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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串连
徐友渔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搞了半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教室里百无聊赖翻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M兴冲冲地一阵风卷了进来，压低声音但压抑不住亢奋地对我喝道：“快，快去开串连证明，我们明天上北京！”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惊吓住了。怎么，上北京，我们？我们这样的人也要去大串连，而且去北京？M兄，你的神经是不是有毛病？
M急匆匆地向我解释，说现在形势变了，外出串连不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他见我反应不过来，得意非凡地掏出学校开给他的介绍信，果然，是证明他外出串连。
M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初中是同班同学，他当班长，我是学习委员，大概算得上是品学兼优、春风得意的学生。1963年升高中时，已经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时候，我们报考的都是成都最好的第四中学，但我只考上第二流的学校，他则被发配到郊区一所不入流的中学。我们的失败是因为家庭出身，我的父亲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问题”，1949年之前他一直教俄语，但要命的是在国民党政府的军校；M的父亲过去领有将军衔，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我和他在经历了一段难堪的日子后，分手到了不同的学校，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因为念高中时学校气氛与以往大不同，同学按家庭背景分成三六九等，我们失去了以前风华正茂的气概，新一茬得宠的同学和我们的关系是“帮助与被帮助”、“教育与被教育”。我与M同病相怜，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去北京？当这个问题从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一下子变得现实摆在自己面前时，我感到措手不及、百感交集。如果它永远只是一个藏在心中的梦，或许要好得多。
我想象过脱离四川盆地，登上高山，眺望大海，奔腾于草原，或是徜徉于森林，但不敢奢望到北京，我缺乏政治想象力，而北京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它成了金光闪闪，令人思而起敬、望而生畏的符号。舞台背景的北京天安门光芒万丈，诗人吟唱北京颂时，会在吐出这个神圣的词之前作一个短暂而令人震颤的停顿，在纪录毛主席接见串连师生的影片中，画面的重叠使北京成为红太阳升起的圣城。如果说朝觐麦加是每个伊斯兰信徒的毕生愿望，那么我们这里对资格的要求更严，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血统的原因天生被排除于行列。
与北京有关的事情，还带给我难言的隐痛。
那是在这年6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革命形势如野火燎原，校园内、教室里每天充斥着既程式化又力图花样翻新的“敬献忠心”活动，每个人都用极度夸张的词句发言，歌颂领袖、表示决心，天天如此。一天，一个同学提议，为了表示我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我们应该从北京购买毛主席像章，胸前佩戴上像章，就等于心中时时刻刻装着他的伟大形象和教导。这个倡议在欢呼声中一致通过，像章也出乎意料地顺利从北京寄到我们班级。
在等待像章的短短两周时间之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北京的红卫兵串连到了成都，他们在东方红礼堂——四川省规格最高的会议场所，原名“锦江礼堂”，在“革命化”的更名运动中改变了名称——举行“红五类子女翻身大会”，抬出了他们的纲领即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扬言要把出身不好的“黑五类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刹那，原先朝夕相处的同窗划分为“专政与被专政”、“改造与被改造”两个阵营，侮辱和打骂随时都在发生，歧视和等级划分最基本的表现之一是宣布出身不好的人没有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权利，戴了的要喝令取下、没收。
其实，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心理上更需要佩戴像章。“红五类”的革命感情据说由于血缘关系自然相传，天生得到保证，而运动一开始那些干部子女的着装一概是褪了色的旧军装加腰间的武装带，更是与他们父辈的武装斗争形象一脉相承，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家传，不需要证明。其余人等需要借助于配饰来表示自己的忠心，但正是在这个立场攸关的重大问题上，“红五类”们严格把关，不准血统不纯的人佩戴像章，他们要使差别无所不在、突出显眼。喝令“取下像章”，没收像章的事件在校园内不时发生，被“纠察”的学生哪怕没有受皮肉之苦，也会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揭露和打击而狼狈不堪。
当我拿到一枚小小的像章时，就像接到一个烫手的山芋。“戴，还是不戴？”成了类似哈姆雷特思考的难题。胸前没有像章等于是身份暴露，就像霍桑的小说《红字》描写的那样，本身就是罪过与耻辱的标记；但是，大着胆子戴上，就要冒自取其辱的极大风险。虽然我心中有一大套“我配，我有权利”的说辞，并且默默念叨了无数遍，但实在没有勇气去冒险。我不敢，也没有设想过要抗争，至于抗争肯定没有用，则是另一回事。
我怔怔地面对着M，心中着实为难，我怕被拒绝，我怕遭到奚落，“你是什么人，你也想去串连？”M对我的迟疑很不耐烦，只甩下一句话“明天去火车站”，转身就走了。他是在激我，不容我推脱，不与我争辩。
退无可退，我三步两停地走到学校办公室。管开证明信的是年轻的教师L，她家庭出身不坏，在“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是教师中的政治红人，没有像多数同事那样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成天劳动改造，待我说明来意之后，她直截了当地问：“你家庭出身是什么？”用鹰隼般的眼睛盯住我。内心惶恐不已，但嘴上鬼使神差般地冒出：“教师。”谢天谢地，她没有追问。拿到证明向校外走，脚步固然轻快，心中其实余悸未消，我是被M逼到这一步的。
串连的始终，出头露面的事全是我去办。M比我能干得多，特别长于对外交往，但他的证明上除了说他是学生外出串连外，特别注明他“家庭出身为旧军政人员”，因此像办理火车票、接待站登记的事一概由我出面。证明信夹带这么一条又粗又丑的尾巴，显然是他的学校中“红五类”掌权者迫于形势，不能拒绝他外出串连，但又不甘心“狗崽子翻天”与他们平起平坐，给M的行程安放的定时炸弹。
从8月的“红色恐怖”和血统论到10月底“革命师生人人权利平等”，给了我们这些人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干预和命令的结果。
10月16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其中把“红五类”们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斥责为“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比喻为封建时代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认为他们犯了“压制群众”的错误。
此前不久的10月5日，中央批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命令为在“文革”运动初期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学生平反，销毁用来整这些人的档案材料。
这两个重大举措表明文化大革命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不是整一般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而是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某些党的负责干部，毛泽东需要大量群众作为基本队伍去冲击他的政治对手，他需要把运动初期被压制的人“解放”出来。我们当时完全不明白这些深奥复杂的政治上的战略战术，但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时局变了，感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实是尊重群众的路线，和群众心连心。运动刚开始时的惶惑一扫而光，原有的坚定信仰恢复了。
在火车站办理车票遇到了麻烦，工作人员埋头检查过我们的串连证明后，抬头现给我一张充满警惕性的脸，他认定M本人的身份是“旧军政人员”。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勉强相信那说的是他的家庭出身，即他的父亲，而不是他本人：很明显，从年龄上说，一个中学生在1949年之前最大只有两岁，决不可能是“旧军政人员”。在递给我两张成都至北京的车票时，他还在喃喃自语：“他爸的事写在证明上干什么？”
这个场景，使M从意气风发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沮丧和自惭形秽的谷底。
我和M在车上逐渐有了“这不是梦，这是真的”的感觉。但M始终惴惴不安，列车上的广播整天不停，时时传出“我们这辆满载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列车，正在驶向伟大首都北京”！M偷偷地四下张望，周围的人不论大小、不论男女、不论口音天南地北，个个都是那么坦然、自信，显然都是货真价实的红卫兵，看来只有我们两个不是！当他的不安无法平息，连和我说话都心神不定时，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对他吼道：“既然你不信我说的，‘红卫兵’只是泛泛而言，那么你去给列车长说你不是红卫兵吧！”
列车驶入河北地界后，广播中对我们的称呼升级，叫我们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到北京的客人”，看得出来，这个称呼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喜气洋洋，车厢里一派欢声笑语。
我们这次列车抵达北京时已是深夜，数千人旋即被带到一个广场，分发进入到一辆辆大客车，开往不同的接待站。大量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指挥、安排，口口声声叫我们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他们自我介绍是来自北京市级机关，大半是女同志，普通话之纯正，口气之亲切，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从千里之外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孩子感到温暖无比。大客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赭色的城楼和巨大的毛主席像一晃而过，但惊喜的欢呼声却长久地流落在广场上。
M和我住在邮电部招待所，这里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吃饭不要钱，每天伙食标准五角，是我们平常的两倍。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招待所有一台大概是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家吃过晚饭一直守在它的前面，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那么激动人心！乘坐公共汽车也不要钱，但人太多，一字长蛇阵排到几百米开外，我们去一趟北京大学要花两三个小时。
我和M时时记住我们是来进行“革命串连”，即来取革命的经，我们早出晚归，到各个单位去抄大字报，冷得手发抖也顽强坚持。
北京真不愧是革命的心脏，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高水平，令我们赞叹不已。北京大学是大字报的海洋，哲学系师生的大字报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分析本校、本系的任何一件小事都铺开辩证法的巨网，说得头头是道，让人天旋地转。观点虽然对立，但使用的辩证武器却同样无所不包、左右逢源，好像如来佛的掌心，什么人都跳不出去。看来看去，双方说得都有道理，有道理得令人晕头转向，不过越不懂越觉得高深。
我们还去科学院的“学部”，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院，去《红旗》杂志社，去中宣部，那里的大字报使我们大开眼界也大为惶惑。比如，大字报转抄了林彪在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世界上政变成风，我们这里也有许多鬼事、鬼现象；毛主席经常昼夜不眠，绞尽脑汁，调兵遣将，就是为了防止政变、防止颠覆。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会这么惊心动魄，充满刀光剑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怎么可能有你想杀我的头，我想杀你的头这样的事。林彪的另一个讲话也令我大为不解，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明得多；马克思列宁离我们太远，他们的书太多，读不完，我们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我们历来的观念中，马克思当然最伟大，现在林彪这么直露地说毛主席要高得多，而且实际上号召只读毛主席的书，不读其他革命导师的书，思想上怎么也觉得有些别扭。
总之，在北京接触到的政治信息，与我们从前受到的正面、正统教育大不一样，似乎上层人物生活在阴谋诡计中，随时都准备着迎接腥风血雨。我们国家怎么会是这么一个情况呢？我心中产生的疙瘩长时间都没有解开。
一天吃过早饭，正要出门去抄大字报，接待站的负责人叫住大家，要我们下午早点回来，说有重要的事情宣布。M说：“我看，十有八九是叫我们做准备，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我怎么也不肯相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