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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发掘车骑将军何苗的墓葬以发泄政治仇恨的事情。
《晋书》中《王机传》说，王机割据广州，陶侃遣督护许高征讨，王机军败退，病死于道。“（许）高掘出其尸斩首。”也是以掘墓宣示政治惩罚的史例之一。
《南史》中记载：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因为父亲生前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爱护，竟然要掘父亲的陵墓，被人制止之后，又发掘其父所宠女子之墓的行为，虽然是表现皇族中亲情隔膜之重及父子仇恨之深，可是也说明了掘墓也有泄个人私愤的目的。
南朝萧梁时代，在梁元帝萧绎与岳阳王萧备的战争中，有相互发掘坟墓以发泻愤慨的史例。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经有掘后梁太祖朱温墓的奇想。
在这方面，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因为无辜受牵连而被戮尸的吕留良应该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于是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于是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岳钟琪告发。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吕留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当时，吕留良及其儿子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进行处罚，于是雍正就命人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占用墓圹
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例。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有“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日：“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铱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这则故事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王伯阳占用了鲁肃的墓来葬他的妻子。
考古发掘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因占用前代墓室而“将远年之坟盗发”的实例。例如，江苏徐州茅村发现的一座画像石墓，主持清理的考古学者指出，整个墓室结构中有两处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处是墓门及其附近的建筑。现存入口处封门的石板，宽度虽大于墓门，但高度短1厘米，因此与横额及墓顶无法吻合。“压在东壁下面的石条，经过加工，并在棱角上刻成凹弧；压在上面的横额，左右两端各短2厘米，无法与其它两横额相衔接，而且是四条横额中唯一不刻画像的一块。从这些现象分析，估计不是原来的建筑，是后来重新拼凑上去的。”另一处是墓顶。“现存墓顶都是打开的，前室全部揭走，后室仅存三层，部分残段落在墓底，砸下来的碎石遍满底部。”此外，墓内随葬器物不仅破碎、残缺，而且位置混乱。“这些现象都证明，此墓早期遭受了较大的破坏。”从墓室结构和画像石的内容看，其建造年代应当断为东汉晚期。然而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如陶俑、铜簪、瓷碗等均为唐代风格。特别是出土钱币5枚，其中“开元通宝”4枚，“天佑通宝”1枚，均为唐代钱币，其中“天佑通宝”铸行年代在晚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确定在唐代天佑年间。考古工作者根据诸种现象分析说，“此墓的石筑结构及画像石是东汉的原石原建，晚唐时，利用此墓室重新下葬，故后室均为唐代随葬物。”这应当看作比较典型的占用前代墓室的例证。
盗墓者的特殊追求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是我们在分析盗墓者盗墓动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清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陶隐居墓》条说到南朝名士陶弘景墓被盗掘一事：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宋元佑中，有中贵罗淳一，学道华阳，意（陶）隐居之藏有丹砂异书，一日穴墓，唯铁绳悬一空棺，相次成文，日：“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游太空以模神。”书迹神妙，是（陶）隐居手书。墓既开，遂摹此文以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宋元佑初年，有一位名叫罗淳一的人入山修道。他经常听茅山道士私下议论说：“陶隐居幽馆之中宝藏甚多，有丹砂和奇书！”所谓“幽馆”就是道人藏遗蜕的墓穴。罗淳一听得有这样的消息，忍耐不住，就学那盗墓贼的伎俩。一日他竟然打开了隐居幽馆的墓道，钻到里面用火种照着细细观察：只见铁索悬一空棺，内存盂和镜各一件，这些都是道士靖室中必备之物，再看墓圹环绕，相次成文。隐起壁上之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息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书迹颇为神妙，于是就临摹下来，用来流传后世。罗淳一盗掘陶弘景墓的目的原本是索求“丹砂异书”，而得到神妙书迹，也堪称盗墓史上的奇闻。
盗墓所求甚为奇特的一例，又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中所说到的：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盗墓者竟然把“僵尸人肉”分割然后当作药来吃，真是骇人听闻。类似的记载还有元代“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如出一辙。
盗墓者的病态嗜好
以盗墓为嗜好的现象，较早的实例，当然是《西京杂记》卷六所谓“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以及“王所发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的记载。
在广川王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但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王玄谟传》中记载南朝宋时下邳太守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陈宗室诸王列传·始兴王叔陵》所记载“（陈）叔陵又好开发冢墓，……日月相接。昼伏夜游，”的情形，盗墓就更不是为财物了，不然也不会把人的骨头盗回来日夜在手上把玩了。因此说，这类盗墓者，旨不在财，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病态的嗜好罢了。
道高一尺：墓主的防盗手段（1）
《晋书·琳传》里就记述了这样一段君臣对话：“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都用于为帝王造墓，其埋入地下的财富之多可见一斑。
高贵的墓主们清楚，那些陪伴他们的价值连城的国宝，从入土之日起就注定会引盗贼来光顾。因此，对墓葬的防盗措施可谓绞尽脑汁：设置疑冢、虚墓，布下迷惑阵；石椁铁壁，力求坚固；多层巨石，严密封堵；暗设机弩、毒烟、伏火，致来犯的盗墓者死于墓门之外……盗墓与防盗，犹如一对矛与盾。针对历史上狂飙迭起的盗掘古墓之风，历代统治阶级都曾经采取过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总结历代陵墓防盗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人文手段和技术手段。
人文手段
主要包括道德宣传、立法禁止和守陵护墓。
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中，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刑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重者处以绞刑，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也要判处一年徒刑。
明代对陵寝的保卫，采取了严密的制度和措施。《大明律》中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一律以谋反罪论处，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凌迟”的极刑；凡是盗窃陆墓的祭器帷帐、玉帛牲牢馔具者，一律斩首示众；如果胆敢盗伐陵区内的树木，不仅本人要被斩首，连家属也要发配边疆充军。
为了加强陵墓的守卫力量，明代还专门设有神宫监军，负责陵寝的保卫，下面分设各类专职警卫部队巡山军、巡逻军、御马监军、御女军、朝房看料军、金钱山军和悼陵军等，共有甲士6024名。此外诸陵还各设有一卫，在陵寝附近负责警戒任务。在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00年），还另行设立了兵力四千人的“永安营”以及三千人的“巩华官”作为机动部队，无事在州教场操练演习，如有情况，则即刻分赴各个要道路口设卡堵截，警卫十分森严。
道德宣传、立法禁止所费不少，所获无多。守陵护墓算是有效措施，尤其是对付盗墓个体户。然而明十三陵虽驻有重兵守卫，仍然被大顺军、清军破坏。
技术手段
主要包括坚固陵墓、防盗机关、诅咒恐吓、秘密埋葬、疑冢假坟、厚养薄葬、不留骨灰等。
1．坚固陵墓：加固封土，加固墓室，加固棺椁，依山建陵
汉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号称“节俭”的皇帝，史书上记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凿穴”为悬棺的帝王，对六朝和唐代帝陵影响很大。而这种“因山为藏”，采用不起坟丘的崖墓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防盗的动机。《史记？张释之传》记载，汉文帝一次巡视灞陵，高兴地环顾群臣感叹道：“你们看，如果把整座北山都开凿成一个大石椁，哪里还能够有人撼动它呢！”可见他主张依山为陵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日后被盗掘。与汉文帝灞陵同属“依山为藏”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除了整个墓穴都开凿在山崖中外，还在墓道和甬道中塞满了巨石块，以防止盗墓者从墓道进入墓室。
唐陵中的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沿袭了这种依山为陵之制，而得以免遭盗掘。从《唐会要》的记载来看，“乾陵之官，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看来封闭得相当严密。五代时期人温韬在盗掘了唐诸陵以后，又想下手盗掘乾陵，但据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于乾陵采取了十分坚固的防盗结构而无从下手，因而乾陵可能是唯一幸免于盗掘之祸的汉唐帝陵。
宋、明以来，民间还新出现了一种以“三合土”整个浇筑墓穴的方法，使墓穴被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糯米浆、三合土等紧密包裹，增强了墓葬的密封和防盗性能，这种方法在普通官僚士大夫阶层尤其流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元末明初张士诚母亲的墓葬，从里到外用三合土、泥沙浆、碎石等浇筑了十多层，盗墓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凿穿到第七层，再也无力坚持下去，只好悻悻而去。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墓进行发掘时，普通的钢钎打秃了好多根，还是无法进入墓穴，最后是动用了钻井机械大卸八块，才发掘成功。
在民国也有这样的，比如汪精卫墓。汉奸汪精卫自诩为国父左右手，墓在紫金山的梅花山上，与中山陵为邻。1944年下葬之时作了钢筋混凝土保护盖，十分坚固。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动用工程兵炸开坟墓，开棺焚尸。汪精卫墓如果悄悄埋在浙江绍兴或者广东三水野外，不一定被破坏。然而，他却以一个卖国贼的身份来冒充国父左右手，结果落得个坟墓被掘的下场，不知算不算是弄巧成拙。
2．防盗机关：流沙护墓，暗器翻板，毒气缺氧
在墓葬中设置杀伤性的“暗器”，既起到射杀盗墓者的目的，又能杀一彻百，吓唬有盗墓企图的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一些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了在墓室内“积石积炭”的作法，积石以加固，积炭以防潮，兼起到防盗的作用。用“积沙”的方法防盗，也是这个时期发明。如河南辉县发掘的魏王墓，在棺椁固定之后，便往墓坑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