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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的是长着一对长耳朵的松井将军，有记者问他日本是否继续进攻，占领蒋委员长的中国首都——在长江上方距上海二百英里的燃烧中的南京。松井将军缓缓地说：“你们最好去问蒋介石未来的发展。据说蒋已经预计要打五年战争。好啊，那就打那么长。我们不知道是否继续向南京挺进，这取决于蒋。”（《时代》，1937年12月12日）
他的军队继续向南京进攻。他的士兵以冷酷、残忍的面目出现了。
日本的进攻，目前以每天五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本周占领紫金山，控制了位于南京郊区的用价值三百万美元的大理石修建的中山陵。日本轰炸机对南京城也进行了轰炸。本次进攻中，日本的英雄是两个下级军官，他们比赛看谁的军刀最先杀死一百名“中国抵抗者”，最新记录：野田少尉，七十八名；向井少尉，八十九名。不管莫斯科是否把迫使蒋加入共产国际作为苏联援助的条件，上周从苏联飞来了三百架800型双引擎、时速二百五十英里的苏式轰炸机。日本声称在燃烧的南京，他们已经击落了其中
的十架。蒋委员长似乎已弃守南京，尽管他曾发过誓，要“坚守到最后”。（《时代》，1937年12月12日）
就在《时代》这期杂志出版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开始了。近卫“榻榻米上的办公”与松井石根率领的日本军队的凶猛残忍汇合一起，形成巨大的阴影，把南京笼罩，把中国笼罩。
六 远处的世界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立即向世界报道真相的主要是一批西方记者。他们中间有一位是《纽约时报》远东特派记者哈立德·埃邦德（HallettAbend）。
在报道这一历史惨剧之前，埃邦德已在上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淞沪战役开战的第二天，8月14日，上海就发生了罕见的两次轰炸惨剧 一是发生在南京路外滩，一是发生在大世界。世界各大媒体包括《时代》对此都予以报道：
在英国人集中的地区、著名的外滩与南京路相交的拐角处，两周前中国飞机在前去执行轰炸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的任务途中，一枚脱落的炸弹落在位于此处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引者注），另一枚落在一英里之外的大世界，造成五百人伤亡。（《时代》，1937年8月30日）
这里，两起爆炸都L兑成是因中国飞机的失误而造成的。但《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的记载有所不同：日军炸弹在南京路外滩爆炸，死伤一千六百九十四人，其中外侨卜五人；我空军炸弹误落大世界，伤亡两千零二十一人。
埃邦德亲历了几天后发生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口的爆炸，这一次的元凶是日本军舰发射的炮弹。《时代》生动描述了埃邦德的现场亲历：
上海十一天的战斗中，公共租界里的顾客都涌进南京路上的两个隔街相对的商店——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购买持续包围期间所急需的商品。集中购物的人群中，有《纽约时报》的特派远东记者埃邦德和毕林罕姆斯（Bilhnghams）。埃邦德坐在车里等候毕林罕姆斯去买一副双筒望远镜。一声如同快速列车汽笛声的警报响起，一颗从军舰上发射来的炮弹就在大街上空爆炸，两个商店的店面都像纸一样被撕烂。两个商店里有三百人伤亡。记者埃邦德拖着受伤的脚一跛一拐地走进永安公司大楼，只见毕林罕姆斯正用力拉开电梯门，炸烂的左臂血流如注，胸部还中了三块弹片。关联社记者哈瑞斯（Morris J．Harris）跑到人行道上当即写下报道：
“数以百计的尸体堆积地上。巨大爆炸力将他们炸起又抛下。……血流淌进电车轨道和下水道。头、腿、胳膊的碎片，粘在店面墙壁上，其余洒落街道两旁。”（《时代》，1937年8月30日）
可以相信，《时代》的报道正是埃邦德本人讲述的经历。南京沦陷之后，埃邦德继续履行着一个记者的神圣职责，他根据得到的来自南京的材料，连续报道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4日——
恐怖笼罩着南京
哈立德·埃邦德
今天在上海收到由留在被放弃的中国首都的美国传教士寄出的信件。信件里提供了有确证的细节，证明占领南京后日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由此导致集体屠杀平民，处决解除武装的士兵，强暴、屠杀妇女，有计划地摧毁、洗劫财产，其中包括外国人的产业。
一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说：“整个局面被频繁的屠杀、大规模的洗劫、不加节制地骚扰私人住宅，包括侵犯妇女的安全等行为而损毁。”（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98页）
《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25日——
南京的恐怖
哈立德·埃邦德
上海1月24日（未经检查的独家报道） 撕开日军以军事需要、辩称情况不安全，以及其他种种表里不一的理由所能构成的借口，从而展示自从得胜的日军攻破中国往日首都城门之后南京城内引人注目、恐怖异常的事实。南京的情况竟是如此无法无天，如此令人惊骇，以至于日军当局除了无法拒绝的外交官之外仍不允许外国人访问南京城。（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127页）
当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上海的公共租界里拥满了难民，其生存状况被这样描述着：
在上海，经验丰富的记者报道了从战区逃亡的一百万中国人的状况：“肮脏、疾病、饥饿、发疯”。有一个剧院里，一万四千名难民像蚊蝇一样生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生命的进程仍在继续：一百万难民中，每分钟诞生一个婴儿；每三分钟一个人死亡；每个小时有十三个母亲死于分娩。（《时代》，1938年1月3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的。”——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此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AnthonyEden）。他是有感而发。因为淞沪战役期间发生了一次英、日外交纠纷，即日本飞机轰炸英国驻华大使的专车，造成大使重伤。《时代》当时以《“无法遏止的愤怒”》为题，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一天上午，两辆长款豪华轿车从南京向上海行驶，每辆车的前盖上，都覆盖着一面英国国旗，在风中猎猎发响。距上海约五十英里处，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一架日本飞机就俯冲而下，离第一辆汽车还不到二十码（约十八米——引者注），用机枪猛烈扫射。开车的是英国武官弗雷泽（Lovat Fraser）少校，停车一看，只见在后座中央坐着的五十一岁的英国大使纳希布尔·休格森（Knatchbull Huehsson），腹部鲜血直流。大使是英国最精明也最年轻的外交家。他的背部受了伤，胸部也中弹。他的此次活动使命就这样结束：本是要到上海拜会日本大使，递交一份英国不厌其烦地提出的和平方案。此时，大使不是前去与之见面，而是由同行中未受伤的人急速送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设的乡村医院，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药剂师立即为他输血。（《时代》，1937年9月6日）
艾登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事件：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便不遵守文明时代普遍接受的法则。到8月底，休·纳希布尔·休格森爵士首途上海。他和他的同事们分乘两辆汽车，车上挂有英国国旗，汽车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大使受重伤。日本驻伦敦大使立即代表他的政府及他个人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他自己感到很尴尬。我对他说，他的话不能认作是正式道歉，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任何责任。中国大使也在同一天（8月27日）下午来访。他说，这次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当前远东正在蔓延的无法无天现象。这班年轻的日本空军人员是决不会停止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敌对行径的，他们追求的口号是“东方是亚洲人的”。
……最后，9月21日，日本政府在受到伦敦更大压力之后，才正式和公开表示深为遗憾，以及对于惩处有关人员一事作出的不甚令人满意的保证。事情虽然了结，但它说明日本政府已不能完全控制其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的。（《艾登回忆录》，第955页）
然而，来自西方列强的仅仅限于抗议而已。蒋介石最初企盼的外国直接干预，并没有如期发生。
英国的心理颇为微妙而复杂。尽管发生了大使被炸事件，但在南京沦陷之后，英国采取的是观望的外交政策。《时代》用颇为俏皮的笔调对此加以描述：
上周，远东最坏的政治消息，或许可算是英国政府已经让它在南京的大使，撤离到长江上距南京四百英里的汉口，目前那里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所在地。但忽然又命令大使跋涉六百二十五英里前往广州，再从那里乘船航行四百九十三英里抵达上海——日本占领了的城市。英国政府与日本商定，日本飞机将不轰炸车顶上画有巨大英国标记的火车，大使可以坐火车快速前往广州。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代表团，本周还留在汉口，即，与蒋委员长的中国政府呆在一起。英格兰的那些绅士们，心里在盘算是否承认最终可能会出现的另一个中国政府，譬如由日本扶植的傀儡形式的政府，这大概是一个必要的猜想。按照英国外交部的经验，外交的艺术就是远离任何局势紧张甚至危机四伏的地点，舒适地躲在上海水域的英国旗舰上，英国国王陛下的大使，将如同一只猫敏捷灵活，因为人类战争的缘故而跳向任何地方——包括英国。（《时代》，1937年11月13日）
美国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哪怕它的停泊在长江上的军舰被日本飞机炸沉，它也仅仅限于抗议和索赔而已。
令中国人失望的世界。和中国感情深厚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在回忆中认为，美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消极，错过了第一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1937年又错过了第二次：
对美国政府来说，第二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是在1937年12月。当时，日本飞机在南京附近的上空，有计划地轰炸、扫射，终于炸沉了长江中的美国海军炮艇“潘纳号（PANAY）”。然而，美国国务院居然采取了一种软弱而又优柔寡断的政策，反而促使日本对美国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玩弄一种忽紧忽松的手法，最终导致了四年后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310页）
在这种情形下，最感到失望的莫过于在国际场合进行外交努力的中国外交官。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此时正在布鲁塞尔出席国联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日本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态度也不积极，更谈不上坚决：
中国政府官员急切地希望罗斯福总统、张伯伦首相，能够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以采取反对日本的具体行动。但他们痛苦地看到张伯伦先生上周在伦敦对下议院发表的讲话：“集中一起参加此次（布鲁塞尔）会议，谈论有关经济制裁，施加压力和采取军事行动，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去是要实现和平。我们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扩大矛盾。”
假如这意味着张伯伦首相认为以制裁、压力、武力来反对日本，只是“扩大矛盾”，中国人就担心张伯伦先生肯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既然没有任何更强硬的——反而是采取更软弱的措施，甚至比“压力”更软弱。他们想证实越来越多的传言，说英王陛下的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更偏向于日本、意大利、德国，而不是中国、左翼西班牙和苏联。（《时代》，1937年11月1日）
张伯伦刚刚就任英国首相，后来他以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主义”而著称。可以说，他的“绥靖主义”其实早在此时对待中日战争的态度中就初见端倪了。
未能争取到国联诸国特别是西方强国的直接干预，顾维钧失望而悲愤，他为世界缺乏远见而忧虑重重。
我在1937年11月23日会议上的演说中，暗示了隐藏于缺乏远见和能力，不能以实际和有效方式来处理中、日问题的危险性。我是这样结束演说的：
“主席先生，国际和平也像一国的国内和平一样，如要持久，就得保卫。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护，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这类行动还必须及时进行，因为如果因犹疑而耽误得太久，那么，肆虐于远东的暴力和动乱，不久就会达到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磨难，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96697页）
他的大声疾呼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