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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芮柰，每天清晨都有一队孩子从我住的楼下走过，肤色混杂，也有亚洲南美洲北非阿拉伯人的后裔；但多半还是些黑孩子。他们都是孤儿，集体住在一幢墙上爬满藤萝的大房子里，被维芮柰的一些富豪人家认养，每学期开出支票提供食宿衣着和专门学校就学的费用，周末就去这些家庭重享失而复得的父母之爱天伦之乐。他们原是不幸的，却在怜悯关爱之下得到另类厚待，所以脸上早已平复了遭受遗弃的旧痕，每日叽叽喳喳小鸟般飞过，笑也是开怀的。一年一年，看着他们长大，竟有了几分熟稔。忽然有一天，他们长大了，离开这里去了更远的寄宿学校，我就生出莫名的不舍。但随之又会补进新一轮面孔，让我释然。
同是维芮柰，还有另一支队伍，穿着童子军的服装，脖子上系了三角巾，在周末的草坪上露营，在教堂里唱赞美诗，或者走上街头捧着画了红十字的铁罐，为饥荒，为病童，为战争，为无处不在的灾难募捐，把上帝的仁慈人类的爱心送向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们是教会学校的孩子，大多家境富裕，功课之余女孩跳芭蕾练钢琴，男孩骑马打网球；礼仪周全，循规蹈矩的教义却是严苛的，似乎肩头从小就多了某种承担似的。
然而贫富并不界定童年的优劣。法国的义务教育从幼儿直至高等，上学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名目繁多的科学实验业余活动呢？比如观察天象寻访昆虫世界画画看电影听音乐参观博物馆游泳打球自行车越野等等，家庭给不出的，学校政府都会全额补偿。还有频繁的度假与出行，家长没有钱并不成为障碍。甚至学校惯常的午餐；贫寒的学生也是可以全免的。诸如此类还不包括每月政府发给低薪家庭每个孩子不止一笔的抚养费教育费。贫富孩子本有的悬殊，渐渐地就被温暖的社会之手抹平。况且，不用起早贪黑，没有繁重作业，老师被称为夫人先生，是平等的朋友，上课更像兴趣盎然的游戏而不是被强行灌输。中国孩子的欢乐他们都有，背负的沉重却几近消弭。曾有一个金发小姑娘忽闪着蓝眼睛对我说，童年，是天堂里飞翔的彩球。
这个比喻好。
每年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家对过的儿童公园都要举办一次旧货交易，家家户户设摊把阁楼地窖里的东西清理出来卖掉。这在法国是传统而普遍的贸易活动，有点类似于跳蚤市场。维芮柰这项活动定位于儿童，摊贩多半是孩子，出售淘汰的旧物：读过的书，过时的碟，穿小了的衣裳，玩腻了的洋娃娃电动摩托车以及房间里的摆设，还有看星星的望远镜，集邮册，旧电脑，全套飞机模型，甚至八成新的乒乓球桌。他们把这些东西以低价出售，换回钱去买眼下需要的东西；暂时不缺的，就存进银行，在小小的数额里领略挣钱的辛苦与快乐。我喜欢在这一天里与他们结成贸易伙伴，讨价还价也充满了无邪的童趣。这些孩子自然都不缺钱花，父母陪着张罗就是要让他们早早明白金钱与征服的关系，明白西方式的节俭。
即便是天堂，也有现实、功利甚至残酷的一面。彩球既要飞翔也要坠落。聪明的做法是不回避。
有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两位老师打着暂停的手势左右挟持拦在大马路上，让一支慢悠悠的队伍横穿过去，通行的车龙被截断，静静停在两头，注目礼让。这是一群弱智孩童，一脸无辜的懵懂，踯踯奔了马路对过的游泳馆去。人人肩上一只运动包，包里塞了泳帽泳镜泳衣泳裤。心智或许不健全，颟顸的世界里也是恣肆汪洋哩。我被触动，为拦路的老师礼让的车辆还有这个人本社会无处不在的对生命的尊重。
以前住在大西洋海岸布列塔尼亚时认识一位邻居的孩子，叫汤姆。小汤姆三岁那年患了重症白血病，一直未能治愈。我见他时已十多岁，虚脱地歪在轮椅里，青白的脸，光了脑袋。他有一半时间住在医院里，连续的化疗支撑着活的意义，使生命游丝一样攀在飘忽不定的岸上。但他是个聪颖的孩子，不幸更让他的心脆弱而敏感。他从没上过学，却在医院和家的穿梭里认了字，读了许多童话书。稍稍缓回来的时候，他就戴着耳机听贝多芬，听得满脸是泪。房里的壁上贴了色彩绚丽的画，画了他眼里的海，波涛汹涌。那天，是他十二岁生日，爸爸妈妈为他开了派对，一个村落的大人孩子都去了。他很羸弱，说不动话的样子，面容却是喜悦的，充满感恩。我像大家一样搂他人怀，把祝福传递给他。抬头看我时，他身体轻盈得像羽毛，眼睛却清澈明净如一汪碧蓝的湖。那一刻，我知道了他将不久于人世。
后来得知他去了瑞土。那个阿尔卑斯山风光秀丽的山坳印在明信片上一直被小汤姆珍藏。皑皑的白雪，冰莹的湖泊，松林里冒着青烟的小木屋，正是一个海的儿子未能涉足从而梦萦魂牵的童话世界。当医生断言，治疗将回天无术，小汤姆至多也活不过半年时，父母便决定还给儿子最后一份与天地共处哪怕更为短暂的正常人生活。他们把儿子从医院里偷出来，径直上了山。他们租住在四面旷野的小木屋里，壁炉里噼啪烧着干柴，烤熟的土豆焦黄喷香。离开了药物的汤姆日益衰竭，却奇迹般焕发了从未有过的生命力量。他摇着轮椅去冰湖垂钓，去树林与松鼠对话，还在铺天盖地的厚雪里堆出一个漂亮的圣诞老人，戴了红帽子，粘了白胡子，维妙维肖。
汤姆死在平安夜的钟声里。圣诞树下堆满了从法国寄来的五颜六色的礼物，没来得及拆包。他的小脸没有痛苦的痕迹，带着走过了人生的满足。
哪怕是一个陨落的彩球，他从天堂来，将回天堂去。
不要回家
当香榭丽舍大街的梧桐落了叶，张上圣诞彩灯，巴黎的街头就会支起白色帐篷，在火树银花下冒出热气腾腾的暖烟。那是曾竞选过总统后来死于摩托车车祸的喜剧演员科吕什留下的圣心食堂一年一度的开张，给饥寒交迫者提供无偿温饱。而所有慈善机构诸如巴黎救助中心、天主教佑护会、流浪者爱心协会，还有基督教救世军等等，也都会在同一时间里叙说同样的话题，那就是协助流浪者平安走过漫长冷冬。
圣诞节是个回家的节日。流浪者没有家。他们不要回家。
屋檐下，桥洞里，路灯昏暗的墙旮旯，还有子夜关闭前的地铁站，都是他们游荡无定的憩所。可是长夜彻骨的寒冷，躺倒了明天或许就再也站不起来。
一年又一年，我在巴黎的街上走，常会与一束束或是沉郁或是空茫的目光相遇，那目光里的人生总让我疑惑和不安，禁不住想去探寻。他们当然是穷人，当然正为这个文明的世界所抛弃？贫富悬殊也许是最便捷也最现成的注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职业乞丐在这支队伍中只是很少一部分，大多来自外籍游民，更多的流浪者选择流浪并非出于无奈。他们领着足以维持最低消费的社会补助金，在烧着暖气公用浴室干净宽敞的救助中心有着一张床位一个餐座，如果愿意，换一种活法并不是不可能。
但他们却说，自由多好！
于是，特定作息时间里关闭了铁门的救助中心，成了频频越狱的心急于挣脱的藩篱，宁愿冻馁宁愿露宿也不要做某种意义的囚犯，这就是他们那份独特的悖逆。为了不让他们成为冰天雪地里一具随处可见的僵尸，夜巡的警车只好在料峭的冬夜把他们强行捡拾进救助中心，翌日再依次排放出来。遗漏是难免的，遗漏在城市的某一角落就永远在生命花名册里消失了。
自由的心却是无怨无悔。关于社会不公的谴责乃至种种道义说教随之成为无的放矢。
那个晦暗的黄昏也许是偶然的佐证。路灯烛照下的街角，一对母子在寒风中对峙。母亲穿着羊绒大衣，银灰的头发高高绾起，露出白皙的耳轮。皮肤是细腻的，容颜气质是高贵的，一看就是从深庭大院走出的女人。儿子却一身杂乱行头，头发与胡子纠结成乱草，肩上负着沉重而褴褛的背囊。母亲一遍遍央求儿子回家，哪怕仅仅只在燃烧的壁炉前共进一次晚餐。她扯着儿子袖管，眼圈红着，唇边细皱深深浅浅。儿子迎风而立，粗砺的脸叠印在阴郁的暮色昏黄的灯影里，轮廓坚硬而神思邈远。他像一堵石墙挡住母亲，对苦口婆心无动于衷，他的目光里没有对家对亲情残余的一丝眷恋。他从母亲手里抽回自己的袖管，掉转头默然离去，只把冰冷的背影留在母亲怅然的视线里。
家找不回自我放逐的灵魂，浪子一如既往背着行囊选择他的流浪。
我不知这对母子间曾经发生过什么，猜测是漫无边际的，可以是厌倦了富家子弟中规中矩失去挑战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是浪漫爱情的破碎，人生意义的迷失，或者什么都没发生，不过心的隐秘处一次不经意的顿悟……生活由此改变。然而之于我，用中国目光东方思维来解读，总有一份伤感的疑惑。
还有一次，在邻居太太家饮下午茶。门铃揿响，一个神情拘谨的男人被带到我们面前。他站在地毯中央，两手捧了一只软皮女式挎包，低头，目光垂地，决不逾越脚下那圈图案而窥视客厅四周，是无可挑剔的礼貌。邻居太太打量他，浅蓝的眸子亮了，天呐，不是我丢失的包吗？男人点头，毕恭毕敬把包递过来，像是送出一个珍宝。兴奋的邻居太太手舞足蹈，这个包在巴黎的露天咖啡座上不翼而飞，一周后居然失而复得，包里的一切都在，包括身份证，驾照，支票簿，信用卡，家门钥匙，甚至还有那个鼓囊囊装了十好几个硬币的小兜。失物归还在这个社会是平常的事，可眼前这男人分明是个流浪者，靠了捡拾为生，这就有了些不寻常。况且，依循身份证上的地址从巴黎搭了地铁快线寻寻觅觅找来，来之前还要专门洗了浴，去掉隔宿隔夜龌龊的气味，把蓬头垢面修饰一番，像赴一个郑重其事的约会，实在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用了一番心思的。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仅仅拾金不昧吗？
邻居太太上楼取下她的另一只手袋，从钱包里掏出一百欧元的纸票，连同那个装了硬币的小兜一并递给那个男人。她诚挚地说，谢谢您送回我的包，我很幸运。男人始终不吭声，缩了缩手，把钱接了过去。
他走了，我们在下午茶里议论。一百欧元是他预期的收获吗，如果没有这张纸票，他会不会对维芮柰之行懊丧而悔不如干脆侵吞了这只包并用支票簿来一次随心所欲的大购买？仿签名对他们应该不是难事。邻居太太则说，即便是钱，他也要用尊严换取。流浪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人格低下无涉。是的，在他拘谨的外表下，洞开的心灵之窗却大度而安然，眼神里竟不见尘世的卑微。从此，我再不敢用同情、怜悯之类的目光去看街墙边蜷缩的每一个身影。
后来邂逅了那个名叫卡莱的流浪女，更让我窥见这个族群里闪耀的人格之光。我在蒙马特高地一家餐馆用餐，长窗对了地摊画家挤挤挨挨的岱尔特广场。卡莱走进来，在我对过坐下。她披一件破旧的粗呢大衣，短发支楞着，嘴唇苍白，眼圈道道黑痕。如果我猜得不错，您在流浪？她目光发直，舔着脱了皮的唇，您能请我吃三明治吗？我饿极了。这是一个唐突而不算过分的请求，我很愿意满足她，还额外地添了一份沙拉。她狼吞虎咽扫荡了杯盘里的一切，憔悴的脸上有了红润。我又叫了两杯咖啡与她对饮。她启齿而笑，眉梢一跳一跳地对我说，没什么可以谢您，说说我的故事吧，或许您愿意听。她目光犀利，猜出了我的职业兴趣。
然而这段关于过去的旧事，绝非花好月圆如她娓娓道来那般从容淡定。她出生世家，索邦法学硕土，五年律师生涯里赢过多场诉讼而小有名气；她丈夫也是律师，双双穿了神圣的黑袍穿梭于法庭，是界内公认的一对青年俊杰。后来有一天，这对俊杰同时受理了一桩强奸杀人案的双方辩护，夫妇不幸成为对手。法
庭对手是残酷的，意味着情感与正义的较量。那个星期五最后一场庭审对她真是荡涤一切的暴风骤雨，因为受害者的贫穷弱势，也因为证据不足使她的辩护失去制胜的利剑，更因为被告有着强大而不可摧毁的后盾以及丈夫滔滔不绝的雄辩，她败诉了。凶手无罪释放，死者冤不可伸。面对胜者的趾高气扬，面对法庭的庄严，她的心抽搐成一团。送走死者抹着眼泪的老母亲，她站在八面来风的台阶上发愣，正义在哪里？回家，丈夫对她说抱歉。他明明知道他的辩护人是有罪的，却必须用智慧愚弄法律，来赢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