学”们一起玩了，可是总觉得教材让我吃不饱，想多读一些课外书。一天，我决定向数学老师借一本难度大一点的数学书。
她非常惊讶地问：“你为何不好好学习教材呢？”
我告诉她：“教材太简单了。”
老师听了我的回答，真有些吃惊，当时教材刚学了不到1/3。她把我带到办公室，一口气出了二三十道还没讲过的数学题，我全都做对了！
老师满意地笑了。她把读师范学校时用的教材借给了我。
12岁时，我的求知欲更加强烈了，整天要我妈给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当时家里很穷，实在没有钱买书。于是，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买。
我采取了两种措施。
措施一：不吃任何零食，存下所有零用钱。为了多存钱，我动员了我的两个妹妹帮忙，尤其是我小妹，她是我们兄妹三人中“最有钱的人”，因为她颇受父母宠爱，经常手头上会有三分五分的买冰棍钱。她对我很好，五分钱买个三分钱的冰棍，经常会想着老大，让我咬一口冰棍，品品美味，同时还把剩下的二分钱交给我。我每每拿到这些钱，就像获得了宝物一样，放到衣兜里，一会一摸，生怕它会不翼而飞。
措施二：干活挣钱。我家住在汽车运输公司院里面，经常有装车、卸车的“买卖”。如果找到一个好买卖，一次就能挣个三、五元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一个大活儿：卸一车煤挣5元钱的“大买卖”。在70年代，5元钱足可以买一大堆书呢。
可是，司机叔叔嫌我太小，说啥都不让我干这个活。我再三请求，他就是不答应。当他知道我是为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才来干这个又重又脏的“卸煤车”活时，深深地感动了。
第二天，他送了我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高兴极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一年后，我们竟成了忘年交，40岁的大人与一个13岁的小孩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像《矛盾论》和《实践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我们最爱谈论的话题，有时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我认为，在少年时期，能读一本好书，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记得我13岁那年，妈妈送给我一本胜过任何礼物的好书——《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本书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观。
妈妈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悄悄告诉我，这是从一个“反革命分子”那里借来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本书，似乎要把这本书的每句话、每个观点全都吃到肚子里。在我看来，书中的每个字，都像美妙的音乐，永远在我的记忆深处歌唱。它给了我人生的启迪，它让我对知识，对几乎是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有一种无限的向往和渴望。我简直想要“吃”掉人类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书：数学、生物、天文、哲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喜欢的书，喜欢研究的学科，我都想研究。凡是这本书里提到的书，我都想找过来读读，像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数学手稿》，不管能不能读懂，适不适合我读。总之，那是一种冲动，一种渴望，它像一把赫拉克里特的哲学之“火”（注：赫拉克里特是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世界是由“火”组成的）——永恒的“火”，在我的心灵深处“燃烧”着，由热能变成动能，好像瓦特的“蒸汽机”，这是巨大的推动力！
我长大了，成了军人，上了大学，当了教师，成了总经理——这种力一直还在作用着，这团“火”一直在燃烧着。无论我遇到多少挫折和困难，多少坎坷和委屈，我都一直是乐观的、积极的、自信的、坚定的。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我从不敢“沉沦”！我永不言迟！“痴心”不改！即使后来身陷囹圄，我也一刻都没有消沉过，失去斗志过。
这本书给我的人生理念是：为人类奋斗！为他们奉献一切！！
现在回头看这40年，真正改变我人生的是两件大事：一是当兵，二是上军校。然而，这两件事都与我的二胡有关，我经常这样描述自己——是二胡拯救了我……
正是因为我有拉二胡的特长，被部队的文艺团体看中，成了一名小文艺兵。那年，我还不满16岁。
当时，我的文化程度还不到初中水平，可我一点也没有因为文化水平低就失去考大学的信心。在我的脑海里，只有奋斗、学习，永不停止地学习，才会有出息。我认为，我身上有两大优势：一是求知欲强，二是有耐力，坐得住。想想看，我从7岁开始，每天坚持练琴四小时以上，不知疲倦，怎会没耐力？又怎会坐不住呢？
遗憾的是，70年代的军队，却把我爱读书的行为当成是“不务正业”。最让我痛苦的是，我的书常常被领导收走。军队是有严明纪律的，说不让你干什么，你就不能干什么。不让我读书，我就得无条件地服从。可是，在我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放弃学习”这四个字。你收——我买，你再收——我再买，结果变成了“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为了买书，我必须节约开支，反正从小就是这种性格。我几乎把每月战士津贴的6元钱全用来买书了。当军人有个好处，一不愁吃，二不愁穿。所有消费，无非是买些日用品：牙膏、香皂、洗衣粉、洗头液等。
我做了月支出计划：每三个月买一次牙膏，其他日用品统统不买。因为文工团的男女“老爷兵们”都非常“大方”，香皂、肥皂、洗衣粉经常还剩很多就扔掉了，我悄悄地把它们捡回来，来个废物利用。于是，我就节约了每月费用，可以买书、买书、再买书……
领导一看收书不起作用，就给我来个“红牌警告”——禁止读书。那段时光真难熬，白天不让学，晚上9点熄灯，根本没有读书的时间和空间。
难道这样就能挡住我学习吗？能遏制我强烈追求知识的欲望吗？
不能！什么都不能！！——Nothing will prevent me from studying！！
我终于找到了晚上学习的好地方——厕所。
那里既有灯，又安静，还安全（无人知晓）。可那里最大的缺点就是臭味刺鼻，令人作呕。冬天还好一点，可炎热的夏天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臭味、苍蝇和蚊子一起向我袭来，令人窒息的奇臭和蚊虫叮咬不止的奇痒感，那滋味简直像违反了军纪的士兵在接受体罚。
但是，我依然没有向它屈服，仍旧没有放弃！
在没有一个老师帮助的情况下，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每天坚持学习四个小时左右，全凭自学，竟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语文、政治等。
我的行为，除个别领导认为是“不务正业”以外，也有一些“积极”靠近领导的战友不太理解，认为我是个“大学迷”。70年代的部队是非常保守的，一般来讲，“大学迷”这个“光荣称号”给了谁，谁就意味着“死定了” ！注定没什么“前途”了——入党、提干门儿都没有。
有一次团里改善生活，大家都在一起包饺子，一个演员竟然拿我开心：“各位战友请注意，连水的分子式都写不对的人，竟然想考大学，今天，我给大家打个赌，乔赢如能考上大学，我以后头朝下走路！”
他的话音一落，大家哄堂大笑。
我听了这番话，反而更有力了。我告诫自己：“学知识没有错，军队未来一定需要有知识的士兵，让他们嘲笑吧，这是无知的表现。”
1980年，中国军队改革开始了。部队规定，凡不经军队院校（或地方院校）培养，一律不准提干。从80年开始，军队实施了自愿报考军校的政策。
就在那年，我也报考了。真是天道酬勤，我最终被解放军坦克指挥学院录取。
中国有句古话叫“艺不压身”，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如果说，因为二胡我没有“上山下乡”，当上了文艺兵算是二胡给我第一次人生机会的话，到了坦克学院，二胡可真是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几乎是“救” 了我一命。
事情是这样的：
入学以后，全校新生进行了二次体检，凡是身体不合格的，统统退回原部队。这是坦克学院的特点决定的。这次体检共刷下15人，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的视力未达到1。0。当我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