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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2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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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那时候还被批评成糟粕,不管怎么样,这一套伦理系统很多是从武侠小说、港产片里面了解到的,因为没有人教我们这些知识。 
  那时的文化已经彻底荒废,好一点的家庭,家里有本《水浒传》也是供批判使用,没有任何书籍。我父亲是老师,家里还有养兔子的书、治沙眼的书,后来我问我父亲,我说家里怎么还有养兔子的书,我父亲说做老师的要学养兔子。 
  我为什么那么饱满的看港产电影,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文化,我从来不轻视这一部分经验,以及它对我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樽:一般说来,人们很难把你的电影与香港商业电影联系起来,在你的创作中哪些港产片对你产生了具体影响? 
  贾樟柯:可能就是因为有大量观看港产片的经验,到了我拍电影时有意无意地有所运用。比如《小武》,他其实就是一个江湖人士。所谓江湖人士就是跟体制有一定距离,包括我刚刚新拍的《三峡好人》,整个框架模型就是武侠片的。故事有两个线索,有个矿工,十六年前花钱买了一个老婆,第二年生了一个小孩。生了小孩之后,公安就解救了这个被拐卖的妇女,然后妇女就带着小孩回四川了,这十六年里矿工从来没有去看过自己的孩子,十六年后,他孤身一人拎个包,踏过千山万水去找这个女人,然后,两个人就决定复合。这个女人也没有嫁人,就跟着一个船老大跑船,船老大也没有女人,很尴尬一个角色。最后,他们俩就决定结婚,他们的孩子去东莞打工了。 
  另外一个线索是赵涛演的护士,她的丈夫在三峡地区工作,后来,音信杳然,两三年也没有回家,在这些过程里面,她明白自己的丈夫在干什么,事实上,她的丈夫在另一个地方已经结婚扎根了。她就千里迢迢去奉节找他,最后她跟她丈夫面对的时候,两个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船马上要开走了。她跟她丈夫说:“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咱们离婚吧。”然后就坐船走了。整个故事就是讲两个不同的人千里迢迢去解决感情上的问题,武侠片就是拿一把剑去解决仇恨的问题,而在我的片子里是解决感情、爱情的问题。 
  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借鉴武侠片的叙事模式。但是写完之后,自己读完大纲,心说这不就是武侠片吗!特别是奉节地区,本身就是江湖码头,充满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氛围。我想,这都是大批港产电影对我潜在的影响。 
  拍《三峡好人》让我想得特别多,很难讲,六年里面那么多的港产电影有多少是我真喜欢的,当然,《喋血双雄》、《英雄本色》我还是特别喜欢;现在的杜琪峰我也很喜欢,像《枪火》、《黑社会》,他一方面让香港电影美学上有所发展,另一方面,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向上的本土性,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我没有去热爱这些电影,六年里面,这一大批电影,对我日后做导演的创作准备还是有很大影响。我觉得很难回避,讲我拍电影、认识电影的过程很难回避这一段经历。 
  王樽:一个人早年入迷的电影往往会形成心理情结,李安、张艺谋后来拍武侠片,并不全是为商业,很大程度上是圆自己早年的武侠梦。如果有机会,会不会去拍一部港产类警匪片? 
  贾樟柯:我还没有这个想法。因为现在情感世界里面还没有强烈的欲望,当然我迟早会拍,因为每个人都会阶段性的拍电影。我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还不太适合拍。 
   
  电影的可能,生活的可能 
   
  王樽:你曾说自己心智开化得特别晚,这跟多数观众看你的观点正好相反。两年前我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采访侯孝贤,他对你特别称赞,觉得在你们这拨导演里,你已经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都觉得你很早慧,是少年老咸的典型。 
  贾樟柯:我确实觉得自己成长得比较晚,心智开化得特别迟。一般人十七八岁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而我二十一岁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王樽:那时好多年轻人混混沌沌混日子,当时有种命名叫迷惘的一代。 
  贾樟柯:好像是。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我就不想读书了。想去找个工作,那时候县城里的孩子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当兵,当兵你就可以出去看一看,很多同学去秦皇岛当兵,退役后找个工作,也就所谓锻炼了一下。然后,该结婚的结婚,该有小孩就有小孩,就这么过下去。还有一条路是上大学,走科举这条路。我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去上大学,可能因为身体条件吧,我又讨厌当兵,觉得万一当了兵,我肯定干不好,因为我非常瘦小,怎么能够出类拔萃呢? 
  那时候也有一些新的机会,比如建行突然要扩招,我母亲在的糖烟酒公司也有一个机会。我就跟我父亲说,我想找个工作干,不想读书了。现在回想起来,不能说我父亲救了我,但是他改变了我,他让我干了一件我特别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读书。我得感谢他,当时太危险了,如果当时我没有读书,生活就完全改变了,也没有了后来的这么多事情。 
  我父亲说,大学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一定要上大学!我说,我学习不好怎么能考上大学,补五年也不行,我们那儿有个胖子补了八年也没有考上。我父亲说,实在不行你去学美术吧。考美术院校文化课的要求低,特别是不考数学,数学我就没及格过。我估计,父亲之所以想让我学美术,是因为我们县里面有个画画的传统。很多孩子考了美术院校就考走了,所以,家长就看到了一条路,考美术也可以念大学。 
  我父亲跟我讲去学画,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知道学画得去太原,汾阳学不了。那些适合美术考试、美术教育的培训班都在太原,我父亲就说你去山西大学美术系培训班吧,这样你考山大就可以了。我听了父亲这么讲,就答应去学。到了第二年,1991年的9、10月份的时候,我就去了太原。 
  王樽:这时的你已经二十一岁了,在太原找到人生目标? 
  贾樟柯:是的。那年我还在太原学美术,看到了电影《黄土地》。不是特意去看,纯粹是百无聊赖的一次偶然。那时没有双休日,有个星期六,我约了一个老乡出去玩,那时候没有传呼,更没有手机,我约了个老乡去逛商店,我就在商店外面等他,等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他还没有来。因为等不到就认为他有事,我就走了。我又没电话,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就自己瞎溜达,这时候看到了一个电影院,叫公路电影院,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俱乐部,它在南郊,山西大学旁边,很偏僻,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周边的学生。上面写着《黄土地》,一看就是那种不好看的电影,不像《蓝盾保险箱》、《险恶江湖逍遥剑》啊那样吸引人。但是没事干,票价又很便宜(我记得是一两块钱、还是几毛钱忘了)就买票进去了,进去以后,差不多看了十分钟,整个感情就被完全打开了。 
  电影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一个女孩在挑水,我看着那个女孩从河里用桶一荡,打起水来,挑着从黄土边上走,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那个环境太熟悉了,故事虽然不熟悉,对民歌和八路军的感觉也不是那么强烈,但是那土地上的人、腰鼓、油灯底下一家人坐在屋里沉默不语,那就完全是我经历过的生活。我母亲一家都是农民,母亲因为学习比较好就跟我父亲结婚在县城里生活,但是我二姨、大姨都很早就出嫁,就在家里呆着,跟《黄土地》的生活一模一样,推门见山,一片坡地。我每年的农忙时节都要到地里做农活,正是麦收的时候,所有人都帮着亲戚割麦子,怕下雨,所谓龙口夺粮。割麦、劳作,这些劳作的经验也是我比较小的时候,记忆里面特别重要的。 
  后来,我看了很多诗歌讴歌劳动,我就特别讨厌。我觉得劳动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当然从造型上看是光着膀子流着汗,很有生命力。但对劳动者本人来说是挺痛苦的,他们为什么晚上回到家不说话,因为太累了,吃完饭就呆着、歇着了,想想明天的事。我看到电影里翠巧她爸,觉得像看到我姨夫一样,脸、衣服,所有的一切都一样。 
  这次观看经历为什么这么强烈,对我来说,不单是我看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一部电影的可能性。以前,我对电影的认识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港产电影,打、杀,一部分是延续“文革”的,包括《血总是热的》那样反映改革的电影。从来不知道电影还可以这样拍,把你心里面的感情勾出来,我一下子就蒙了。 
  一方面是蒙了,再一个就是突然醒了,这个东西太好了,还能这样拍,还有这样的电影。 
  最关键的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理想。我从小没有什么理想,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特别是在自己的职业设计上,我只是想找个饭碗有一口饭吃就行。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自己就开始有了一个方向,就是当导演挺好、拍电影挺好,是电影让我选择了一个职业,也打开了一个窗户。 
  王樽:看完电影后你去做了些什么? 
  贾樟柯:看完电影后我想了很久,我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段落和元素,在那个时候的认识程度里,它让我怀疑我自己熟悉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熟悉。比如,在黄土地上,那么多人在打腰鼓,那个腰鼓我们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打,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腰鼓本身在银幕上会有另外一种感受。今天说起来像生命力的勃发,也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快感,说什么都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那时候让我觉得那么熟悉的腰鼓,原来也可以这么打,可以在野地里面打,可以产生那么多的尘土,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好像把人心里面的东西讲了出来,很多时刻,包括一个人静默地坐在那儿不说话的时刻,把他拍下来,夜晚灯光非常的暗,你隐隐约约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你知道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日子就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对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我觉得,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影响人的电影,都给人提供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就是,在最熟悉的区域里、最熟悉的人群里,拍出一种陌生感,这就是一种新的角度、新的处理方法,领风气之先的、开创性的电影都有这种感觉。 
  《黄土地》就是一部这样的电影。山西也是民歌大省,以前每天都在听民歌,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电影里面的女孩子,瘦小的身体在黄河边挑水,当民歌响起来的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她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 
  看完电影出来后,突然就开始变得有事干了,我想当导演。过了几天,越想越要当导演,那时候,电影怎么拍我根本不知道。 
  王樽:这样一次重要的选择,要不要和人商量? 
  贾樟柯:我这个人有很多事情都没有跟父亲讲过,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我想一定要告诉父亲,那时候,我就把自己想当导演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我当时在太原打电话给他,说我发生了一个事。我爸说,你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我想当导演,不想学美术了。父亲停了一下说,当导演挺好的。然后我就去上课了,下午我正画画的时候,我父亲就来了,风尘仆仆赶到了太原,一看我在画画,放了点心。就到了我住的房子里。我爸问你怎么了,我说我看了部电影《黄土地》,不想学美术了,我也问了我的同学,电影学院考上以后可以慢慢当上导演。我父亲特别生气,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你知道电影在民间是被神秘得一塌糊涂的艺术,它跟普通家庭的市民离得太远了,对于一个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售货员的小县城家庭来说,电影被神秘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父亲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发病,脑子进水了。我父亲说,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来的。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服他,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般人。我跟我父亲说,电影挺有意思,以前我喜欢文学,当时也发表了一两篇小说,再加上我学画画,这么一综合不就是电影吗!我父亲这时也觉得我说得有点道理,他是个特别开放的人,他给我了自由去尝试,我母亲也是。在1991年的时候,对山西县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个很大的事,我父亲和母亲开会研究,我母亲说,孩子还小,就让他试试,行不行折腾几年就知道了。 
   
  父亲的记忆 
   
  王樽:现在你已经是著名导演了,你父亲对你拍的电影有没有进行过交流? 
  贾樟柯:很少,我父亲一般回避这个话题。《站台》拍完之后,在片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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