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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将军在本次绑架事件中的个人所得是三十万美元，还有此次由南京政府官方安排的轻松的出国考察，为期一年。他将挑选有兴趣的西点军校及其他一些强国的军事院校进行考察。本周，他前往华盛顿，计划拜会罗斯福总统。
关于这一历史性的绑架，杨将军上周平和地将之称为“1936年的事件”。他在洛杉矾解释说：“它是为了联合中国——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时代》，1937年7月26日）
在发表这一报道时，《时代》配发了一幅杨虎城夫妇和儿子的照片。杨虎城站在右边，头戴礼帽，右手持拐杖，儿子站在中间，似是站在一个楼梯的台阶上，杨夫人在左边，左手拿一手袋。图片说明：杨虎城一家。
当记者问及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时，他回答得既委婉又坦率：
记者想知道杨将军是否认为他的俘虏、独裁者蒋现在是真的会带领中国抗日，还是会再度被绑架。“如果委员长领导国家顽强抵抗，全中国都会支持他！”杨将军坚决地回答。吸一口雪茄后，他又缓缓补充道：“如果委员长不进行顽强抵抗—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肯定我们的伟大领袖会发生什么情况。”（《时代》，1937年7月26日）
几个月后，1937年11月，杨虎城从法国经香港回国，准备投入抗日。但他很快在南昌遭到软禁，从此开始长期的幽禁生活。1949年9月17日，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之际，他在监狱被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曾被《时代》记者描述为“满脸紧张而可爱的夫人”和“长着明亮大眼睛的儿子”。
四 “从未见过的……”
杨虎城在美国说得不错：“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率先由宋哲元将军任军长的第二十九军从卢沟桥开始，紧接着北平城和天津一带也展开了激战。《时代》报道了发生在北平城的一次战斗：
南京的中国政府已致电宋将军命令抵抗日本，驻北平的日本使馆紧张不安，请求增派兵力保护。五百名日本士兵，装备机关枪和装甲车，急速从丰台前往北平的正阳门（Chengyang Gate）。前门大门打开，冲进二百五十名日本士兵，此时，大门突然又关上，将这批日本士兵困在前门和正阳门之间，中国人向他们投掷手榴弹。日本对此“屠杀”暴跳如雷，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这使得本周仍存在着在华北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机。（《时代》，1937年8月2日）
从报道内容看，这应是当时一场规模不小的战斗，但我查阅了多种抗战书籍，均未见相应记载。《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只提到7月25日发生过战斗：“日军在广安门与我二十九军发生冲突。”《中国抗日战争史》提到过7月26日发生的一次战斗：
7月26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二团第二营，分乘二十六辆卡车于19日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二十二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后丰台。（《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13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叙述与《时代》报道提及的地点不同，且无细节，但情节较为接近，可以判断两者所说可能是同一次战斗。详情待考。
平津战斗曾一度停止，因为宋哲元想观望蒋介石是否真的派兵增援：
宋哲元将军本人整周都忙于与日本少将香月清司“谈判”，两人正在做的事情，是等着看宋的名义上的上司南京政府是否真的向北方派来“蒋的嫡系部队”，急于对日宣战。或者南京方面容忍在宋将军的地盘上成立“另一个国”，即日本的一个傀儡国，或许就叫做“华北国”。
宋将军既非叛徒，也非爱国者，不过是一个中国的现实主义者而已。他看到自己面临着土肥原将军的威胁，除非蒋委员长能在背后给予强有力的支援。本周，土肥原说宋将军突然态度变软。宋将军为华北最近的战斗表示道歉，同意处罚参战部队的中国军官，保证他一直在努力清除“反日主义”。但是，宋所做的一切只是“口头”的，中国方面对他是否向土肥原有过承诺一事保持绝对沉默。（《时代》，1937年7月26日）
中日之间的战争虽然在乎津打响，但是，显而易见，双方的军事实力悬殊：
日本大约有战斗机一千二百架，中国大约四百架，日本首相非常清楚中国的独裁者蒋对这些具有意义的统计数字也有了解。日本陆地作战装备远远优于中国，后者几乎没有坦克；日本的军火也占’优势，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已有明显改观。日本有将近七百万平民接受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中国则没有训练平民，其所称的“二百万士兵”超过一半是装备简陋的乌合之众，日本则有二十八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然而，中国拥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非常巨大，日本则相当有限。……
宋—土“口头休战”的迹象，正好可以从南京的检查官审查通过的合众社的报道中看出：据今天可靠消息透露，中国中央政府尚未做好真正的军事准备以在华北与日作战。“中国的军事机器远没有准备好——按照非中国的军事专家的观点来看，它的许多部分都不配套。德国的装甲车无法使用捷克的机枪，法国的装甲车无法使用英国的机枪，在意大利训练的飞行员不会驾驶美国飞机。”俄国训练或日本训练的军官，不懂得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运用战略战术，高级军官中充满个人嫉妒，很少有将军懂得要考虑进行一个团兵力以上的联合作战。
有着在中国长期生活经验的外国人士指出，海外目前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做好抗日准备并在华北开战，这一看法是不对的。（《时代》，1937年7月26日）
这些中国通的分析，有一半被证明是正确的，即蒋介石的确没有做好在华北开战的准备，他的嫡系精锐部队也没有如宣布的那样增援北方；但另一半他们却没有预料到，即蒋介石做好了准备，决定集中精锐部队在上海开辟新战场，8月13日淞沪战役（又称“上海会战”）打响。淞沪战役历时三个月，中方投入兵力七十余万人，日方投入兵力三十万人。一般认为，蒋介石在有外国租界和外国侨民集中的上海开战，其目的就是希望引起世界对中国局势的更大关注，促使西方列强介入中日冲突，以使这场战争在国际直接干预下得到解决。
在华北之外中国另辟主战场，这是日本没有预料到的：
有理由相信，卷入这场孤立的上海战事，不是日本人最初的计划，他们的陆地侵略计划是针对北平地区，有各种原因使他们不愿意消耗军火，分散军力，在上海另外进行一场战斗。（《时代》，1937年8月30日）
日本没有预料到的不仅仅是战场的转移，更令他们吃惊的是从卢沟桥战斗到淞沪战役，中国军民士气空前高涨。历来被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在1937年表现出的团结、勇敢，令世界刮目相看。《时代》甚至说，中国在上海的战斗“创造着远东的奇迹”：
不管如何，上周，中国在上海承受日本最猛烈的轰炸，对其进攻予以抵抗，创造着远东的奇迹。抵抗者士气空前高涨。卓越的上海俞鸿钧市长兴奋地说：“当日本的轰炸开始时，我们的士兵像鼹鼠一样躲进地下防空设施，留在那里搓麻将；掷骰子，一直到轰炸结束。紧接着，他们又像雪貂一样跳出来，用机关枪、步枪、大刀向进攻的日本兵猛烈还击，把他们击溃。”（《时代》，1937年11月1日）
坚守在闸北苏州河岸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官兵，耀眼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上海。这是当年最为轰动的一次抵抗。史书记载如下：
四行孤军战斗：1937年10月26日，参加淞沪抗战的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五二五团奉命掩护大部队从闸北撤退。27日晨，完成任务后，该团第一营战士四百五十二人（上海报刊后来报导为八百人），在刚升任团长的谢晋元率领下，又奉命进驻西藏路新垃圾桥北堍四行仓库大楼，濒河负固，据众死守。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孤军抱着“宁愿死，不退让”、“不投降”、“决作壮烈牺牲”的决心，与日军苦战四昼夜。……（《中华民国史辞典》）
在《时代》的报道中，谢晋元官兵的故事被生动地赋予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这在以往的报道中比较少见。为了让美国读者容易理解，《时代》将四行仓库称作“中国的阿拉莫（Alamo）”。阿拉莫堡垒保卫战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事。1836年，在得克萨斯地区决定摆脱墨西哥统治的独立战争期间，圣安东尼奥教区人数不到二百的当地军民，面对近万名墨西哥军队的进攻，在阿拉莫堡垒坚守十四天，虽最后因弹尽粮绝而牺牲，但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壮烈的战斗之一。2004年，美国好莱坞根据这一史实拍摄了一部被称作史诗片的电影，片名就叫The Alamo（中译名《边城英烈传》）。
《“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壮举！”》——这是报道的标题。
在全中国鼓舞士气的是五百名“蒋的嫡系”部队、蒋委员长著名的八十八师的士兵，他们坚守在闸北的一个仓库。天亮之后，日本军队就举着太阳旗发动进攻，从三面迅速围攻仓库，另一面对着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当日本的装甲车集中火力炮击仓库时，全世界的报道的标题醒目地写着：“中国的阿拉莫（Alamo）”。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阿拉莫必须投降，不．然就会被消灭。它的中国指挥官谢晋元上校致信上司孙将军：“死，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时代》，1937年11月8日）
奉命撤出的官兵，从四行仓库进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欢迎他们的是守卫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时代》说，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他泪流满面。英国士兵把“中国的阿拉莫”的官兵当作英雄热烈欢迎。
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帕垂克准将（Patrek Drummond）感叹地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了不起的壮举！”
当淞沪战役激烈进行时，华北的战斗也在有声有色地进行。蒋介石调兵遣将，昔日的军阀对手、政治敌人，如今都与他一起站在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前线，而共产党的战绩——平型关大捷——也在《时代》上得到了报道：
在此期间，蒋介石迎来了从南方赶来的能干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对长期的军阀伙伴。八年前，这两位叛逆者反对蒋介石，因为他当时不愿意抗日，而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这么做。上个月，白将军成为委员长的重要将领。上周，彼此之间的失和最终在南京得到修补，随后，李将军北上指挥先期从南方调来的五万军队，准备在山东抵御日本的进攻。山东省主席、著名的韩复榘将军，日本人曾经想贿赂他，上周也下定决心，表示：“我敦促所有部队发誓抗日，直至战死！”
所有一切意味着日本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在上周已使全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明显比以往团结得多。在南京恢复的信心，给中国报纸带来热情，他们不加保留地报道夸耀的消息，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山西夺回了雁门关和平型关，“消灭了五万日本军队”。
显然，在名义上已由日本“控制”的地区，中国军队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此种不断骚扰的游击战，对于在上周已经把战线拉得很长的入侵者来说，将被证明很有效。因为日本必须拥有漫长的军需供给线，其总长度已达到一千英里以上。（《时代》，1937年10月25日）
“游击战”——Fly Tactics——这个军事术语第一次在《时代》出现了。伴随它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著名人物走进了南京。一位是中共领导人、时任长江局组织部长的秦邦宪（博古），一位是中共领导人、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
在南京一种东方式的隆重气氛中，走来了秦邦宪同志，原中华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的主席，其军队已加入到中国政府的军队。“我们勇敢的共产党军队，南京政府的第八路集团军，上周在山西取得了两个大胜仗。”秦宣布，“他们俘虏了整整一个营的日本兵，包括指挥官，六十辆军用卡车，一架重机关枪，两千发子弹。在这一迅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下，日军防线已被突破。一千多名日本士兵被打死，一万名蒙古兵和日本兵被缴械。在第二场战斗中，我们共产党军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