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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军事政治思想转到进攻的军事行动上来。我们必须用进攻的精神来调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及我们的出版业。红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进攻的军队。〃
军队宣传工作的改革表现在《关于近期政治宣传工作的任务》这一指令的草案中。1941年6月4日，总军事委员会对它进行了讨论，而6月20日，确定以它为蓝本，对它进行修正后发往各部队。在这份指令中，明确指出：〃战争直逼我国边境。每时每刻帝国主义都有可能向苏联发起进攻，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用自己的进攻军事行动（暗指先发制人进攻的5月计划。作者按）去制止敌人的进攻……军事行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防御战略在摩托化部队占优势的情况下收效甚微，并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对付德国必须采取这种有强大的技术装备支援的进攻战略。红军全体指挥人员的任务就是，研究现代战争的经验，并把它运用到我们战士的训练中去。红军各兵种的整个训练过程要牢牢贯穿进攻精神这条主线。〃
〃德国军队还没有遇到与它实力相当的对手，实力相当不仅指部队的人数，还包括他们的技术装备和战斗能力。但是，这种会面已经为时不远了。〃
在德军中类似的宣传方针也传达到了每一个战士，时间是6月21日晚上，正是入侵苏联的前夜。比如，德军第102步兵师的列兵К。弗兰克在1941年7月10日写给家里的信中叙述道：〃……6月4日我们团开始行军。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去哪儿。开始，告诉我们说是去波兰，然后又说是去东普鲁士。但是，6月19日我们到了苏联边境。我们每个人都开始问，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开始回答我们说，我们在苏联上车，然后去伊拉克，为的是和苏联人一起打败英国人……6月21日晚上大约8点钟，组织全连政治学习。我们的连长谈到了对英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局势，然后开始说起我们在苏联边境的任务。学习快结束时，我们的大尉才开始讲起了正题。他说：'同志们！苏联计划在7月18日进攻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的元首以及元首所采取的英明而又有远见卓识的政策，所以，我们不准备等到敌人发起进攻，我们要先向他们发起进攻……'〃
芬兰战争的重大意义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日记中写道：〃6月21日（1941年。作者按），我被叫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并且让我写两首反法西斯的歌曲。于是我感到，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在等待着的那场战争，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战后，他这样解释这段话：〃在那天晚上，诗人们都被召集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写反法西斯的歌曲，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有一个投诚者阿尔弗雷德·利斯科夫越过西南边境向我们报告了德国人进攻的时间。接着，又发生了一些最平常不过的事收到了几个边境军区司令部的例行侦察报告。〃根据西蒙诺夫的说法我们可以知道，斯大林和铁木辛哥直到6月21日晚上尽管从边境传来令人不安的报告，他们还是没有决定向部队下达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而且关心的是如何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反法西斯作品的创作。难道，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被召集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这也属于这一天之前很早就制订好的进攻德国计划中的一部分吗？这一计划需要相应的宣传保障，是不是也包括这些歌曲？这个假设是不是也太没有逻辑了？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红军在部队总人数上较法西斯德国有优势，苏联的坦克和飞机也要比敌人多得多，所以，他们便在数量上占了优势。从未在部队服过役（如果不算革命前在预备役团里短暂地待过一阵儿）的〃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便深信不疑，红军指战员们在战斗能力上也一定不比德军官兵差。而这正是一个致命的误解。海军上将Н。Г。库兹涅佐夫在1966年出版的第１版回忆录《前夜》中写道：〃斯大林把我们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工作估计得过高。在完全准确地了解了最新式飞机的数量后根据他的指示全部部署在边境军区的飞机场上，他以为，只要战斗一打响，这些飞机随时可以起飞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当他得知，我们的飞机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直接被消灭在飞机场上时，简直目瞪口呆。〃在这本书后来的版本中，这段话不见了。也许，新闻检查员突然醒悟，机敏的读者可能会从这得出一个反动的结论：既然斯大林可以夸大红军的备战能力，那么，他完全可能在考虑进攻德国的问题上也这样做。
而朱可夫怎么想的呢？也许，他当时对于红军的战斗能力和备战能力是持另一种意见？要不他怎么是后来的最高总司令呢！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只要看一下朱可夫于1941年12月在高级指挥人员的会议上的发言就足够证明这一点。他在会议上说：〃……芬兰战争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呢？它的重大意义就是：位于卡累利阿地峡上的方面军的司令部在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展示出对坚固的防御工事区进行突破的艺术，为了突破这种一流的防御工事区，他们使用了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工业给予我们的最有威力的现代技术装备。红军部队的军事进攻行动在第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完全不规范的进攻战役的训练，其后果是第一阶段的战役被迫中断。同芬兰人进行战争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尤其是不熟悉地形，路况不好，再加上积雪和严寒。所以，这些条件再加上已经知道的失误和在其他方向上的不规范的军事行动，就导致了不如人意的后果。〃
朱可夫把〃冷战〃中的失败只归结为第一阶段的战斗军事行动，并牵强地解释为与其说是苏联战士的准备工作不充分导致失败，还不如说失败的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条件和地形特点所致。朱可夫把最后向曼纳林的进攻差点儿要称为军事艺术的杰作，这也证明，红军对现代战争是有准备的。
如果朱可夫不能肯定，红军在任何方面也不比法西斯德国差，难道他还会制订进攻德国的计划？要知道，万一失败可是要掉脑袋的。难道他还会在6月22日战争爆发第一天，签署指令让3个苏联方面军进行反击，并部署在24日前控制卢布林的任务？如果朱可夫对红军没有进行战备深信不疑，那么，他应该把这一情况不仅向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报告，而且应该向斯大林本人直接汇报。他应该警告他们，在1941年夏天准备进攻德国是很危险的，应该继续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把部队调离边境，在离它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安营扎寨，以便部队免受来自敌人领土上的炮火之苦。并且，如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的话，就要求退役。但是，在1941年的5月到6月间，类似的事情朱可夫一件也没有做。相反，当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外交官们离开莫斯科时，苏联政府断绝了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据Г。哈芬克证实，朱可夫在与南斯拉夫的武官波波维奇上校告别时，曾神秘地说，南斯拉夫很快就会理解苏联对它的真正感情。这里暗示的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南斯拉夫在伦敦的侨民政府又会成为莫斯科的盟国。
如何快速取得胜利
实际上，对于与法西斯德国相比较而言力量处于弱势的红军来说，最适宜的军事行动方式是防御，而不是进攻。Л。Д。托洛茨基还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很有远见地警告，在战争开始的最初阶段，红军应该做的事不是进攻，而是防御，甚至要退到领土的纵深，以便赢得时间动员一切兵力和资源。只有在这之后，〃我们身后拥有了空间和兵力，我们可以镇静而自信地拟定出一个地区，在那里被我们的弹性防御所保障的动员才可以训练出足够数量的兵力集结，以便我们转入进攻〃。
但是，自从托洛茨基被撤掉所有的职务，并被驱逐出苏联以后，防御原则就被看成了军事行动的次要形式。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朱可夫考虑的都是闪电战，
考虑的都是如何快速取得胜利。其实，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最好的方式是把目标定在进行持久战上，与英国和美国一起打消耗战，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苏联是不可能坚持得住这场战争的。
红军更适宜进行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军事行动，像在事先准备好的阵地上进行阵地防御。并且苏联方面的坦克最好是用于直接支持集结人数不算太多的步兵，而不适合用在大规模的机械化兵团中。并且更多的情况应该是用马拉，因为就我们的路况来说，汽车和牵引机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很快就不能再使用了。就连德国人在入侵苏联后，也很快不得不使用马匹来运送技术装备和货物，这比他们预料中的使用频率要高很多。曾经写过德国陆军史的德国将军米勒·吉列勃兰特曾经说过：〃1941年11月中旬，出现了必须节约汽车使用的情况，比如，采取用马匹代替汽车的方法来节约，因为位于东线的陆军总共有数量为500；000辆的汽车，但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已经坏了有106；000辆。〃看来，布琼尼和库利克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尽力保障牵引火炮用的大部分马匹，直到有了足够数量的、非常适用的汽车和牵引车，并且建好适于它们行驶的道路这种局面才能结束。只是当苏联有了美国的〃斯蒂倍克〃牌卡车后，这一难题才最终得到解决。自然，在战争爆发之前谁也不打算把它们提供给苏联政府。
与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或者美军和英军相比，红军是上一个世纪的军队，他们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技术装备水平，不仅与红军大部分指战员的实际教育水平，而且与苏联广大民众的心理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的制度与纳粹的制度不仅抹杀了人的个性，剥夺了被征服者渴望独立自主和表现创造性的愿望，而取而代之的是让人们养成了统一的刻板模式。
苏德战争开始前，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当政已经24年，而纳粹在德国统治只有8年，只是前者的1/3。并且德国把个性和国家政权并不混为一谈的传统比苏联要古老而持久得多。
法西斯德军大尉维利弗里德·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德曾经是一名联络官，并且曾经当过亲德俄罗斯解放部队的前苏联将军弗拉索夫的翻译，他证实说：〃纳粹制度追求的是极权主义的、贯通一切的政权，但是，它还没有达到斯大林主义那种惊人的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第三帝国里，总算还保留着那么一点儿老的国家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并且也还没有把个人的独创性和私人所有制完全扼杀，也还有可能不依赖于国家进行工作和生活。德国人还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它与官方的教条不相一致，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虽然，也感觉得到党的压力在不断地加大……但是，德国的这种不自由的形式，却被大多数的苏联公民以斯大林的强权制度为尺度进行衡量后所称道，最后竟然把它理解为也算是一种自由。这也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别之所在。〃
他还在专门为陆军最高指挥部所写的名为《俄罗斯人》的报告中指出：〃对俄罗斯战俘中的知识分子进行的测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像对大多数人进行的测试一样，他们的结果也差不多，即50％属于中等水平，25％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还有25％属于高水平。虽然，中等和中等偏下水平的人与德国的水平相比要差很多，但是，25％属于高水平的人显露出超过西欧水平的卓越知识和杰出天赋。〃
朱可夫，像许多苏联将军一样，当然其中也包括背叛者弗拉索夫，按照自己的智力能力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高水平的25％〃里面的。但是，他不得不指挥的却主要是无论从智力来说，还是从教育来说都比德国人差得很远的那〃水平较低的75％〃。此外，在斯大林的行政命令制度下，还必须对甚至身为高级指挥人员的独创性进行严格限制。在1941年进行的战役和战略演习中，朱可夫在作出决定时比在卫国战争的实战中要指挥自如得多，而在卫国战争中部队每进行一次原则上的转移，必须得到最高总司令的批准。我们要考虑到朱可夫身上的明显不足，不仅是整个教育的缺陷，而且也是军事教育的不足。与对手德军军官相比而言，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朱可夫作为一位苏军统帅的潜力发挥。
怎么完成计划
如果红军在实施现代战略原则时考虑到人这个个体的因素，那也许会减少苏军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数字，并且，也可能使战争更快地结束。
比如，坦克集团军和兵团通常损失很多技术装备，但是，如果他们能以小一点的队伍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