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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拉米扬元帅战争回忆录
致读者
在人的记忆中，遗憾的是会遇到许许多多敌人，它们虽然缓慢但又确确实实在消磨人的记忆。无情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敌人之一，它使人们把往日生活中许多有趣味、有教益的事一点一点地抛在脑后。有时，新的事件和新的印象会不知不觉地迫使我们按另一种方式去思索经历过的事情，于是，在久已流逝的岁月中所发生的事件，就会突然使我们感到它们有些面目皆非了。很多类似的危险在等待着回忆录作者。我了解这点，不相信自己的记性，所以我在着手写回忆录时，研究了现存的文献，遍访了各次事件的积极参加者。
我写的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事。这次战争将永远在我们这一代人乃至我们的后代中引起无穷的兴趣。在有史以来最激烈、流血最多的这次武装冲突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坚不可摧，苏维埃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我国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特别鲜明地显示出来了。
我们总是带着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回忆着苏军自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大会战起，一直到战争胜利结束时所取得的辉煌战绩。
人们非常重视这些战役的描述，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有些人只看到我军在初期战事中由于侵略者突然袭击而屡遭失利，他们感到十分迷惘。不应该忘记，正是这些严峻的日子向全世界令人信服地表明，苏军在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可以经受住任何最严峻的考验。苏军将士的勇敢无畏，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使敌人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破产。
全世界都知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即使在不那么复杂的条件下也很快就土崩瓦解，并向侵略者投降了。因此，希特勒德国才能在较短时间内侵占整个西欧。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了法西斯头目的头脑，使他们由此产生了六星期内消灭红军和征服苏维埃国家的妄想。
我想告诉读者，这个强盗计划是如何从希特勒各集团军越过我国边界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遭到破产的。
我之所以决定自己的回忆录从战争前夕写起，并将战争初期的事件（1941年夏我在乌克兰，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作为基础，就是这个缘故。遗憾的是直接领导基辅方向军队作战的最著名的几位军事首长，都在1941年9月底壮烈牺牲了，因此，所有公开发表的涉及乌克兰战争初期情况的材料，都只是以不能完全反映事件真相的文件作依据的。
战争前夕，我曾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该军区在战争第一天便改组成为西南方面军。我不仅有机会直接参与制订战争前夕军区的作战计划，而且有机会直接参与组织指挥1941年夏季我们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时，在北乌克兰广阔领土上进行的战斗行动。
促使我动手写回忆录的因素，是因为我真诚希望告诉广大读者，苏维埃人如何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作战，抗击法西斯德军背信弃义的进攻，如何发扬英雄主义去履行自己对祖国的军人职责。
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共同斗争和共同经受最困难的考验那样加深友谊。但是，虽然我在写直到现在我还激动地怀念着的人们，我们努力做到极端公正而准确，即如常言所说，“朴实无华”地去叙述那些由我作证的事件。
每个动笔记述往事的人都明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是多么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你会觉得你所在的那一级的行动是合乎逻辑、易于解释的，而相反，其他级的行动则是难以解释、甚至是错误的。我想摆脱这样的主观主义。因此，我努力象评价自己的行为那样去评判各位军事首长的行动。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战争初期的事件，我决定从战前几个月中基辅特别军区的情况入手，写我的回忆录。
伟大卫国战争持续了一千四百一十八天，书中仅分析战争的头一百七十八天。这实际上只是战争的开始，本书即由此得名。
在这一百七十八天中，红军不单是遭受挫折，而且也打击了敌人，学会了战胜敌人。我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西南方面军为例证实这点。
我特别试图解释我军最高统帅部在西南方面军主力受到合围威胁时，尽量推迟该方面军所属几个集团军由基辅地区撤出的原因。读者可以确信，虽然我军经过七十天的英勇保卫战之后不得不放弃了乌克兰首都，但是抵抗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猛烈了。由于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方面军在基辅－哈尔科夫方向又夺回了一个宽阔的地段。
我想澄清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西南方面军1941年10月由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一线东撤，似乎是因为在9月底和10月前半月日趋激烈的战斗中受到了挫折。我将用雄辩的事实向读者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阅读大量伟大卫国战争文献时，我注意到，甚至军事历史学家也不完全明了作为我军最初几个大规模进攻战役之一的罗斯托夫突击的企图是如何产生的。我曾有机会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光荣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因此，我努力详尽地叙述了战役指导思想是如何产生和贯彻的。
西南方面军右翼在叶列茨附近的进攻，成为我叙述战争初期的最后一个事件，并非偶然。这一进攻实际上是粉碎了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的莫斯科大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规模较小的战役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不仅因为它有其独特之处，而且因为它是汇成将敌人冲离苏联首都的强大洪流的小溪流之一。
当我将自己的劳动奉献给读者评判时，我和每个作者一样，希望读者不要无动于衷，希望他们永远记住那些对祖国忠诚地履行了自己义务的英雄战士。
我深深感谢我的所有战友，特别要感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尔涅耶夫上校。尽管公务和社会活动繁忙，我仍写完了本书，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帮助。
作 者
译者的话
此书是苏联著名军事将领、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1897—1982）根据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亲身经历写的一部战争回忆录。
作者在战争爆发前经朱可夫推荐到基辅特别军区（战争爆发后改为西南方面军）任集团军作战处长，并很快升任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战争爆发后历任方面军参谋长、司令员。战后历任国防部副部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长等职。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巴格拉米扬所在的西南方面军在德军突然袭击下损失惨重，特别是基辅一役，该方面军四个集团军被合围，仅小股兵力突围成功，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等均战死，巴格拉米扬是突出重围的少数几个负责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以见证人的身份，并引用了大量文件、记录、来往函电等档案材料，详细介绍了基辅军区在战争前夕应付德军进攻的备战措施、西南方面军在战争头几个月中作战失利和重建后展开反攻的情况，记述了苏军高级指挥员，其中包括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人的活动，肯定了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贡献，分析了战争时期苏军失利的原因，歌颂了苏联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业迹。这些资料，对军内外读者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历史教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巴格拉米扬在本书中以很大篇幅介绍了战时苏军高级司令部的工作及各次战役的准备和组织过程，反映了苏军的许多观点，可供军队读者研究苏军战役法乃至战略指导思想参考。
为了使军内外读者都能顺利阅读本书，译者择要作了些注释。译文和注释如有不当，祈望读者指正。
1．重返部队
我离开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①，由日托米尔市来到莫斯科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已将近四年了。我们班共有十三人。朋友们打趣说：这是不吉利的数字②，别想指望成功。但是，预言并没有应验。大家的学业都还顺利。不错，“魔鬼的一打”不久就变成了普通的一打：有一个学员由于成绩不好退学了。
①布利诺夫（1892—1919）是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第9集团军骑兵群司令员。他战死后该集群被改编为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译者注。
②按欧美等地的迷信说法，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被称为“魔鬼的的一打”。——译者注。
军事学院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教学的成绩可由我们班一些学员成为该院教员这一事实得到证明。最先补充日益减少的教学干部的学员，是爱沙尼亚人、旅级①约翰·别布里斯及上校尼古拉·叶梅利亚诺维奇·斯维里多夫、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斯科罗博加特金等，他们学完第一学年后很快就转任教学工作。我们的班长、旅级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克利莫夫斯基赫和老练的飞行员伊万·尼基福罗维奇·鲁赫列少校，也在他们之后踏上了这一艰难的道路。
①这里的旅级指的是军衔，而不是职务。苏军1935年实行军衔制后，起初只设元帅和校、尉军衔，未设将军军衔。高于校官的军衔依次为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军衔也相应分为旅政委级、师政委级等等。1940年5月进行部分改革后，师级以上军衔依次改为少将、中将、上将、大将，但旅级仍保留，政治干部军衔也未变，一直沿用到1942—1943年实行统一的军衔为止。本书涉及的军衔很复杂，读者可据此进行对照。——译者注。
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而且已在等待派往部队，可就在这时我也突然被建议留下担任该院主任教员。尽管我没有特别的奢望，但还是同意了。
我教了两年课。工作很正常。我同教研组一起熟悉了新的职责，看来，任何东西都未曾影响我对自己境遇的满足。但是，就象一个游牧人总想离开住久了的地方一样，我这个在沸腾的部队生活中同无休止的演习和行军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也开始渴望回到习惯的如意环境中去。对于妻子，我不想过早用我不安分的幻想去扰乱她。她和所有做妻子的一样，更安于平静的定居生活，希望孩子们能正常学习，而不是频繁地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
我进行了几次尝试。但没有结果，每次都被婉言谢绝了。
有一次，我同阿尔古诺夫交谈。我们很羡慕从学院毕业后到部队的同志。旅级B·E·克利莫夫斯基赫脱离教学工作后，当上了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我的好朋友，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科罗廖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的军事交通部长。曾同我们一起学习的特罗菲缅科上校，则已获得师级军衔，在指挥中亚军区了……
“我和你，”阿尔古诺夫苦笑了一下，“很快就要变成有学问的可怜虫了。就象俗话所说，没有说我们的故事，也没有唱我们的歌。但人们还会说……会说：这些可怜的理论家，脱离部队生活……其实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我本想提出异议，说当总参军事学院的主任教员也是崇高的荣誉。但是，另外的念头却不知不觉地袭来。我们这儿有时确实不知因为什么轻视在军事院校、国防人民委员部①直属机关甚至总参谋部工作的指挥员。这种作法有时便使年轻有为的军官不愿意以至害怕在中央直属机关任职，担心五年后突然比毕业后到部队工作的同学“落后”。
①即今国防部。——译者注。
那个时候，在院校和中央直属机关任职同在部队任职的人之间地位上的差别十分显眼。
我在军事学院的四年内，很少有教员晋衔，而那时他们的学生在部队却得到了令人眩晕的提升。
我和现在知名的军事首长、我的老朋友米哈伊尔·伊里奇·卡扎科夫大将，是一起由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来上军事学院的。记得当时他是少校。一年后，米哈伊尔·伊里奇中断学习到了中亚军区。又过了两年，我便要高兴地祝贺他被授予师级军衔了。
过去常有这样的事。很遗憾，现在也还有……
“你听说了吗？”阿尔古诺夫问我。“朱可夫大将被任命为基辅军区司令员了。假如给她写封信，会怎样？难道他不会帮助老同学吗？要知道你不是请求来莫斯科，而是请求去部队……”
我思考着朋友的建议。的确，我同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早就熟悉。我们同时指挥过骑兵团，1924年至1925年还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但是，我很不愿意连这样的事也利用人们所说的私人关系。就在这时，我的同学鲁布佐夫少将突然到莫斯