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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些因素都不重要。从根本上说，“和｜现象”是由晚年的乾隆一手制造出来的。
第二部分第29节 权倾朝野
和｜一步登天，朝野内外有不少人是不服气的。如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出身名门，精明干练，史称“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因此，深受乾隆信任，历任要职。他本人也颇为自傲，以“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根本不把和｜当回事。和｜本来就是小人，为人“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李侍尧既然主动去得罪他，他就一定要伺机报复。机会很快来了，当前任贵州按察使海宁改任奉天府尹入京谢恩时，和｜打听到李侍尧有贪纵营私情状，就鼓动他奏参。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正月，和｜领命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云南查办该案。和｜把这个案子办得很漂亮，一到云南，即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很快就迫使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奉旨逮送京师议处。随后，和｜又奏陈云南吏治废弛，州县多有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得到乾隆赞许，本欲即任其为云贵总督，但考虑到该案是他查办的，有些不便，遂改用另一亲信重臣福康安接任。三月，和｜在回京复命的途中即被提升为户部尚书。通过查办李侍尧一案，和｜不仅出了一口恶气，而且展示了自己的才干，突显了权势地位，可谓一举多得。
这年六月，乾隆御赐和｜六岁的儿子名丰绅殷德，并将自己最为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于他，待年成婚。于是，三十一岁的和｜与七十岁的乾隆皇帝这对君臣主仆又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为密切，和｜的地位更加巩固，这门亲事为和｜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十一月，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成婚时，乾隆皇帝给了女儿、女婿极为丰厚的赏赐，而且文武百官拜辞于公主轿前，致贺于和｜府中，使和｜风光无限。
乾隆不断为和｜提供各种出头露面的机会，而且无功受赏，有过不罚。四十六年（１７８１），甘肃苏四十三起义，进逼兰州。乾隆谕命在河南黄河工次的大学士阿桂就近前往甘肃办理，又命和｜带钦差大臣关防同往督师，并指示等阿桂到兰州三日后，和｜就交印回京。乾隆为了让和｜在军前建功，就以阿桂有疮疾所累，有意拖延他的行程，忽而让他“缓行暂住”，忽而让他“不必前往，著即回京”。不料和｜一到军中，就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使军威大挫，而他却指责是将领不听调遣所致。数日后，阿桂赶到兰州，指挥布置，井井有条，局势马上改观。这时，和｜觉得丢了面子，又迟迟不肯回去。乾隆终于认识到和｜未历戎行，于军事不行，在阿桂的奏片上朱批道，前此所发谕旨“系因和｜迟到而又饰过而发，今既到彼，汝一人足矣，应即令和｜速
回。……阿桂宜在彼料理，和｜宜速来，早有旨矣，何须汝二人皆在彼乎？看此竟似和｜欲在彼，又错了。若再固执，更不成事体矣。”和｜拖了半个月，才灰溜溜地启程回京。乾隆派和｜这趟差事意味深长，却被和｜弄巧成拙。虽然乾隆在谕旨中也多次批评和｜，但却未给予任何处分。而同年十一月，又让和｜兼任了兵部尚书。
自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８０）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后，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就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但乾隆知道和｜与阿桂关系不睦，所以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河塘工程，办理各种案件，于是军机处的实权就落在了和｜的手中，他俨然就成了军机处的领班。同时，和｜在朝中又极力打击异己，拉帮结派，不断膨胀其权力。和｜打击异己手腕高明，因其“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也就是借皇帝旨意以利其奸，自己往往不着痕迹。如大学士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不让他回京供职。和｜当朝，政以贿成，京外许多大小官吏皆出自和门，他培植心腹亲信也有数人。他的弟弟和琳，在其扶植下，数年之内由吏科给事中升至四川总督。军机大臣福长安，本是乾隆孝贤皇后之侄，家族显赫，被和｜拉拢过去，惟命是从，成为其最大的帮凶。其他如山东巡抚伊江阿只会巴结拍马，大学士苏凌阿老迈昏聩，只因对和｜忠心都被委以显爵要职。
第二部分第30节 势焰薰天的时候
当和｜势焰薰天的时候，朝中虽有人敢于碰硬，但根本撼不动他。早在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就想以参劾和｜的家人刘全奢侈招摇入手，以期打开缺口，攻一攻和｜。但曹锡宝做事不密，将折稿拿给老乡吴省钦过目，希望他帮助润色。不料吴省钦正是和｜的亲信，连夜派人赶赴热河向在那里扈驾的和｜告密，使和｜预先采取了对策。结果，曹锡宝反而受到皇帝的诘难，有口难辩，最终落得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数年后，内阁学士尹壮图针对和｜创立议罪银的危害，上书建言，请求永停此例。和｜以其折中“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一语激怒乾隆，抓住不放，让尹壮图到山西、直隶、山东、江苏各省去查验仓库，并与各督抚对质所交议罪银是否取自下属？结果可想而知，什么也查不出来，尹壮图只得自认虚诳，下刑部论罪，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别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了。
民间流传着很多刘墉（即“刘罗锅”）、纪昀（晓岚）等智斗和｜的故事。其实，刘墉（比和｜大三十岁）、纪昀（比和｜大二十六岁）两人在朝中虽居高位，但一直没有担任过军机大臣进入中枢，而且乾隆还批评刘墉遇事模棱圆滑、纪昀读书不明事理，他们都不可能与和｜有多少直接碰撞，档案和正史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和｜遇到的真正对手是其在军机处的几位同僚。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比和｜大三十三岁），出将入相，德高望重，对和｜总是不理不睬，一同上朝时则远离和｜站立。和｜一直嫉恨他，但因乾隆对阿桂信任倚重，搬不倒他。于是，有时就有意上前套近乎，阿桂也不买帐。大学士王杰（比和｜大二十五岁），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学问优长，刚直清廉，遇事坚持原则，始终与和｜保持着一定距离。一天，王杰下朝后回到值房，正在独坐沉思，和｜走了进来，拉着王杰的手，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前辈开了一句玩笑：“你的手怎么这么柔软呀？”王杰马上抽回手，正色回敬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搂钱！”和｜一下臊了个大红脸。从此，对王杰恨之入骨。但因乾隆对王杰知之甚深，“和｜虽厌之而不能去”。尚书董诰（比和｜大九岁），书、画俱为乾隆赏识，正直敢言，有古大臣之风，“与王杰扌耆 柱其间”，和｜也排挤不动。正邪不两立，最终在军机处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每天上班，军机处大臣五人竟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阿桂一个人在隆宗门内军机处值房，王杰与董诰在南书房，福长安在内务府造办处，和｜或在内右门内房间，或在隆宗门外靠近造办处的房间，即使随皇上在圆明园，仍不在一处办公。为此，御史钱沣曾专门上折奏请恢复旧规，让军机处大臣们集中在一处办公，遇事好商量，也免得司员们来回奔走请示，实际上矛头就是冲着和｜的。乾隆虽然朱批“所奏是”，但也不了了之。和｜嫌钱沣多事，此后“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没多久就把钱沣累死了。
和｜为了防范未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变更制度，加强对言路的控制。例如，他规定内外章奏必须同时备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以后御史缺出只能用六十岁以上的老臣担任，等等，把皇上的耳目变成了自己的耳目。
权力没有了监督，没有了制约，和｜真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专擅朝政，为所欲为。由于其权势太大，当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到“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和｜深受乾隆宠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是个敛财的好手。乾隆晚年自以为国运昌隆，文治武功，超迈古今，自号“十全老人”，志得意满，于是大兴土木，奢华自奉，如为自己建造准备禅位后居住的宁寿宫，举行万寿大典、千叟宴等，这些都需要大量银子。和｜绝不会像那些“迂儒”的官员那样提醒皇上要居安思危，导奢入俭，他反而会主动迎合乾隆的意图，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手段从各级官员和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银和珍宝，去满足乾隆的这些奢靡需费。如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皇帝八旬万寿，和｜总管其事，他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员俱要进献，在京各部院堂官要捐出薪俸，而两淮盐商更要捐银四百万两。和｜还创立了一种议罪银制度，即让有过失的官员交纳罚银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多则数万、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不像官员罚俸一样交到国库，除少数作为河工海塘经费或解充军需外，都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帐户。为此，和｜还设立了专门办理此事的“密记处”，建有专档——《密记档》。许多督抚大员等都受到这种类似敲诈的处罚，而他们又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第二部分第31节“和陵”之华
当然，和｜绝不仅限于为乾隆创收谋财，更善于为自己聚敛经营。首先，和｜利用权势，广收贿赂，京外“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他不仅对盐政、河工这些肥差征求无厌，而且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许多将帅也都看和｜的眼色，玩兵糜饷，自肥身家，自然也少不了向和｜贡献。其次，和｜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苛索商民和官员士子，在分管户部三库、内务府等衙门时大肆贪污。他打着皇上的旗号勒令地方官员不断供奉金银珍宝，而这些财宝怎样进献皇上、进献多少，都由他说了算，事实上大量的财宝都被他截留贪污了，以致于他家中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多还大。再次，和｜不顾官体，与民争利，搞多种经营，广开财路，如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在京城及近畿各县广开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出租房屋，开设粮店，在京西房山一带开挖煤窑，甚至还搞运输等。和家的营生资本雄厚，又有强大的权力背景，自然非一般商贾可比，利润丰厚，日进斗金。和｜用手中的权力来经营他的家业，真可谓得心应手，迅速聚敛了巨额的财富，甚至其家人奴仆都拥资巨万。
有了权，有了钱，和｜再也不是当年的穷学生了，便过起了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畔建起了豪华的府邸（即后来的恭王府），甚至仿宁寿宫违制建盖了楠木房屋（今恭王府内锡晋斋），在圆明园附近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园（今北京大学未名湖一带），在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外、北京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等处都建有住所。他不仅整日享受着妻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也一样风光气派，于是在蓟州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坟墓，规制超过了亲王，并派有禁军看守，民间称之为“和陵”。
和｜富可敌国，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朝鲜使臣回国后曾向国王报告说，和｜“用事日甚，擅作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以致有些皇子自知皇位无望，以将来能得到和｜的府第与家财为愿。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乾隆皇帝举行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嘉亲王J琰，自己则当上了太上皇。但是，乾隆并没有放弃权力，规定凡遇军国大事、用人行政之大端都要亲自过问，和｜也就仍然得以专权。但形势毕竟有了变化，和｜当然也有所担心，害怕嘉庆日后会处治他，于是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首先，他极力限制嘉庆培植、任用自己的人。嘉庆即位后，他的老师时任广东巡抚的朱进颂册，本来很正常，和｜却在乾隆面前告了朱一状，大加指摘，乾隆未予理睬。不久，乾隆准备召朱回京，升任大学士，和｜感到这是对自己的极大威胁。当嘉庆写诗向老师表示祝贺时，和｜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尚未写完的诗稿，向乾隆告嘉庆的状，诬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这一次，乾隆生气了，问身旁的军机大臣董诰：“这在法律上属于什么行为？”幸亏董诰跪谏：“圣主无过言”，乾隆才作罢。但是，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