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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你的性格？
贾樟柯：因为电影，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这个不去说它了，它对我性格的改变还是挺大的。过去的时候，我比较内向，跟熟悉的人爱说话，跟不熟的人、第一次见面的人，我一句话都不说，当导演肯定不能这样，你要跟人打交道，特别是拍纪录片，你要跟陌生人打交道，你必须要拍人家，这种改变是性格的改变。
还有一点也是电影对我的改变，我以前逻辑性很差，说话没有条理，很多人认为导演很激动，其实导演是非常理性的工作，拍戏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连接的问题，上一场和下一场怎么接，不是激动就能完成的，是需要非常冷静去铺排的，这方面我比以前好了很多，变得很有条理。
我只对真人感兴趣
王樽：福克纳一生都是在写他家乡像邮票大的地方，写成了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米沃什也说他始终保持着小地方人的审慎；在目前的中国电影人里，你是唯一只拍摄自己故乡的导演，《世界》虽然把环境移植到了北京，但仍是表现你故乡人的生存状态。国外一些影评人说，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乡镇。在我们看你的电影时，这种感受也很鲜明，因为过去我们不大重视的一个阶层，一个巨大存在，基本上被你演绎了出来。
同时，我也有点隐忧，就是电影毕竟不同于文学，它必须有巨大的经济后盾支撑，它很难像福克纳和米沃什一样“始终保持着小地方人的审慎”。我发现，其实你也在寻求更多表现的可青色。
贾樟柯：乡镇是中国最普遍的地理区域，也是城市跟乡村的纽带，通过乡镇可以拍到一个全面、完整的真实情况，这是一部分。另外部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不喜欢被人家命名，因为每个导演都不能被人家固定到某个美学地理区域，说你这个人非得必要拍山西、非得必要拍乡镇，我觉得导演是自由的，你要能够在各种区域里面都能拍出感觉，你不能只在汾阳才有感觉，跑到奉节就没感觉了。
有很多导演特别喜欢对号入座，最后令自己的片子越做越小、越做越封闭。我觉得自己脑子里的电影世界挺丰富的，但是电影要一部一部地拍，慢慢来。
我总强调我的工作才刚开始，在电影这行里，知足一点说，是属于超级幸运的，没有走任何弯路，电影拍摄的连续性没有受到任何中断，产量算是比较大。从1997年到现在，我拍电影八年，已经有了五部长片，我觉得这个速度还不错，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才刚刚开始。包括我跟你说的与朱丽叶·比诺什合作的，戏剧性非常强，那是二十年代大革命的时代，整个历史的时间、地理的场景、人群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的计划里面要改变它的环境，当然我也会有很多东西回到原来的场景里面去。
王樽：艺术史上，也有很多艺术家因转型而失败的例子，对你以后拍摄的改变有没有疑虑，担忧自己拍了之后会不被认可？
贾樟柯：我不会担忧。其实人们不知道我的一个秘密，比如人们说《站台》拍得怎么好，说这小子对历史的记忆太清晰了。其实有一个秘密，我没有告诉大家，不是我记得清楚，所有东西都是想象。
当然记忆也是一部分，《小武》也好，《站台》也好，自身的记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是对过去时代、对当下时代的想象，归根到底电影还是个想象的产物，只要我觉得自己的想象不会被中断，我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现在拍完《三峡好人》，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变化，我感觉到根据生理性的感觉拍电影，就是把自己生理的感受融人到电影里面，我现在还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包括我拍演员，跟以前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吭哧吭哧拍戏，现在则是每个演员我都要找他生理状况最好的时刻，就是最符合那个时刻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快的。
其实想象也不算是我的什么秘密，只是大家有个误解。我觉得跟各种各样的同行接触，我感受到中国的同行跟国外的同行有很大的差异。我觉得对电影媒介的理解，我们中国导演比较不自觉，对媒介的理解上不强烈，不是说大家不理解不去认识，而是不强烈、不自觉。
比如说，有一次阿萨亚斯到上海，我建议他去苏州看一看，回来之后我们聊了一晚，他从苏州园林的感觉谈到电影的关系，他觉得苏州园林很多门就像变焦镜头，这个很简单的对建筑的理解，是工作、思考习惯总与电影美学的理解保持联系的一种体现。这几年，中国纪录片里面拍了很多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你总觉得只是拍了一半的好电影，就是电影里面自觉性和电影本身的东西不够。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导演如果想有持久的创造力，能经过创造里面的起起伏伏，最后拍那么多的电影，有那么完整的电影世界，实际这不是单靠天性才能够支持的，一定要对媒介本身有自己不间断的思考和想象过程。
比如八十年代有很多风华正茂的导演，很快就都没有了，我觉得这并不单是社会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觉得是自身电影文化的准备不够，因为你凭着热情和天性可以拍一阵子，对电影的认识往往也跟对生活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对生活的体感减弱变得不敏感之后，对电影方法也就不理解了，它们是互补的是共存的。
王樽：我看过《新桥恋人》导演卡拉克斯的一个访谈，他的电影很少，他说主要原因是他必须找到自己热爱的女主角才能拍电影，他的动力就来自这里。你拍电影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贾樟柯：也是来自人。因为每部电影里都有一个人物形象让我特别想拍下去，比如《小武》里面的人物，他的自由劲和不自由劲，就让我特别的想拍；《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也是一样。不管对空间、建筑怎么着迷，最后拍电影还是为了拍人。
王樽：在你拍的人里面，没有一般电影那样光彩照人的大明星，你感兴趣的人经常是类似于小武这样比较边缘和底层的人。
贾樟柯：我只对真人感兴趣，所谓真人很简单，说人话，做人事。
输赢之间
李 辉
一 红星在西方闪耀
1937年新年，《时代》照例一年一度评选年度封面人物，这一次，他们评选的1936年年度人物是辛普森夫人（Wallis Wartield Simpson）——英国王室变故中的女主角。
辛普森夫人这位曾两度离婚的美国女子，在有的人眼里既不漂亮，又爱虚荣，而且放荡。但她却令英王爱德华八世（EdwardⅧ）“不爱江山爱美人”，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王位，离开英国，与辛普森夫人结婚，从此成了众所周知的温莎公爵。二十世纪的英国王室，虽早没有了过去的显赫，但仍总是有吸引世界目光的爆炸性新闻发生，前有温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后有戴安娜王妃。因此，选择辛普森夫人为《时代》1936年的年度封面人物，倒也在情理之中。从新闻的轰动效应而言，辛普森夫人当年确实超过了所有人，无论是西班牙内战烽烟中引人注目的佛朗哥将军，还是中国西安事变中的主角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
然而，从对未来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来回顾当年，我们便会发现，在1937年年初亮相的人物中，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轰动效应的，显然不是《时代》封面上的这位身着黑色礼服，悠闲地坐在天幕之下的辛普森夫人，而是另有其人。
这个人就是1937年1月在《生活》杂志出现的毛泽东。神秘的中共领袖、未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第一次在美国（也可能是在全世界）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生活》杂志由《时代》的创办人卢斯于1936年11月19日在纽约创办。《生活》以新闻图片为主，为四开本的大型杂志。大幅、彩色、清晰的图片，适应了新的阅读需求，《生活》顿时一炮打响，创刊号发行量即达到四十六万多册，一年后达到一百万册。如《时代》一样，《生活》创刊伊始就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于是，我们将在卢斯的媒体帝国的两个重要杂志上，不断读到相互呼应、相互映衬的关于中国的报道。
对于一生关注中国的卢斯来说，《生活》创刊适逢其时。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在1936年底、1937年初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电影也不例外。此时，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正在好莱坞拍摄。与卢斯的经历相似，赛珍珠也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的江苏长大。她熟悉中国，热爱中国，她笔下的中国人物，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而变得家喻户晓。1937年1月18日，《生活》杂志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不过，真正让众多西方读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动的中国人，不是赛珍珠笔下虚构的文学形象，而是现实生活中几年来一直行踪不定、神秘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
《生活》在创刊两个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这期杂志，从第九页起用数页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国记者斯诺，几个月前他刚完成在陕北“匪区”的探险，从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回到北平。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杂志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在当时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报酬。卢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九页上发表。在斯诺所有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癯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各处张贴，家喻户晓。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只有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二十五万美元。”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照片和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个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泽东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开始闪耀了。这是多年来处在劣势的毛泽东和中共首次以赢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演变，这都是历史性的亮相。
卢斯也是赢家。他和他的杂志，有幸站在了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上，以他的职业敏感和魄力，介入到了中国的历史变革中。
斯诺更是大赢家。
斯诺三十年代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后来成名的中国记者、作家萧乾是他的学生。萧乾先生曾告诉我，斯诺当年喜欢赛马，喜欢一赌输赢的快感，曾在一次赛马中大赢过。无疑，斯诺天生具有冒险精神，他大学毕业后决定来到中国就是来进行一番远东冒险。热衷于赛马当然只是日常生活的插曲，真正的冒险是在事业中。
1936年10月，斯诺完成了三个多月的陕北秘密之行，回到北平，带回了大批采访素材，包括毛泽东和他的长谈。斯诺夫人海伦把斯诺带回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的照相馆里洗印，其中就有《生活》发表的那些照片。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