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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1）
作案时间：1927年到1928年之间
作案地点：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
受害人：周、秦两代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党玉琨及其军队
作案手段：党玉琨及其手下将附近村镇的农民集聚起来，对古墓进行逐个挖掘。
作案后果：戴家沟周围最少50座古墓被破坏，损失严重。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总是处心积虑地想发“死人财”。在这些不肖之徒的盘算下，历朝历代颇有声望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的陵墓便经常成为被盗掘的对象。而那些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陪葬品众多的皇帝陵寝，尤其是不会轻易被放过的重点盗掘对象。
民国年间，许多手中握有兵权、独霸一方的大小军阀们，都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整天绞尽脑汁、一心梦想大发“死人财”的军阀，的确为数不少。在这些盗掘帝王陵墓的事件中，最有名的应当算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了。该案刚一发生，即迅速震惊朝野，轰动中外，引起各方人士的齐声谴责和一致声讨。
东陵盗宝案已被史学家记入史册，但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民国军阀盗墓史上，他并不是惟一人，更不是第一人。实际上，早在他东陵盗宝前一年多便已发生过同样是由军阀导演的一起掘墓盗宝案：斗鸡台盗宝案。
引子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
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
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所决定的。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如某人赌博输了，没钱还债，就在洞内挖取两件，去西安卖了几十元白洋。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你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
因此，杨万胜和张志贤的话，成为党玉琨做出到斗鸡台戴家湾掘墓盗宝的最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党玉琨也从与他来往的古董商口中得知，斗鸡台戴家湾一带所埋文物众多，几乎到处都有宝。
党玉琨盗宝过程
党玉琨听了属下的报告，决定先到戴家湾村亲自考察一下，第一次是在1927年春天，盗宝方案也基本上是在此时研究决定的。当时，他一副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棒，乘坐着一辆十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一律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毕恭毕敬地把他迎到家中，大摆宴席予以殷勤招待。
在对情况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党玉琨决定马上行动，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个汉墓。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2）
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挖宝活动进行到11月底，民工们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一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惟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俗话说，“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并收缴党玉琨所盗的大量珍宝。
斗鸡台宝物今安在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所盗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宋哲元将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它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唏嘘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