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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那里就发生了兵变，其原因很简单，军队没有粮饷。当时中央无力，财富均被各级官员和地主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则建议用内帑（即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从此对袁崇焕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
皮岛是辽东南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北可联清，东可控朝鲜，西南则可卫护胶东半岛的蓬莱、登州。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满清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还贪污横行不法，并曾写信给皇太极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袁崇焕为了安定形势，消除隐患，便于明思宗崇祯二年（公元1623年）七月伏兵捉住了毛文龙，宣布了他的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
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十分惊讶，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清，就未加责备。
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明思宗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西，从西路直奔北京，经过艰难的行军，攻进了长城，进迫遵化，明军纷纷溃退。清军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雍自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也战死遵化城下。清军攻下遵化后，直扑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清军退路。袁崇焕于十一月十日抵蓟州，但清军绕过蓟州西进，接连攻下三河、香河等城，袁崇焕又急忙带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清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满清军队接战。
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已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满清军队接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满清军队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
崇祯见满清军队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满清军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拚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倾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
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甚至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满清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此时，满清军队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泼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清人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竟有人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兵”，石头还把士兵砸死砸伤。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就在这以前，清军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成等人监守。这三人是归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吗？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崇祯听了这些话，以他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三天之后，圣旨到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有的将士还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
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深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作法于情理不合，既不奉明诏，于狱中发书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作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你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你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京，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了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二十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卢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辩冤求情的人极多，纷纷上书，连孙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梦，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清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作出决定了。不，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清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一般认为，袁崇焕之死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收买袁崇焕部将谢尚文伪造通敌证据而致，但细细推测起来，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崇祯刚愎自用，如无他的授意，一个小小的温体仁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杀袁崇焕。恐怕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崇祯刚愎，不肯认错，不肯作服输的表示吧！刚愎之君，崇祯至为典型，后来在同李自成的反复较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虽宵衣旰食，面上绝无昏庸淫乐之君的样子，倒是显出一副明君的派头，但细细想来，他所作决断大多出于一己的猜测，且不听人言，心胸极其狭窄。在杀袁崇焕十五年后，崇祯自缢于煤山，其时只有一太监相随而死，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
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群众的眼睛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是亮的，但芸芸众生，眼睛时刻都是亮的吗？“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若袁崇焕英魂不泯，他是怨清军、怨崇祯、怨温体仁还是怨民众？抑或无所不怨而又一无所怨呢？若发一声历史的浩叹呢，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若想去解释一下这漫长的古代史，就会发现哪种理论都无法使人满意。也许，它本来就是一茬无头的冤案！
第三编 看待政治与道德的学问
1文人与侠客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关于侠客人格，中国的文人最为敏感，也许是由于侠客与文人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一脉相通的缘故吧。中国的文人对侠客最为向往，如唐朝诗人贾岛就这样说过：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不过，这是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真有急难，千万不要求这种人。
文人之无用，历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心肺。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弃笔从戎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在加油鼓劲。令人敬仰的大诗人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泽至今，但苏轼一生未亲临过战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水泊梁山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金谭金首铁剑身。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唐/杜牧/赤壁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形象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做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然的。
“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之，以至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况且文人还要从根本上去铲除不平。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侠客。虽然始终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精神侠客的存在，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山戎·青铜短剑
剑乃兵器之王，唯有德者可佩之，德寡者佩之，反受其害。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侠客来救补，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他们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绝如缕。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决心，一时间侠风复炽。看来，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正是因为文人（书生）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人们羡慕做官，愿意做官，但又从心底里透着对官的反感与批判，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那就更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软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祈求侠客，古已有之，亦于今为烈。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