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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了扩大战火的野心。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从8月到9月的一个月之间，日军极大地制造了发动战争的因素。加紧运兵到朝鲜，强迫日本人民捐献作战资金，总额预定为5000万日元，实际勒索到7600多万日元。9月15日明治天皇亲征督战，发动了对平壤的总攻击。清军将领左宝贵坚守牡丹台、玄武门，亲自登城指挥部将杀敌，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牡丹台失守后，左宝贵自行开炮，两次中弹，直至壮烈牺牲。战争从拂晓打到当天下午，双方不分胜负。随后日军把进攻重点放在北面，经过激烈战斗，摧毁了牡丹台，但因清军仍顽强抵抗，始终未能突入城内。当晚，胆小怯弱的清军统帅叶志超自动弃城逃跑，在溃逃中，清军遭到伏击，死伤惨重。第二天日军进入平壤，缴获清军弃留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在这场战斗中，日军伤亡约700人，而清军被俘、死伤共2000人。
“致远舰”向“吉野”号撞去 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附近发动了对清朝海军北洋舰队的袭击。“致远”号为保护旗舰，迎战日舰“吉野”，虽多处中弹，但在管带邓世昌的率领下，开足马力，冲向“吉野”，准备与敌舰同归于尽。不幸中途中鱼雷沉没，全舰252余名官兵，除7人遇救外，全部壮烈牺牲。中日舰队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临近傍晚，日舰先退出战场，战斗是在未分胜负的情况下结束的。但从军舰损失来看，北洋舰队比日本舰队要严重得多：被击沉5艘，约9000吨，相当于参战舰只总吨位的1/4，重创致残的6艘，大都须经过大修才能重新服役；日舰没有一艘被击沉的，受创四艘，除旗舰“松岛”号外，其他伤势都不太严重。从人员伤亡来看：北洋将士伤亡约1200人，占参战兵力的一半左右；日海军伤亡约300人，不到总数的1/10。总之，在这场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惨重，从此以后不敢也无力出海应战了。日本虽未能全歼北洋舰队，取得主力决战的完全胜利，但经过这场对北洋舰队的沉重打击，基本上控制了黄海、渤海广大水域的制海权，达到了大本营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的目标。平壤、黄海战役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是两次关键性的战争。日军既控制了整个朝鲜又基本上取得制海权，我国东北和直隶就暴露在它的面前了。
日本内阁 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按捺不住其狂妄野心，立即决定把战火烧向中国大地。10月18日，日本第七届议会在大本营所在地广岛开幕，会议一致通过政府提出的1。5亿日元临时军费以及募集1亿日元的军事公债案，表现出强烈的战争狂热。10月24日，日军两翼同时出动：第一军由朝鲜义州强渡鸭绿江进攻，以3万之众突破号称有4万清军驻守的防线，两天内连克九连城、安东（今丹东）等地。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大约2。5万多官兵、2000多马匹和大批辎重，在连续14天中从容登岸，未遇清军任何阻击；随之即以旅顺、大连为目标发起进攻。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多万发子弹、约250万发炮弹。〔16〕11月7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拥有百门大炮和无数弹药的大连战略要地。11月22日，旅顺这座耗资数千万、经营10多年的北洋第一要塞落入敌军手中，要塞配有新式克虏伯重炮及各式大炮140余门，还有水师营、鱼雷营、船坞等军事设施和大批弹药，全都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 1895年1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出动军舰25艘、水雷艇16只，分载2万人在威海东南的成山头登陆。由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方针，停泊在威海的北洋舰队未出动阻拦，致使敌军轻易地在山东半岛上建立了据点。1月30日至2月2日先后攻陷保卫威海的南北帮炮台，并对威海进行了严密封锁。从5日起，日军出动水雷艇潜入港内，炸伤炸沉“定远”、“平远”、“济远”等舰艇多只。8日，日舰从东口突入港内，对刘公岛和北洋残舰发起最后攻击，17日，日军正式占领威海，俘获剩舰“镇远”、“平远”、“济远”等11艘及炮台、军械、弹药，李鸿章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在辽东战场，从3月5日至9日几天之内，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陷。从此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全境，清军全线崩溃，实际上关外已无兵可战了。日军南据威海，北占辽东，完全控制了渤海口，形成了威胁天津、北京的态势。
痛击定远号 在战争中，日本的一些狂妄者竭尽全力为这场战争摇旗呐喊，鼓吹日本是为“世界文明”、“东洋和平”而战，战争关系到日本的前途与命运，“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能后退。〔17〕战争胜利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地宣称这场侵略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18〕日本政府为鼓励日本浪人、武士参战，组织武士“拔刀队”，号召武士踊跃参战，并且捏造一些为侵略战争“忠勇”献身的宣传材料，以刺激武士的“爱国”心。在成欢战斗中，编造一个至死军号不离嘴的号兵白神原次郎，战后人们才发现这是假的。在平壤战斗中编造了第一个冲进玄武门的英雄原田重吉，而真正冲进玄武门的是松秋太郎，因为讲了真话，被警察监禁起来，终身不得说明当时战争的真实情况。〔19〕 一位诗人兼小说家国木田独在其小说《酒中日记》里，对甲午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描写更具有典型性。他写道，甲午战后，“军人万岁”的喊声到处都可听见，“如果没有了军人，简直天都不会亮啦”。在中上层社会中，凡是家有女孩的父母，不论他们是华族、富豪、官吏或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找一个军人作女婿”。〔20〕
第一部分：出头之日——垂涎三尺窥中国旅顺——东洋屠刀下的白骨之城（图）
清朝军队 从1894年11月21日日军进占旅顺市区到24日，整整4天，光天化日之下，日军如同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只红了眼的歇斯底里的吃人野兽，在旅顺肆虐着、吞噬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灵…… 旅顺，变成了一座没有生命的死亡之城、白骨之城，一座人类的屠宰场。整个旅顺城侥幸逃过这场灾难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每人都戴着一顶尖尖的大白帽，上面用日语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这是日本人特意留下用以掩埋尸体的中国人！ 参加掩埋尸体的幸存者鲍绍武老人回忆说：“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全家被杀了好几口人……更惨的是一家炕上，母亲身旁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中吃奶就被捅死。”〔21〕水师营王宏照老人控诉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送，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的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参加过抬尸的高延举老人就掩埋尸体的人数说：“记不清楚了，好像除36人以外，又从城边子上（城外）抓了几次，有一、二百人，也戴上黑字的白布条。每天都抬尸，冬天没有多大气味，就是零头碎脚的，惨得很。日本鬼子也不给饱饭吃，足足抬了一个多月才完。”死尸都抬到花沟张家窑，两万多尸体，堆成尸山，浇上油来焚烧，烧了十几天才烧完，这就是今天大家所凭吊的旅顺“万忠墓”。詹姆士·艾伦是英国籍海员，大屠杀期间被困旅顺，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灭绝人寰的惨剧，在他的回忆录《旅顺落难记》中写道：“我立的地方极高，望那池塘约离我一丈五尺，只见那池塘岸边，立满了日本兵，赶着一群逃难人逼向池塘里去，弄得逃难人群挤满了一池。只见在水里攒头搅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放洋枪打，近的拿洋枪上的刀来刺。那水里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只见日本兵在岸上欢笑狂喊，快活地了不得，似乎把残杀当作乐的事。那池塘里活的人，还在死尸上扒来扒去，满身的血污……内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向着日本兵凄惨的哀求。将近岸边，那日本兵就用枪刺来搠，竟当胸搠了个对穿。第二下就搠这小孩子，只见洋枪刺一搠，小孩子就搠在那枪头上，只见他竖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这个孩子约只两岁，那女人伏在地上，尚未搠死，用了将断的气力，要想起来看这孩子的意思，刚要起来，翻身便倒。日本人就照屠戮别人的法子，也把这女人斩成几段。那兵后面，又来了一群日本兵赶逃难人，来这池塘里。我不忍再看，回头逃走……一路走来，无非是死尸垫地。经过一处，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把辫子打了一个结，他们便慢慢的当作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剁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像惨杀一个，他便快活一分。我所见的无论男女老少，竟没有饶过一个”。
将中国平民反绑跪地，即将斩首 在一个钱铺里，日本强盗抢完财物后，便把所有男女老幼全部杀死。艾伦说：“但见地板上铺满一地的死尸，当中男也有，女也有，小孩子也有，有的缩做一堆，死在那里，也有直挺挺死的，有没头的，也有开膛破肚的，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也有手脚都斩去的，也有斩作两段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挂上了无数人头。……再看那柜台边上，还有一个大钉，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那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死尸重重叠叠地堆了起来。那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也是旅顺大屠杀的目击者。11月24日，克里曼自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题目是《日军残杀记》：“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没有抗拒日军，日本人所谓有人从窗口向日军射击之言，全是谎话。日本人并不想抓俘虏。我见到一人跪于日兵之前，叩头求命，这个日本兵用枪刺一下将他的头钉在了地上，然后手起一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有一人缩身于墙角，日兵一阵排枪将其击毙。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将他斩成了两段……” “战后第三天，天正黎明，我被枪弹之声惊醒，日兵又施屠戮。我出外见一军官带领一队日兵追击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抱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因急于逃命，将婴儿跌落。一刻钟后，我见这个婴儿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婴儿之父，失足跌倒，一个日本兵手执枪刺将之抓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想救他，但日本兵却将刀向这个人颈上猛插了三四下，然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我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已被用枪射死在旁。见我们过来，日兵一脚将老人踢倒在地，看见这个老人倒地呻吟，这个日本兵又一把扯下老人的衣服，看他胸口流血，就又向他开枪射击。老人痛极凄嚎，形体瑟缩，日兵非但不垂其怜，而且向老人脸上吐唾沫，还肆意嘲笑他……”
被日军残暴的斩掉头颅 日本士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也记载了日军旅顺大屠杀的暴行。龟井兹明在11月21日亲见“路旁及涸河中，‘敌兵’尸体和刀枪衣物无数”，23日看到“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约二千户室无一人，路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民房内家具残破，纸张、鞋等散乱狼藉，尸体鲜血淋漓”，有的被砍头，脑浆崩裂，有的腹腰被切断，肠胃裸露，惨不忍睹〔22〕。日军的暴行，使清军被杀害2000人左右，旅顺约1。8万市民惨遭杀戮。不仅如此，日军还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上继续进行着烧杀抢掠。 日军在旅顺的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遭到了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公法专家、英国人胡兰德博士，一位自始就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倍加赞赏之人，看到旅顺惨案的报道后，对日本军人的行为表示“痛惜”，认为这玷污了日本国家的“名声”。“日本军队之行为，实在是超出了战争常度之外。” 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的报纸也尖刻地指出“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23〕 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