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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回声。他的忧虑和预测却不幸被言中。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开始改变后，中国期待已久的来自西方强国的支持才姗姗来迟。
七 输赢之赌
一年过去了。又到了评选年度封面人物的时候。这一次，《时代》挑选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对于《时代》的读者，蒋、宋已经不是陌生的面孔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两人曾联袂成为封面人物。不同的是，此次当选的是193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
为什么选择他们？《时代》说，“两次当选过年度人物（1932年和1934年）的罗斯福总统，肯定不会成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因为，1937年是他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成为醒目的、标志性人物。”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国劳工领袖刘易斯、英国新女王、英国新当选首相张伯伦，都没有太大的轰动新闻。西班牙战争也在激烈进行中，虽有佛朗哥将军这样的人物，但谈不上显赫，于是，《时代》把选择转向了远东：
在1937年世界上引人关注的国家是中国。他们与日本在陆、海、空开战，而日本是自机器时代以来总是征服他国的唯一的非白种人民族 上周，在遥远的中立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伟大的亚洲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在瑞典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近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构成一个警告，更是一个最后的信号，即白种人的负担将由一个更愿意承担的日本接过去。白种人在远东的统治即将结束。”
在1937年，如果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本人创造了如赫定所认为的现实，那么这位日本人就肯定能当选为年度人物。但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日本领袖，能够控制日本内心的野心欲望。更大程度上，它像一座蚁山，在冲动驱使下去征服另一座蚁山，日本就这样走向了战争。既无拿破仑，也无俾斯麦引导他们。日本的天皇和老年政治家，日本本土的陆军、海军的将领，内阁，驻扎在中国的陆军和海军的将领，全是互相竞争的对手集团。
然而，正是当日本没有卓越的领袖率领来进行她的巨大冒险时，冒险的受害者中国却有了最有才干的领袖。整个1937年，中国人一直接受着一个卓越的领袖和他的著名妻子的领导，其间并非没有光荣之举。在这对夫妇的领导下，长期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人——其中千百万人过去很少使用“中国”这个词——已经逐渐具备了民族意识。
……每位关心要闻的读者都知道，在1937年，日本的战争机器在上海被卡住了十三个星期之久，它的时间表第一次被中国的战争机器粉碎了。现代世界看到了中国不辜负战争机器这一名称。蒋委员长被迫使用他的战争机器，至少两年前当它刚刚形成时，他的手被激进的爱国者逼迫。同时，他也被狡诈的日本人所逼迫，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1937年打败中国，就将永远无法打败之。如今，蒋委员长夫妇一直不承认中国已战败，他们早就宣布，只要需要，他们将持久作战，用游击战拖垮、消耗、最终打败日本。如果蒋委员长真的赢得战争，他将成为本世纪的亚洲巨人。能否获得这样的胜利尚难预料。但在此期间，他和蒋夫人已经使他们本人成为了1937年的夫妇年度人物。（《时代》，1938年1月3日）
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战役，以上海、南京一带相继沦陷而结束，尽管如此，《时代》还是选择了蒋、宋成为1937年度封面人物，这或许可以说是蒋介石、宋美龄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时成为个人大赢家的一个标志和说明。
蒋、宋成为个人大赢家的背景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壮烈。当然，这与《时代》的主人卢斯与中国的感情深厚也有着密切关系。与许多西方人不同，这位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的后代，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它有广袤的土地，它的人民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加之，1932年他重返中国时，对蒋介石产生了信任感，佩服蒋介石的能力。南京虽然沦陷，但日本战初所宣称的“三个月打败中国”的预言，却没有变为现实。在很多人对中国抗战前景感到悲观，气氛一片低迷时，他的《时代》却对中国充满信心，仍能乐观地预测未来：
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已经逃离的事情是本周的一个军事机密。他们现在的工作是发动一场抗日的游击战争，就像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o）将军抗击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Coolidge）的军队。对蒋这样一位资源雄厚的人来说，战争并非没有希望。日本不是美国，它的资源已经严重消耗，可以相信，这一战争长期继续打下去，将使她的经济崩溃。中国也不是尼加拉瓜，她幅员广阔，任何入侵者都必须有漫长的但又易受攻击的供给线。众所周知，她的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不可能消耗殆尽。她的最大弱点在于过去一直缺乏士气，如果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将他们的意志变为中国的意志——该意志被说成“任何牺牲都不会白白付出”——中国的前途是美好的。
本周，一位合众社记者“在长江流域某地”与蒋、宋夫妇在一起，他证实年度夫人因患流行感冒而卧病在床。他引用了年度先生的话：“请告诉美国，充分信任我们，战局已经发生变化，胜利最终属于我们！”（《时代》，1938年1月3日）
中、日之间的输赢尚在悬念中。
战争初起时，在布鲁塞尔，两个西方外交官曾为中国和日本谁将是最终的赢家打过赌。他们一位是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首席代表戴维斯的副手亨培克（StanleyHombeek），一位是法国驻国联代表拉加德（1agarde）。
亨培克是个中国通，早年曾在中国杭州任教，又担任过近十年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拉加德是法国职业外交家。比较而言，顾维钧说亨培克对中国局势的了解要比美国或法国的国防部高明。亨培克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不会放弃抵抗；拉加德则认为，中国的抵抗在1937年年底就将结束。他们为此打赌：
谈及中国的军事形势，亨培克说，拉加德曾和他谈过此事，给他的印象是，中国坚持不了多久。按拉加德的说法，中国的抵抗年底以前就要结束。因此，依拉加德看，会议对支持中国的抵抗立场起不了什么作用。亨培克则说，中国一定会继续抵抗。他和拉加德打赌：六个月以后不论情况如何不利，中国都不会停止抵抗。拉加德同意和他打赌。亨培克问我的意见，我说和他的看法一致，中国全国一致拥护抵抗日本侵略，决心坚持战斗到底。
亨培克说，他并不习惯于打赌。不过，这次他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要和拉加德赌个输赢。他说，平常人们只按表面统计数字来判断局势能不能坚持下去，而忽略了心理因素。而中国人抵抗的精神很强烈，而且准备付出牺牲。他说，即使在华盛顿，军事权威也只会根据有关部队、大炮、坦克、飞机等数字来判断形势变化，而不考虑部队的精神和士气的因素。（《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11页）这场打赌，亨培克成了赢家。
完稿于2006年1月9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杨克林、曹红编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陆束屏汇辑编译，红旗出版社，1999年
《艾登回忆录》，武雄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中华书局，1983年
抄家的经历
晓 剑
1966年8月8日，天气炎热，我和同班的五个男生和四个女生共十人，身穿老式黄布军装，腰扎两寸宽的武装带，佩戴“红卫兵”袖章，乘坐公共汽车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附中来到位于东城区的西总布胡同，实施一次抄家的活动。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刚满十四周岁，小的还只有十三岁，在今天尚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范畴。但我们绝没有需要被谁保护的任何概念，反而洋溢着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保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的冲动。
所谓抄家，和今天对贪官污吏家产的查封、对刑事犯罪分子窝点的搜查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今天需要搜查证，有时还需要有公安和武警的武装协助，而在1966年则无需任何手续，只要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人，武装协助的是我们自己的拳头和皮带。
抄家行动是当时“破四旧”的组成部分。所谓“四旧”，乃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是也，由于并没有人对“四旧”定出严格的标准，因而对“四旧”的评判完全由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来定夺，譬如不准女性烫头发、男人留背头，譬如制止女性穿裙子、男人穿瘦腿裤，譬如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譬如敲下颐和园佛香阁上的小佛头、砸碎前门大街上全聚德的金字招牌，都是“破四旧”的内容，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关于红卫兵的诞生及其背景，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记述和研讨，尽管离客观、真实还有一段距离，但因不是本文的主题，因而不加详述，反正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活动已经合法化，当然，这完全是伟人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所起的作用，在这封信中他老人家表示对红卫兵坚决支持并告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这些因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而备受迫害的“革命小将”一旦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同，立刻有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感觉，高呼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带着每一代人必有的青春冲动、破坏欲望以及对旧秩序的本能反抗，来到了社会上。
其实红卫兵最早干涉社会不是一些文章中指责的抄家，而是打击小流氓，这本应该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好事，但其出发点跟今天的“严打”可能是两回事，因而这些打击小流氓的红卫兵们在1967年以后也有不少成为了在公共场所“拍婆子”、“碴架”、在光天化日下聚众闹事的小流氓，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此略有反映，作家王朔在里面还出演了一个“拍婆子”、“碴架”的小头目，尽管由于太痞而不那么像。
我所在的人大附中曾经以一举抓获在海淀区声名显赫的流氓集团头目“四龙一风”中的“凤”而名噪一时。现在细想起来，这个“凤”不过十七八岁，略有姿色，大概就是和“龙”们睡睡觉，绝没有吸毒、抢劫、拐卖妇女、欺行霸市、开发廊当鸡头之类的勾当，但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抓到后，一阵拳打脚踢，不知命中了哪个要害部位，便呜呼哀哉，尸体被扔在教学楼的楼梯下。当天夜里，还有一个父亲是挺有名的将军的高三男学生因着对异性的好奇，前去“研究”了一下她的身体构造，结果被当场擒住，若非他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肯定也会被当成小流氓给处理了。
据说这个“风”是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被打死的第一人，从此，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手下的冤鬼被拉到八宝山去火化，至于有多少人在震惊世界的“红八月”中被打死，尚没有人进行统计，恐怕这也是个不太容易干的事，据当时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人披露，最多时，一天有两卡车尸体拉进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的原始动机大概有两个，一是要收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国民党特务等家庭里藏有的“变天账”、武器、反动文件，二是要剥夺这些人家里以往从劳动人民手里剥削走的不义之财。这时候，被誉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说法我们还没有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