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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心理能够消除吗？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南京市民“同日本兵交上朋友”等于说“水和火”交上了朋友一样可笑，是一句地道的捏造之词。亲人被日本兵杀害，在身边的尸骨未寒，又走到“两条血路”的交汇点上来，在死神面前人们能够笑得出来吗？
守山所要做的是对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精神的污辱。人们不免要责问守山：日本兵就哪些居民发了点心、香烟？人数有多少？他们各姓什么，叫做什么名字？住在哪条街上？门牌多少号？怀抱婴儿的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怀里的婴儿是她什么人？是男是女？几岁？日本军的动机是什么？各发了多少点心、香烟和奶粉？捏造就是捏造，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也只能起暂时作用，一经被识破，人们一定会责备守山的新闻道德弄到哪里去了。
揭穿守山虚构的报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很有代表性，值得深刻分析和研究，它标志着日本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监控，而在中国报道的明确方针是：只准报道皇军在国外的“圣战”，不准报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杀死很多日本官兵，阻滞了日本军战略行动的期限；只准报道皇军攻陷对中国人的所谓“宣抚”，不准报道皇军的奸淫抢掠。军国主义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对被侵略者烧杀、奸淫、抢掠毫不手软，对违犯军规的人的处罚，包括污辱人格在内，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在“这样方针”的约束下日本记者敢越过雷池一步吗？
第四部分第52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9）
田中正明说：“当时有100多名日本特派记者和十几名外国记者竞相采访。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见《虚构》第13页）情景真是如此吗？《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12月15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报道：
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兵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兵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于恐怖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制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从背后开枪击毙的。（前引书2，第292页）
此外，还有马吉牧师偷偷拍下南京大屠杀的纪录影片。贝尔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说：
约翰•；马吉牧师，战后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牧师，他用摄像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后来他郑重声明：这部黑白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鲜血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影片。
作者之所以反复引用记者德丁的报道，不厌其烦地论证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是由于德丁是南京大屠杀的目睹者，从第三国的立场出发，不偏不倚，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际情景。马吉牧师偷拍的影片，直接揭穿了田中正明的丑恶嘴脸，不是“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而是既有人拍下大屠杀影片，也有人目睹了大屠杀的情景。
日本记者因受到日本军部的新闻监控的限制，又从狭隘的民族观点出发和考虑到本人的利害关系，只能象守山一样虚构一些皇军“圣战”“宣抚”之类的报道，根本不可能通过日本报纸报道皇军在国外烧杀、奸淫、抢掠。这个论断是从守山那几篇无中生有的虚假报道中得出的结论。日本军部不仅不允许本国记者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连德丁在《纽约时报》上以《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报道的报纸都被日本当局检查后没收了。这样，日本的特派记者越多，虚构的报道将越来越多，为《虚构》提供虚构的所谓“证据”也越来越多，到头来终成子虚乌有。
1938年1月8日，《新申报》以《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现摘录若干以供读者鉴别：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遭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得到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忱。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散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同时，卫生队也已开始进行医药救济工作。双眼将失明的人得重睹天日，咳嗽甚剧的孩子，两腿脓肿的老妇，都免费疗治。难民们沾皇军的恩惠后，满面愉悦，围绕日兵，高呼‘万岁’。”（见《史料》第260至261页）
《新申报》捏造的是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接受了日本军的“深表同情”的“优待”，似乎难民区内极为平静，难民们已和日本军“和睦”相处了。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揭穿了《新申报》捏造的谎言：
第180件，1月8日，5、6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22号强奸妇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妇女受伤。
第181件，1月8日，4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49号袁（音译）氏家里，企图强奸三名妇女（21岁、25岁、29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射击。
第183件，1月8日下午6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奸了华侨路4号姓高（音译）的姑娘（18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184件，1月9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音译），想看看自己家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引同前书2，第114页）。
日本军在南京犯下大屠杀的暴行是日本军高级指挥官有意纵容，以便从中得到提高战斗力的结果。有材料证实说：“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上海以来，军队已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一下，松松轻轻，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素平，《战争和人。10。劫火的猎人》第2部，第193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直追中，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几公里至40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臼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第52页
对于上述的惨景，日本的那么多特派记者不可能一无所知，应该说是知之亦不敢报道，足见日本军部对新闻监控坚定不移，所有日本记者都不得违犯。《密勒氏评论报》对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之暴行作了报道，该报1938年3月19日以《中国之毁灭》为题评论说：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引自《大屠杀》第162到163页）
虚构之九，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便衣队”的谎言，肆意搜捕、屠杀青壮年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屠杀对象的范围。
屠杀战俘是日本军部和华中方面军的既定政策。38联队的联队长助川静二元曾向下属传达了“师团长吩咐，不要保留俘虏”的命令。38联队属于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16师团有此命令下达，其他师团也应视为有此命令。从大屠杀的普遍性看也是如此。但屠杀战俘违犯《海牙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要追究战争犯罪。而日本军部队不顾及这些公约，竟然斩尽杀绝俘虏之后，为了扩大屠杀对象的范围，又把男性青壮年指为“便衣队”加以屠杀。
田中正明虚构说：
当时潜入难民区的便衣队据说有数千人之多。
如后所述，日军把他们捉住，当作俘虏加以收容。其人数估计有2；000人。（见《虚构》第156页）
应该把田中正明视为虚构专家，短短的47个字中既有“据说”又有“估计”，试问历史允许从“据说”和“估计”中得出结论吗？从“据说”和“估计”出发正是《虚构》的要害，纯属欺人之谈。
难民区无一个便衣兵，更无一个便衣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完全可以证明：
贵国士兵搜查难民区可能还另有意图。认为安全区到处都有“便衣中国士兵”。此呈已多次告知对方，于12月13日下午进入安全区之中国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装，现敢担保区内绝无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贵方巡逻队早将他们全部杀了，且累及许多无辜平民。（见《档案》第58页）
第四部分第53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0）
日本军国主义为征服中国，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早就制定了把中国平民当作“俘虏”加以屠杀的所谓“法律”，并在战场上强行付诸实施。田火田茂二郎在《新订国际法》中大言不愧地胡说便衣队不具有交战资格，被俘后该处以重刑：
不具有交战资格而从事军事行动者，如被敌人抓获，则不享受俘虏待遇，当作为战时罪犯被处以重刑。（着重是田中正明所加）（见《虚构》157页）
信夫淳平在《上海战役与国际法》中则又胡说：
无交战资格而采取敌对行动者，则为非交战者行为，顽抗作为战时重罪犯处以死刑或近似死刑之重刑。（见《虚构》第157页）
田火田茂二郎和信夫淳平所述是否就是国际法呢？否！1907年的陆战法规规定，民兵或义勇军具有下列各条，才拥有交战资格：
一、拥有对部下负责的统率者；
二、具有从远处能加以识别的固有的特殊标志；
三、公开携带武器；
四、依据战争法规和惯例行动。
《海牙公约》规定上述“四个条件”，承认便衣队拥有交战资格。但田中正明却加以否认，诡辩说：“即使从上述条件看，仍难以说便衣队是‘拥有交战资格者’。”（见《虚构》第157页）他的胡言乱语与田火田茂二郎、信夫淳平二唱一和，目的混淆国际法的是非，用日本一国之法替代国际法，为屠杀中国平民制造口实，是一种污赖手段。
中国在保卫南京战役中并没有使用便衣队作战，故所谓便衣队不具备作战资格不是本段讨论的重点。守卫南京的共7个军（包括教导总队）、13个师以及若干炮兵部队等等，这里也不着重讨论。所要证实的在南京并无便衣队，更无采取敌对行动者。《一个德国人的所有所闻》证明“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便是在南京没有便衣队有力的证据之一。
当时以高冠吾为头子的汉奸深入到南京各个阶层，活动猖獗，无孔不入，四出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南京守军的配备、各军师的指挥官、武器装备、作战动向，他们都能一一掌握，就连蒋介石秘密离开南京这样极为重要的情报，汉奸们都能及时地向日本方面报告。那么“便衣队”一事走狗们哪能一无所知？试问：该“便衣队”是什么番号？接受哪个战区指挥？“便衣队”的领导人是谁？编制状况如何？各有几个大队、中队，队员多少？他们使用什么武器？作战动向是什么？在南京城里城外什么地方与日军交过火？双方伤亡各有多少？日本军从“便衣队”员手中缴获到多少武器？
虚构之十，荒唐地编造故事情节，通过算术演算，用来作为历史评论的“证据”。应该看作是《虚构》要害的另一表现手法。
田中正明引用原《每日新闻》特派记者五岛广作的报道：
所谓一个月二万起强奸案是这样计算出来的：18日前后，中国经营的妓院开张，有十五、六个娼妓，兵收五笔钱，军士收一元，军官收五元，生意很兴隆，一个妓女一天接待四、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