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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却必须用智慧愚弄法律，来赢这一场以金钱为杠杆并会为他职业生涯带来声誉却违背良心的灰色诉讼，负疚与得意在道德天平的两极晃荡。她背过身去，不接受他的道歉。赎罪都过于轻妄了，何况泛泛的一声道歉。黑夜来临，她与丈夫并排躺在床上，曾经休戚相关的那个躯体遥远得像一块冷石，遐想破碎了，整个世界冰雪消融般坍塌下来。一次次拷问自己的灵魂，充溢了罪恶的感觉而无以逃遁。于是她从黑暗里坐起，拉开门，走进了苍茫夜色。
她就这样把自己与正义一并放逐。
放逐是为了救赎——自身的道德救赎，何其惨烈。代价则是生命的全过程。我深为她的良知感动。她却笑得有一丝苦涩，总该有人下地狱的。
如果流浪也算一种磨难，我想对于她这样的人，或许真能在痛苦的自由中洗涤出更为脱俗更其高远的人生况味。
你好，忧伤
萨冈去世时，我正在诺曼底她那个西部小城里漫游。奥弗勒是曾经繁荣的港口，蜿蜒的石板小街穿行在古老的教堂与行将废弃的港湾之间，有着中世纪的魅惑。这个城市一直络绎不绝吸引着欧洲人，尤其法国本土的游客，仿佛陈年酒窖，蕴藏了岁月悠远醇厚的气息。萨冈像只倦鸟憩息于此，自有她的道理。
是医院门口连绵摆放的花束告诉我这个噩耗的。似乎有很多人为萨冈的死而哭泣，原以为都是她的读者，其实不然，哭，终究是为了一个至情至性的女人。
我是在一张黑白图片上认识萨冈的。此前，只知道她是那个十八岁写出青春叛逆小说《你好，忧伤》走红世界，之后著作等身的当代小说家。她仰卧在背对我们的藤编长椅上，双面织的旧毛衣，颈上松松绾条花绸巾，灰白短发披散下来，一只乖乖的猫蜷在她身上，竖起耳朵，很有几分家常的随意。脸转过来，上面爬着细皱，灼灼的回眸是走过了风雨的疏离与不老的质疑。她已当然不是那个青春、腼腆而又桀傲不驯的富家少女。几十年狂飙似的挥霍让她看起来苍老疲惫，却是不肯停歇，尘埃落定从不在她的人生概念里。比照自己影子般相随的落寞，就有了走近她的一丝念想。
萨冈后来的三十多部书，其文学意义都没超出《你好，忧伤》，就像夏天假期里的爱情，随风而过。所以连她自己也说，我缺乏天才，我想成为司汤达，却不是，我只能还是萨冈。但作为女人，她是无法复制的异类，大手笔恣肆汪洋写出了人生的极致。十八岁新星耀眼文坛的同时，五百万册的全球销量也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年轻的百万富姐，以后的生命就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旋，挥霍青春挥霍金钱也挥霍情感。她飙车，在赤脚的极速里体验血液由心脏循往指尖与眼皮的快感，把那辆名贵的美洲豹开得风驰电掣，终于仰翻在高速撞为烂铁，自己则被铸成一个石膏人绑在医院铁床上苟延残喘。死里逃生，她又迫不及待穿梭于咖啡酒吧饮酒抽烟高谈阔论，聚集各路朋友通宵达旦躺在自家地板上论诗作画拨弄吉他，直至尽了兴，掏空银行账户，才躲进一隅闭门谢客不吃不睡不接电话只抱了打字机噼啪作响。她一本本出着新书，一轮轮换着新车，然后戴了首饰穿得鲜鲜亮亮去卡西诺豪赌，赌输了也不沮丧，照样笑声清朗，把车飙出一阵疾风。她的情感世界云一般飘游无定，从不相信爱情永驻，视为“病态的迷醉”，她也不以为女人最好的角色是为妻为母。爱时热烈地爱，去时潇洒地去。她有过两次婚姻，都无疾而终，留下一个美国俊男的儿子，在晚年里与她通着淡淡的信。她住腻了巴黎，住腻了南部摩登小镇圣托贝，尽管许多名人包括毕加索在内都是她的邻居，才用一夜之间从水城大西洋卡西诺赢来的八百万法郎，在诺曼底浓郁的绿里买了豪宅安下家。尼古丁不够刺激了，她又开始吸毒，因此走上法庭；吸毒吸没了钱，就逃税，被罚了一屁股的税款。家产荡涤一空，只好把原是赌来的靠近奥弗勒的那座豪宅卖掉。富有的朋友为她买下这房子，买下了又无偿借给她，总算让她不至于颠沛流离而终老有依。张爱玲的晚景有其相似之处，却没有她的运气。
人说，萨冈所做的一切，就是毁掉一生的辉煌。恰如她自己在法庭所陈述；只要不伤及他人，我相信我有权自毁……。
我与法庭一样无以作答。无论对毒品是如何深恶痛绝，无论对萨冈有多么惋惜，她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她的活法来自本我的需要。至少，她活出了率真，活出了悖逆，活出了行云野鹤，活出了生命本质的精彩。而我们这一代中国女人，歆羡也好，不屑也罢，又有谁在真正为自己活。
我们会在年老拄了拐杖时还穿着洗毛了的牛仔裤，系起白衬衣的下摆竖领敞怀吗？
我们会以老女人的姿势动辄攀上窗台，晒着太阳一边读书一边抱了打字机写书吗？
即便年轻，我们会在儿子周岁时牵了两匹马走进客厅让邦邦1号和邦邦2号轮番去舔儿子粉嫩的笑脸吗？
自然不会。类似的想象都不可能。这就是境界。这就是区别。
已故总统密特朗曾是萨冈的密友，萨冈住巴黎时常在政务之隙去她家里小坐，或者共进午餐。如果恰逢主人心情怠惰，就会拒绝不见，轻轻一拂手，就把一国之统关到门外。对于心高气傲的萨冈，上门来的总统与流浪儿同属一个概念，那就是朋友。人与人，气象是多么悬殊！
如果赞美谁，中国会说，某某是个非常好的人；西方则说，某某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价值判断的坐标从来不同。萨冈就是奇特的人，她只能成就于法兰西。
萨冈死于肺栓塞，终年六十九岁。她曾说只需活够四十岁。上帝给她续了三十年悲欣交集的一条长路。
回返时，车开出奥弗勒，我们绕道去了十多公里外事实上只是萨冈借住的那幢大房子。绿树掩映中，园门静静闭着。有众多人来来去去，把手里的鲜花奉上，却是一片肃穆。耀金的暮霭里，飞鸟低回，花色绚烂。
一个微笑——忧郁、神秘、疏离，却充满了快乐。这是前总理给她的悼词。
无处不在的邂逅
人说塞纳河是邂逅的摇篮，这话不夸张。
走在巴黎街上，你总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惊奇、惊异、惊喜，庸常乏味的生活便秀出一缕别样的光影而有声有色起来。即便已对那些雕塑那些名胜那些购物如朝圣的外来人群熟视无睹，你依然无法排斥暗流涌动中每一个常新细节带来的冲击，日渐麻木的心不得不抖擞起来去一一感受。
比如说，一个忧郁的夏天你正愁无法外出度假，一片黄灿灿的沙滩就彩虹般铺展到面前，塞纳长堤转眼间变成了热带雨林阳光海岸，让你跨出家门就晒足了日光浴。又比如，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清晨，连绵的街道突然就被先锋的装置艺术招了安，裸出可谓狰狞的诡谲荒诞之气，宛若一不留神误入了鬼魅之城。还比如那个白夜，铁塔顶端莫名多出了一个居室，彻夜亮了灯，里面走动着穿了睡袍神情慵懒的一个女人，静候好奇的人们排了长队登塔与她娓娓叙谈——欲盖弥彰的暧昧。再比如，走累了坐在歌剧院台阶上歇脚，迎面扑来庞大的一支游行队伍，鸣着喇叭奏着音乐，甲壳虫般画满了符号的各类彩车载了一拨一拨的奇装异服，喧嚣之声不绝于耳。细看，竟是同性恋大示威，向生活讨要常规认可。巴黎市长与相关政要走在队首，白色体恤涂了醒目的血色，分明是再度攻占巴士底狱的气势。高耸入云的纪念碑仿佛戳在队伍中间一面凝固的战旗……
如果说这类邂逅还带有距离圈定的广义的朦胧，咖啡馆里时刻发生着的种种才是生活常态细致人微的甘苦零距离地品咂与体验。被眼下中国定位于小资、时尚的咖啡馆在巴黎却是最本真最俗常的一个所在。没有咖啡馆，巴黎的意象似乎都沉沦了。这些街角的星罗棋布之中，纵然不乏奇遇与神交，却有着俗世的浑浊人类的体温与生命本能休戚相关。
谁都逃不了，即便无意寻找浪漫者如我。
那时，刚到法国，像一粒微尘抛在异度空间，没了桨，也找不到航标，在茫茫人海中近乎枯竭地喘息。有一天，我整下午都坐在如今已记不得名的那家咖啡馆里发呆，抓不住的阳光在浅淡的暮色里渐渐消遁。有法国女人从隔了桌子的另一头走过来，顶了一头炸开的猩红色鬈发。她在对过坐下，就那么微笑地看着我，她说，您看起来很忧郁，需要帮助，是吗？我点头，又摇头。我想说我为生计发愁，需要一份工作，然而丢弃了母语，我竟连自己的双重困境都无以表达。她读懂了我的表情，把我冰凉的手攥在温热的握中：我的建议是先学法语，再找工作。她掏出笔和小纸片，刷刷写了一行地址电话递给我，如果愿意试试，来找我，我叫莫尼卡。说着，按了按我肩头，起身走了。就那么几分钟的邂逅，像是一个梦，让我突然就攀到了接纳的岸。第二天，按图索骥找到了莫尼卡和她执教的语言班。四个月一期的全日制语言班设在第七大学，就学期间政府某机构还发给不低的生活费。先是学生，后来成为朋友。知道她是“封疆大臣”——将军的女儿，却一直热衷于移民融入，抵制种族歧视，大学毕业后还去非洲呆了好几年，教那里的黑孩子识字学文化。她对我的启蒙不仅仅限于法文的ABC，更是关爱与怜悯的人道主义情怀。
另一次，是饮了咖啡将要离去的时候，一位不年轻的男人多少有点唐突地拦住我，面容清癯睿智，不像拈花惹柳之徒。他礼貌地对我说，对不起小姐，愿意接受我的邀请看电影吗？作为电影发祥地的巴黎不同于中国或其他城市，电影院从来不是谈情说爱之处，巴黎人看电影更像参加一种人生仪式。但为什么是我？老男人反问，看中国电影，您难道不是最佳选择？我心境大好，与他并肩走进了横街的电影院，恍若一对老熟人。记得那次放的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那男人在我邻座看得津津有味，我们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影厅里观众满满的，却也是鸦雀无声。散场后，我们在影院门口告别，他握住我的手，情绪似乎仍在巩俐、张国荣的悲欢里，喁喁地说，谢谢您陪我看了最好的电影……他的背影很快在人群与市声里消失，让我不由生出几分怅然。事实上，银幕下观众之间是无法交流的，那么他特意请了我来，找的就是陪衬的一份中国背景与中国感觉？
再后来，我在失业局门口被一辆奥迪的倒车镜磕了一下，歉意的车主猜出我需要什么便给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其实不算工作，不过一周几个下午陪伴他年迈的父亲散步，仿佛只是付我薪酬的一个理由而已。父亲是位经历过二战却面目慈善的老兵，我叫他贝嗄先生，阿尔萨斯人，退休前是德文翻译。他宽厚待人，一肚子沧桑故事，我像女儿伴了他整整三年，直到他去世。他是年过九旬看着电视无疾无痛溘然长逝的，我相信那是上帝对一个好人的赐福。葬礼上，才知他竟是犹太人，纳粹杀戮时隐名换姓才劫后余生，曾经的苦难都被善良的宽恕紧紧包裹起来。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在缅怀的同时，依然庆幸那个把我带给他的车祸。磕了一下巴的血，换来的却是难得的人生际遇。
我的一位中国友人说得好，因了不期而遇，世界变小了，巴黎变大了。
他住在左岸拉丁区以前萨特住过的那栋老房子里，房租很贵，却津津乐道。楼下那个名叫“勒·波拿巴”的咖啡馆就是杜拉斯生前总来饮酒喝咖啡的地方。萨特却是情愿多走几步，去附近的“花神”，“双偶”则是他约人聊天的沙龙，每每从窗口探出头，见文友已在咖啡座上端坐，就噔噔走下楼。“双偶”的雕塑是两个瘦小的中国人，标志这家老牌咖啡馆与东方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几乎是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虔诚地走进这些咖啡馆，坐在那些老派文人坐过的咖啡座上，呼吸他们留下的气息，感觉他们深邃的人生了悟。怀旧不再是臆想的奇遇神交的片段，咖啡浓香里成就的是思想的薪火传承。
我与我的先生也在“双偶”相逢。但我们都已不是寻找思想和浪漫的年纪。我一袭风衣，他一件夹克，是孤独偶然把我们牵引到这个永远都是熙熙攘攘的热闹中来。或许是我的中国气质契合了双偶的某种暗示，他从邻桌换到我对面，半杯啤酒晃出了白沫。他对我娓娓讲叙萨特和波伏娃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我却有一大半听不懂，时不时就要愚笨地去翻字典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