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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继位以后，北方连续性的天花爆发已开始减弱，同时南方传统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这种民间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１６世纪下半叶），又称吹鼻种痘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方法叫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种痘者鼻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将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种痘者轻度感染上天花，发烧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病症消失后，相当于已得过天花，从而具有了免疫力。
康熙防痘种痘的推行是从宫中开始的。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皇太子出痘，其时正值平西王吴三桂等三藩叛乱的关键时候，为了能更多地亲自护理出痘的太子，康熙皇帝竟然连续十二天内没有批阅奏章。太子痊愈后，清廷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祭天颁诏，搞得十分隆重。
第四部分第65节 种痘疫苗法
在皇太子出痘期间，有个候选知县，名叫傅为格，侍奉皇太子调理治痘方面很有些成绩，因此被升为武昌通判。两年后，因为他善于种痘，又被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专门负责为皇子们种痘防疫。《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十二月记康熙皇帝批奏给事中姚缔虞奏章中说到：“武昌府通判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曩皇太子喜事，令诊视痊愈。今宫中小阿哥等欲种痘，已令往取，”令给事中姚缔虞查调此人是否已到京，一并具奏。从此，清宫中皇子种痘防天花的制度正式确立。清宫中皇子种痘，一般都在年幼时期。二至四岁是种痘的最佳年龄。种痘时间一般选在春秋两季，天气清爽，便于护理。水苗法采用的最多。地点一般在紫禁城内，或者圆明园。皇子种痘的程序十分神秘复杂。据清宫《阿哥种痘档》记载：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春，乾隆皇帝的第十五个儿子永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种痘，首先钦天监按十五阿哥的八字查好种痘吉时，奏请皇帝、皇后、皇太后等。然后在圆明园五福堂设立一个封闭性的临时种痘护理所，除了四名大夫昼夜值班观察外，还设十几个太监侍候。种上痘的十五阿哥，被置于秘室中，为了避光，四周都用黑、红两色毡子围住。此外，在旁边的房间，还专门设堂，供奉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痘儿哥哥、药王、药圣、城隍、土地等，以祈求诸神的保佑。御医每天三次为十五阿哥把脉观察，及时将情况记录在案。半个月后，十五阿哥终于渡过种痘历程，一切症状消失后，走出了不见三光（日、月、星光）的暗室，皇后及十五阿哥的生母庆妃前来拈香探视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送圣”仪式。
这种先进的种痘疫苗法，康熙不仅在宫中推广，而且在八旗中普遍实施，甚至推广到漠南、漠北蒙古。当时在京的西洋传教士殷弘绪在写给一位欧洲教友的信中曾见证了１７２４年，康熙皇帝派人给蒙古推行种痘法的事情，并说效果很好，御医们回来时带了病家为表示感激送的鞑靼（蒙古）盛产的许多马匹、皮毛。康熙皇帝谈及此事时曾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子，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哉？”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２日），清宫又爆出惊人消息：慈禧太后的独生子，不到二十岁的同治皇帝驾崩养心殿。
少年皇帝的死因，引起了朝野种种议论与猜测，基本上分为两种说法，其一说同治皇帝是死于梅毒或疥疮。比如印鸾章在《清鉴》中就认为同治“终岁独宿乾清宫，内侍有阴导帝以微行者，起居多不律，因以致疾。”《清代野史大观》中提到，同治皇帝“与贝勒载澄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者，遍游之。”“又不敢至城外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为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于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慌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直到今天一些学者的著作中，还在持“花柳病”说。
另外又有人说同治皇帝死于天花。这主要来自官方的记载。《清穆宗实录》中提到过同治皇帝在上谕中自谓“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认为同治帝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另外曾任同治帝师傅、时任弘德殿行走的翁同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同治皇帝到底所患为何病？官方与民间说法孰是孰非？
一百年以后，人们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当时御医记录下来的皇帝“医案”，这份档案上详细记录了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十月三十日发现出痘，到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驾崩，每天御医顾德立、庄守和诊断用药的全过程。其间共历时三十七天，每天诊视少则一二次，多则三四次。每次诊断脉案及用药方均有详细记载。该档案载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首诊记录：“脉息浮滑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烧……皮肤发出疹形未透。”到十一月初一日，开始出现天花明显症状：“疹形透出，挟杂瘟痘”，“颗粒透出，系属天花二朝之喜。”此后，不断出现痘粒，并开始收浆结痂脱落。但到了十一月二十日以后，病情突然恶化，“湿毒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流脓水。……痘后余毒湿盛。”之后，虽然“痘痂俱落，而腰间溃孔，左右臀部溃孔……”，到了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皇帝“六脉已绝”，崩逝。
这份珍贵档案颇值得玩味，显然同治皇帝的病因是天花，但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基本已得到控制，痘痂结收脱落。而此后突然又流毒继发，而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此后续发的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与梅毒晚期颇为相似，引人联想。因此，也有人据以认为少年皇帝实患有梅毒，而天花只不过是引起他迅速死亡的一个诱因。
谈到同治皇帝，总会叫人联想起当年的顺治帝。两个都是年纪轻轻便死在养心殿，经历与处境也有几分相似。比如两人都是在六岁左右就继位登极，继位后都有过一番傀儡皇帝的生活，顺治受制于摄政王多尔衮，同治则受掣于垂帘的两宫皇太后。两人的性格与体质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论起才学与刻苦，同治要略逊一筹。同治皇帝也是个内心空虚、性格古怪的少年天子，他似乎对于上天的安排很不适应，骨子里对宫中生活极度厌倦，甚至暗中反叛。他不爱读书，醉心于一些游戏，因此才引起了民间种种关于他偷偷溜出宫，出没于酒楼、戏园、妓馆等民间场所的传说。
档案记载：正当同治重病期间，清宫中继续了二百多年前曾经上演过的传统祈祷冲灾迷信仪式：为了给病中的皇帝冲灾。仅十一月间，清廷就以同治皇帝及慈禧太后的名义多次颁旨下诏，除大赦天下，还大量授官进爵。在宫中，大臣谒见皇帝，要先请安“送天喜”。然后脱下官服，“易花衣”，以红绢悬于当胸。痘神娘娘的偶像又被从大高殿迎到养心殿中供奉，为病危的皇帝祈福。“王贝勒及内务府诸臣皆有执事，宫内皆挂红联，内监无职者皆红衣也。”然而一切仪式终究没能救回同治皇帝的命。
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按照清宫的阿哥种痘制度，同治皇帝应该是种过痘的，为什么还会死于天花？同时，人们又会想起同治皇帝的父亲咸丰皇帝，他也曾受到过天花的袭击，脸上留下了永久性的瘢痕。父子两个人都遭受过痘神的袭击，一死一伤，原因何在？对于这一疑问，现存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两个人做阿哥时，都种过痘，但显然没有起到作用。毕竟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有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宫中阿哥种痘制度在嘉庆以后已形同虚设，同治皇帝，甚至他的父亲咸丰皇帝，做阿哥时很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种过痘。从现存的清代档案保存情况来看，乾隆以后阿哥种痘的记录无一所见，如果不是佚失的话，很容易使人对乾隆之后宫中阿哥种痘制度的执行产生怀疑。
同治皇帝之死还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进步与落后。中国传统的种痘疫苗法，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据记载，康熙时期，俄罗斯曾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种痘法。后来这种方法又由土耳其传入了欧洲。１７８６年，英国人詹纳在它的基础上发明了詹纳法，也就是后来的牛痘疫苗法。这种先进的牛痘法嘉庆年间已传入中国，但官方推行的还是传统的种痘法。如果当时清政府善于引进学习，将先进的牛痘疫苗法引进宫中，也许同治皇帝就不会死了。保守就意味着落后。据此，某种意义上说，同治死于天花，毋宁说是死于落后。
第四部分第66节 真龙天子的医疗与保健
在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位历来就是继承者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争夺皇位自然是非常激烈，甚至是不顾亲情的血腥厮杀。皇位来之不易，保住皇位更是皇帝们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为了保住皇位，除了政治手段以外，应该就是保命了。
为了保命，清朝的皇帝与封建社会的所有皇帝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名医和名药，这些名医和名药也就成了所谓的御医、御药。太医院是为宫廷服务的，御药主要是皇帝、皇后和妃嫔们吃的，因此御医和御药就有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坐落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天仍然保存着大量清宫御医、御药的原始档案，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关于宫廷医疗机构的设置，据《汉书》记载，黄帝时已有岐伯，管理宫廷医药的事情。周朝设有医师、上士、下士为帝王及卿大夫行医治病。秦汉时也曾设有太医令、太医下大夫、翰林医官等职官。到了金代，开始用太医院这一名称，隶属宣徽院。元代，太医院开始成为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自此以后，各朝都设有太医院，直至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
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朝的太医院，最初设在北京正阳门东江米巷，也就是后来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该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用黑漆书写“太医院”三个大字的匾额悬挂于大门之上。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左为“土地祠”，右为“听差处”。太医院内有大堂五间，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大堂内悬挂着康熙皇帝御赐著名御医黄运的诗文：“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理公务的处所。大厅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外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先医庙外北向为药王庙，庙里有铜人像。连接大堂的过厅是二堂，后面还有三堂五间。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依照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七款，将东交民巷划为各国驻中国的使馆区，使馆区范围内的中国衙署都必须按时搬走。太医院只得暂借东安门大街御医白文寿的宅子应差。不久，又暂移至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才于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建立新的办公衙署，其建筑规模较之从前要简陋许多，现在遗址尚存，但已是面目全非，昔日衙门形式，难以再现。太医院在紫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之北，设有待诊、休息的处所，旧称“他坦”，岁月流失，现也倾毁无存。
太医院为五品衙门。医务人员都有相应的职位，堂官称为院使，相当于院长，为五品官，副职称为左院判，官居六品，所属官员有御医，官居八品。雍正七年（１７２９）规定：御医均受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还有吏目、医士、医生等，这些人员享受从九品的待遇，一般通称御医（又称太医），各医官的品级，历朝稍有变动。历朝御医人数，略有增减。以光绪朝为例：有御医十三人，吏目二十六人，医士二十人，医生三十人。这些御医全部是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