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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卫”，即皇帝的近身警卫，包括侍卫处和亲军营等，其组成主要是满、蒙八旗中选拔的精锐人员。充当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的都是皇帝从勋戚大臣中选拔出来的。侍卫中的御前侍卫是皇帝的贴身警卫，由御前大臣负责，人员是从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中挑选出的才武出众者，共有官兵约六百人。另外还有蓝翎侍卫、宗室侍卫数百人，以及从满、蒙上三旗中挑选出来的侍卫亲军一千四百余人。
“兵卫”是皇帝的卫戍部队，包括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步军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等，负责皇帝的宿卫、清跸以及宫禁的传筹和禁门的启闭等事。兵卫由满、蒙、汉八旗官兵组成，各营设统领、都统或总统大臣、管理大臣，其中的护军营是紫禁城的主要守卫部队，由统领掌管，职责是防守紫禁城各门、掌管门钥、夜间巡逻传筹、皇帝朝会筵宴的警护等，护军都是从满、蒙八旗中挑选年轻力壮、技艺娴熟的兵丁，共约一万五千多人。在景运门还设值班大臣等三人总领宫廷门禁事务。
另外，在宫廷的禁卫组织中世代为皇家奴仆、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群体，是一支深受皇帝信赖的特殊力量。其中包括三旗包衣护军、骁骑、前锋三营，共有官兵七千余人，由内务府大臣管辖，主要职责是守卫宫门和稽查出入，宫内由其守卫的宫门共有十二处。其他担负宫廷禁卫任务的还有官兵人数达一千八百余人的前锋营；负责守卫京师和皇帝出巡扈从，掌管枪炮等火器共有官兵七千八百多人的火器营；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官兵人数多达一万余名的神机营；还有掌管着京城九门钥匙，负责紫禁城外整个京城的门禁守卫、治安缉捕，并有权“颁其禁令以肃清辇毂（京城）”的步军营（步军统领衙门），统率着八旗步兵和京城绿营的马、步兵共五万三千余人。
紫禁城的警卫不但人数惊人、装备精良，待遇也很优厚，就拿警卫军官的级别来讲就令“十年寒窗、九载熬油”的书生们瞠目。领侍卫内大臣武职正一品，职级与文职的内阁大学士相同，系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最高品级；八旗都统、步军统领从一品，同于文职各部院尚书、大臣、御史衔；前锋统领、八旗护军统领等正二品，与文职的内务府总管和地方的总督同级；散秩大臣、副将都是从二品，跟文职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地方的巡抚平级；一个宫廷三等侍卫也是正五品，相当于文职的中央各部院司长品级；就连城门吏也是正七品，一个金榜题名的外任进士也不过如此。而且，所有禁卫机构都对皇帝一人负责，不隶属于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在皇帝侍卫中，有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例如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十月初四日有这样一道上谕：“奉旨：殿试（武科）一甲第一名（武状元）黄培松着授为头等侍卫；一甲第二名周增祥、第三名景元均着授为二等侍卫……余拟三等侍卫十五名，蓝翎侍卫三十名”。但这种科班出身的侍卫毕竟人数很少，且是在后来才出现的。
第四部分第76节 森严的宫禁
清代紫禁城不仅警卫阵容庞大，宫禁制度也非常之多，要求也非常严格，这些制度无疑对加强宫庭禁卫和皇帝的人身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紫禁城的警卫值班制度当时叫“宿卫制度”，是禁城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它规定宫廷内外该值班的地方应由哪些人值班，各多少人，如何分值，由谁负责等等。乾清门是前殿后宫的分界点，与皇帝临朝的乾清宫和起居的养心殿近在咫尺，在其左边的景运门，设有专司警卫任务的值班大臣、司钥长、主事、护军校等值班人员共四十人；与景运门遥相呼应、紧靠军机处（中央最高权力机关）的隆宗门，有护军官兵三十四人在此值守。此外，在禁城内各宫、各门、各库、各隅都安排有数量不等的护军官兵值守。城门内的蹬道、城门口的栅栏等处也有护军把守，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都是重点值守的地方。禁城内上三旗侍卫被分为六班，每班又分两翼，日夜轮守；紫禁城外围由下五旗护军负责，每旗两天，日夜守护。所有这些禁卫人员均由景运门值班统领负责管理和稽查。
相对于城墙及宫内的守卫而言，城门的守卫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宫内衣食日用、常朝事务、引见进贡、工程修缮等等都得通过门口这一关，这时门禁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王公大臣等在朝当班的官员按品级出入规定的宫门，并按其等第严格限制入宫时随从仆役的人数，应走到宫里的什么地方停止。午门右掖门只有王公才能通行，午门左掖门准许在朝各衙门官吏通行。但不论是官员还是办事人员凡从禁门通行者，均将本人姓名及所属旗分、佐领及内管领的名字等造册登记，送到景运门备案，还要在经由之门存放名册备份，待有关人员通行时质查。宫内太监及工匠、杂役等凭腰牌出入。如有企图混入以及私自领入者要交刑部议处，凡是名册上没有姓名或不带腰牌者不准放行。在禁城四门设有红杖两棒，由护军两人手持红杖坐于城门之下，亲王以下官员从此经过均不用起立。若不报姓名擅自闯入，无论官民用棒挞之，再交刑部议处。
禁城之门白日查验就非常严格，晚上更是仔细。宫门每天晚上都必须按时关门上锁，宫中设有值宿的司钥长，应锁的宫门到时由该门的护军参领负责上锁，然后派护军校将钥匙统一交到景运门司钥长那儿，再由司钥长率领护军依次验看扃~（音ｊｉōｎｇ ｊｕé，门上的锁具），然后司钥长还要将钥匙复查一番，检查完后统一装进匣子里再加锁藏好，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由各门护军校来司钥长那儿领取钥匙开启大门。城垣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的扃~分别由隆宗门、苍震门、启祥门、吉祥门的护军参领验查，查验完毕后同样委派护军校将门钥送到司钥长那儿收存，这就是禁城的门钥制度。
如果在夜间城门关闭后有急要事务需要出宫门怎么办呢？合符制度有明确规定：必须持有合符方可开门放行。合符，清书中载为铜质（现存实物也见有木质的），外涂金色，分阴阳两扇，里侧分别铸有严丝合缝的阴阳文“圣旨”两字，平时阳文一扇藏于大内并要装匣上锁，阴文一扇存放在景运、隆宗、东华、西华、神武门等处。如果夜间奉旨差遣或遇有紧急军务急需出门者，必须从大内取出阳文一半到经由之门，由该门护军统领、参领取出阴文一半两者合对，验证无误才可以放行并须在次日奏报皇帝。
欲了解宫廷禁卫，传筹制度不可不知。“传筹”就是夜间值班护军之间相互传递筹棒，以督察各汛（哨卡）值班情况，又相互传递平安信息的一种禁卫措施，形式类似于今日竞技体育中的接力赛。紫禁城传筹有内、外之分。紫禁城内，五筹递传，每天晚上自景运门发筹，西行过乾清门，出隆宗门，往北过启祥门，往西过凝华门，再往北过中正殿后门，又往北至西北隅，往东过顺贞门、吉祥门至东北隅，往南过苍震门至东南隅，往西仍至景运门，传筹一周总共经由十二汛。紫禁城外围每夜传递八筹，自阙左门起绕城一周再回阙左门止。
有关宫禁的制度还有许多，在皇帝言出法随的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惊动皇帝的案例的处理结果，任何一种让皇帝有感触且开口评述的现象，或者是对王宫大臣奏报的批示等等，都将成为新的法例。
第四部分第77节 事故频发的紫禁城
禁城坚如磐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按理说就不该有什么破禁之事发生。但事情总是比想像的复杂，禁城破禁之事屡禁不绝，宫廷违例情形时有发生。
清朝建立之初，宫禁严明、护军骁勇，禁城也较为安然，其原因是清政权早期对文人名士的招抚，对广大百姓的安抚，当然还有对八旗人等的爱抚以及刑罚和牢狱的慑压，可以说清朝前期基本上是政治稳定、吏制清明、社会发展、国势日盛，历史上所谓“康（雍）乾盛世”就是注脚。在这一时期破禁之事也少有发生，至少从清代宫廷现存档案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好景不长，乾隆朝后期社会秩序就大不如前，社会问题大量滋生；到了嘉庆皇帝当政的时候问题变得严重，甚至可以说嘉庆朝是个多事之秋。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稀奇古怪的会道门迅速蔓延，教民闹事此起彼伏，各种怪事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代表清朝最高统治权力的紫禁城也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破禁之事也就频繁发生。
１．馒头小贩、僧人偷入禁城
先说件有趣的事儿。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在靠近皇帝起居的养心殿的隆宗门外，一个正在卖馒头的小贩王库儿被巡守人员捉住。这是怎么回事呢？宫廷禁地岂能容商贩叫卖？事情是这样的——王库儿，顺天府宛平县一个以做小买卖为生的民人，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间，王库儿在做生意时偶然捡到一块宫里用的腰牌，见利忘“义”的他随即就戴上了这块腰牌。从此以后王库儿就成为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宫廷大门，俨然宫中一役，在宫廷之中售卖馒头饽饽等竟也平安无事，日子一久还与宫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这样冒用腰牌的他一直无人查问，直到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四月间，王库儿出继的哥哥张贵林听说此事后又惊又喜，琢磨着这紫禁城警卫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时谁能进去？谁敢进去？做梦也不敢想——这等好机会怎能错过？张贵林把自己想去大内做做这独家买卖，瞅瞅那神秘皇宫的想法告诉了弟弟王库儿。王库儿倒也干脆，当即就答应了，随后将腰牌上原来的姓名“袁士栋”刮去改写成张贵林。自此张贵林就接替王库儿，开始了他原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内摆摊”的生意。再说王库儿本人也没闲着，因为他在宫中售卖已有时日，出入禁门很有经验又混得脸熟，还结识了不少宫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宫中找到了活计。有一个叫张春成的宫内厨师，让王库儿帮他一起做饭并住在他那儿。就这样，张贵林和王库儿竟然在戒备森严的宫廷里“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俩都平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宫中稽查又严了起来，王库儿就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三月初六日辞去工作向其兄张贵林要回腰牌想重操旧业。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已在宫中混迹近两年的王库儿露馅了……这块腰牌原是什么人的？随身佩戴的证件怎么会丢呢？原来，这块腰牌是銮仪卫一个负责厨房事务的校尉袁士栋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间，同在一处服役的翟二套出去买菜，拿错了腰牌又不慎丢失，因怕受责罚不敢呈报，于是乎上文中的事情就发生了。
无独有偶，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发生了一件僧人混进神武门的案件。这位和尚法号了友，安徽宁国府泾县人。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了友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相继死去，了友悲痛欲绝但回天无术，心无所系的他决定出家，就在梵觉寺受戒并领有度牒（僧人执照），随后就四处游募化缘。嘉庆九年（１８０４）正月间，了友在浙江参拜完普陀山后忽然心窍一开想进京求见皇上，想着皇上能赏给他主持再赏脸应请南巡。想入非非的了友就从江南、山东一带一路募化往北而来。三月二十五日抵京后在各处寺庙住歇，因他有度牒就常进皇城内游募，并屡至东华门外跪拜想趁机进宫，但因“稽查严密”没能进去。虽然如此了友晋见之心不死，他继续一边募化一边等待时机。春去冬来，一转眼多半年过去了，十一月二十四日这天寒风朔朔，了友又到东华门外观望，被守门护军赶走，但执著的他并没有离去，而是来到景山东门外忍饥挨冻一直呆到深夜约五更时分。了友见有几个人打着灯挑着食盒往这边走来，凭他的经验判定八成是往宫里送食的人。于是，他就悄悄的跟在后面轻松混入神武门内，走进右东夹道。但大内宫深、墙高、夜黑、灯稀，一心想见皇帝的了友也不免紧张无措，就顺着墙往南走，可这次没走多远就被巡夜的护军拿获。皇上当然很快得知此事，他既怒于一个僧人竟敢破禁入宫，又怒于宫闱重地竟能如此轻入，谕令严惩。最后了友被勒令还俗，依擅入神武门者本律上加一等杖责六十，流放一年，再枷号两个月示众，期满后送交安徽巡抚衙门折责充徒。当晚神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